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此一時、彼一時」
中共是善於以自身變化來適應環境而求得自己機體的生存。它能很靈活地順應環境、隨環境變化而不斷改變著。
如在國際關係上,中共篡得政權的初期,自己還立足不穩,對建設國家也沒經驗。當時蘇聯是二戰後世界上僅有的二個有經濟實力的強國之一,由於與蘇聯思想體系是一致的,遂提出「一邊倒」,(即美、蘇之間,絕對倒向蘇聯)親密地稱蘇聯為「老大哥」。當時美國對中共還有幻想,希望與中共拉關係,因為中共在抗日戰爭階段,一直對美示好。冷不防中共首領毛澤東寫了一篇「別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美駐華大使)此時只好夾著皮包悻悻離開國民黨首都南京的美國領館了。
直到53年,在被稱為世界勞動人民領袖的斯大林歸天後,國際共產黨之間意見分歧。中共實質上想當「社會主義陣營的頭」,就來個180º大轉變,稱蘇聯為「修正主義」,是最危險的敵人(實指比「美帝」要危險)。而在1950年朝鮮戰爭開始,為了「支援」朝鮮,以「抗美援朝」名義凝聚國內力量。朝鮮成了「唇齒相依」的鄰國,是有著「鮮血凝成的友誼」。沒過幾年,觀點不一樣,連大使也不派了。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對北越稱之為「同志加兄弟、一衣帶水」的鄰邦,到79年則兵戎相見了。在上世紀50年代末,歐洲社會主義國家中,僅有小兄弟阿爾巴尼亞支持中共觀點,從而稱之為「歐洲的社會主義的一盞明燈」,因兩國距離遠,又唱起「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但不到幾年,這盞「社會主義明燈」就熄滅了,都打入「修」字系列(蘇修、朝修、越修、阿修……)。
對50年代稱之為「萬惡的美帝主義」,在上世紀70年代初就公開來往,建立外交關係。從此在20年前被批為「崇美」、「恐美」的一些知識份子也抬起頭來了。
在國內政策上,隨時光的流逝,一些被樹立的、讚揚的觀念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裡的臭水溝;相反一些原來被打倒的、人們望而生畏、談虎色變的東西,隨著星移斗轉、人事代謝,這些原為臭不可聞的東西,變成了眾人趨之若鶩、得之若寶的東西了。如中共一進城,就對地主、資本家開始一次次打擊;「改革開放」後人們對資本家(現在新名詞叫「大款」)投以羨慕、欽佩的眼光,漂亮女孩競相與之相結連理,甚至成其「二奶」也甘願。以前為人不恥的「豪門」,現在「嫁入豪門」是如得了頭彩一樣為人們所欽羨,都認為她有「福氣」。而在「文革」時,湖南有些地方,嫁入地主門的貧下中農子女,也要「就地正法」,真是時代變了,一切都變了。
中共在得政前後,在口頭上始終喊「我們國家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實際上工農並未得多少利益,僅是精神會餐)。過了三、四十年,這面旗子就棄之不用了,扔到垃圾堆上還怕它佔地方了。現在工農已成為國家二等公民,對國家積累財富最有貢獻的「農民工」早已成了「城市賤民」,原城市居民都會鄙視他、謹防他、他們生活條件也很差。當然,他們中也有極少部分成為城市「新貴」,如喝足了煤礦工人血的煤老闆、賺了大錢的包工頭等,他們早已是城市中可以呼風喚雨的「大款」、「大腕」了。
再如「人際關係」也發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舉例如「海外關係」。在中共執政早期,「海外關係」是誰都怕沾邊的。雖說那時中共是打著為窮人翻身解放、謀福利的旗子,但對海外關係就不成了,哪怕你那親戚在海外是窮得要飯的,也怕沾上「特務」嫌疑的邊。不少有海外關係的人,他的親友不敢與他走得太近,怕沾上這「臭氣」。改革開放以後,連國民黨「反動派」的徒子、徒孫,從臺灣來都成了「貴賓」,唯恐侍候有失。要是現在與國民黨「元凶」蔣介石有點沾親帶故的,更是吃香,至少也給你弄個地方政協委員噹噹,哪怕你是大字不識幾個的,而在以前你要跟人講話,都要點頭哈腰、低人三分的,現在你再趾高氣揚,人家都會說,你應這樣嘛,因為你血液裡流著千萬分之一的蔣家系統。
以上這些僅是舉幾個例子,只能讓它「掛一漏萬」了。
隨著時間流逝,歷史上一幕幕虛幻的光華,如浮光掠影似的「你方唱罷我登場」。真是「今是昨非」,傷感歷史滄桑。
不知中共創造了多少「此一時,彼一時」,因為「偉大」的黨永遠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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