文革內幕榨出多少真相

2011-05-24 14:51 作者:宋永毅

近年來，香港新世紀出版社連續推出了原文革中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邱會作和黃永勝等人的回憶錄 --《邱會作回憶錄》（上下冊）和《軍人永勝》。連同香港北星出版社近年來出版的《心靈的對話》、《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上下冊）等，在中共官方今天還繼續掩蓋文革真相的大背景下，從難得的角度、通過有份量的當事人的回憶，拉開了一角上層的黑幕，更為千萬讀者歸還了他們早就應當有的公民知情權。

值的一提的是：邱、吳、黃等人在文革中原來都是「革別人命」的最革命者，且位居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尊。但文革作為一個不斷革「革過命的人」的命的無休止的絞肉機，最終把他們也吞吃了進去。這樣，他們才有今天的覺悟，秉筆寫下了這些歷史真相。從這一意義上來說，讀者似乎也應當「肯定」或「感謝」一點文革。因為沒有這類「革了所有人的命」的瘋狂革命，邱會作、吳法憲等人完全可能像中共的其他高級幹部那樣，把那些殘忍血腥的內幕作為黨的最高秘密帶入到墳墓。

是林彪想搞「政變」，還是毛澤東準備政變？

這些作品裡最有歷史價值的的回憶，無疑是對長期以來中共官方指責林彪要搞「武裝政變」的有力否定。例如，長期以來，林彪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提出的「設國家主席」的政見被官方視為「反革命政變的政治綱領」。而吳、邱兩人的回憶就詳細地告訴讀者：其實毛澤東關於是否設國家主席的主張也前後反覆，出爾反爾。倒是林彪，在一旦認識到毛澤東不想設國家主席其實是不想給他留位子後，在廬山會議上只是附和其他三位政治局常委，如周恩來、康生、陳伯達等人的意見。但是毛澤東仍不放過，事後還是把它作為「反革命政變的政治綱領」來批判。廬山會議以後，林彪也很少和黃吳李邱聯繫，更從來沒有談論過什麼「政變」的具體計畫。簡言之，說林彪等人策劃了反革命政變是莫須有的。林彪在廬山會議後的態度，不過是「不說話，不干擾，不自責」而已。

然而，林彪沒有想搞政變，不等於毛澤東沒有開始搞政變。如同邱會作所分析的：即便沒有「設國家主席」和「天才論」之爭，毛澤東也照樣會找出另外的藉口來「拿掉林彪」。因為九大以後，毛澤東對林彪所代表的軍人集團在黨內的迅速坐大就已經心存狐疑，準備動手了。廬山會議以後，一方面毛向做了檢查的黃吳李邱表示「事情到此為止」；另一方面，又在南巡中大造整肅林彪的輿論。據邱會作的揭露：毛甚至在武漢軍區公開挑動劉豐在未來的九屆三中全會上直接向林彪發難。一個黨中央的主席，未經政治局和中央全會的討論，在全國範圍內不遺餘力地散佈整肅中央副主席的言論，並積極進行軍事和組織上的佈置，就已經是一場政變的預演了。

幾代中共領導人集體製造的假案

一個問題會被自然地提出來：既然根本不存在著一個想搞「武裝政變」的「林彪反革命集團」，為什麼至今得不到平反？毛澤東難道真的相信有武裝政變這回事嗎？答案是否定的。據邱會作的回憶：毛澤東在「九一三事件「後就說過：「要感謝林彪，感謝林彪為我幫了一個大忙！這件事情的開始和結束，都由他自己解決了，把問題全部處理好了。為林彪的死乾杯！」換句話說，毛是有意製造這一假案，以便林彪為自己文革中的全部錯誤揹黑鍋。

但是，林彪案的審查前後經過了「中央專案組」（毛澤東和「四人幫」）--「高檢預審組」（華國鋒）--「中紀委」 （鄧小平）三代領導人，結論卻仍然是空前一致的：「反革命集團」，這就不是以毛的個人意圖所能解釋的了。雖然邱吳的回憶錄中也做出了一些解釋，但給人的印象都還是淺嘗輒止的。正確的解釋應當是：從毛到鄧的幾代中共領導人，都還堅持著同一的「路線鬥爭」的深層思維，即把黨內不同意見的分歧和交鋒無限誇大為 「革命」和「反革命」的殊死鬥爭。

這樣，戰勝者一方就可以根據現實政治需要，製造出一個個「反革命集團」來作為自己「偉光正」的鋪墊。從這一意義上來講，中共歷史上的十多次所謂的「路線鬥爭」，也大都是類似的冤、假、錯案。

一些值得注意的傾向

歷史研究中切忌非此即彼的簡單黑白論。當我們說「林彪反革命集團」案是一出假案時，絕不是說林彪等人在文革中的所作所為就是正確的了。在邱會作等人的回憶錄裡，就流露出當事人過於抬高和美化自己和自己這一派系文革表現的傾向。例如，邱會作就把他們和江青、張春橋等人的政治分歧提高到「為保衛黨的領導權和江青一夥奪取黨的領導權的鬥爭」。他還常常自覺不自覺地把林彪和他們自己寫成是反文革的領軍人物。這些寫法都漠視了一個基本的史實：毛澤東選擇林彪作為自己的接班人，同意黃吳李邱進入政治局、並把持軍委辦事組這樣的要害部門，絕不是因為他們反對文革， 而是因為林彪和他的部下最積極地支持了他的文革。至於具體的文革怎麼進行，尤其在軍隊中的深入，在林彪和江青等人之間確實存在著不小的矛盾。但這些也大都是封建王朝中在服從絕對皇權下的文臣和武將集團間的互相貶低和攻誹。當讀者看到這些回憶錄的當事人自覺不自覺地把它們也提高到「路線鬥爭」的高度時，我們又不無遺憾地感到：即便在這些共產黨內的受害者的腦中，也還無法擺脫中共「革命」和「反革命」二元模式的深層思維。

如果說當事人在回憶錄中難免有選擇性的記憶和自我美化的傾向，那麼研究者在為一個歷史沉案翻案時所說的一些過分的評價就更值得我們警惕。

林彪的崛起和他在文革前大躍進、大飢荒等問題上積極為毛解脫救駕，在毛對彭德懷、劉少奇等的殘酷鬥爭中的為虎作倀是休戚相關的。林彪在1959年廬山會議上鬥爭彭德懷的發言明明是無中生有地批彭德懷為「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並吹捧毛為黨內的唯一的「大英雄」，但在有些研究者的筆下竟成了一種值得肯定的「正話反說」。

又如，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上，毛因為在大躍進中的一系列狂熱指示，導致了數千萬人的死亡，引起從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數幹部的不滿，正處於政治危機中。而林彪的發言，竟顛倒是非，用心良苦地把大飢荒的造成說成是「沒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的結果。以致毛對此當場讚不絕口，馬上批發全黨認真學習。

然而，今天的某些研究者，則千方百計地為林彪的這些劣行辯護。作為一個文革史的研究者，我既希望推倒「林彪反革命集團」這樣的假案、錯案，又希望我們的研究能有應有的歷史距離，不至於在合理的翻案中引出不合理的研究結果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