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律師與維權人士均無法律保障

自今年2月中旬以來,中國大陸頻繁發生維權律師被失蹤事件。他們被失蹤的時間或長或短,但一個共同之處是這些近年來因為敢於擔當而聞名的律師在獲釋之後都緘默不語,絕口不談被失蹤期間所發生的事。這令關注中國維權形勢和公民社會發展的各屆人士擔心不已。我們為此採訪了香港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執行秘書潘嘉偉先生。

關注組對這些維權律師目前情況十分擔憂:

潘嘉偉:我們關注的是為什麼當局對這些律師沒有採取任何法律程序,(沒有)按照法律程序來處理他們。滕彪被帶走70天,江天勇也被帶走很長時間。其間,當局沒有給出過任何帶走他們的理由。我們非常擔心他們在帶走的過程中,在拘禁期間,有沒有受到不人道的對待。現在我們沒辦法從他們口中知道,因為他們出來以後,不方便說在裡面時的情況。我們覺得,對於維權律師和其他維權人士來講,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情況。

法廣:現在是否瞭解這些已經重獲自由的律師處於什麼樣的狀態?是監視居住麼?

潘嘉偉:他們在家裡受到24小時的長時間監視。但是當局並沒有任何法律程序對他們施行監視居住,因為真正的監視居住要先有刑事拘留,然後,或者取保候審,或是監視居住。但這些只是民事訴訟法裡的規定,當局並沒有給任何明確的說法。所以,我們只能認為,他們被失蹤一段時間以後,當局沒辦法拿到任何藉口來給他們控罪。所以放他們回家,但還是有人監視他們。

法廣:獲釋回家的這些維權律師都表示不方便講話,法律上對他們又沒有任何指控,香港維權律師關注組能做些什麼?

潘嘉偉:非常無奈。如果當局跟從法律程序的話,根本不必擔心這些律師出來以後說話。當局在拘留他們的時候,究竟發生什麼事情,我們都無法去想像。他們在被拘禁期間有沒有受到不人道對待,我們只能是猜測。但是,我們非常擔心會有這樣的對待,或是恐嚇他們:如果他們說了被拘禁期間的情況,他們會承受什麼後果,對他們的家人可能也有影響……所以,他們不能說什麼,這段時間他們只能保持沉默。

法廣:但這樣是不是造成一種局面,就是他們現在是完全沒有保護的?

潘嘉偉:這就反映了現在中國國內這些律師(他們一直是一個很有代表性的群體),他們和其他維權人士一樣,面對的是同樣一種情況,就是他們沒辦法受到任何法律保障。

法廣:被失蹤的時間目前仍然每天都在發生,總是有某某失去聯繫,或者某某被叫去喝茶,一喝就是好幾天。從這種情況看,當局是否想把所有這些稍有冒頭的維權律師都帶去喝茶,然後讓他們從此不再發聲?

潘嘉偉:我們也這樣擔心。之前有些沒有想到會被帶走的律師也被帶走,比如李方平。他可能以前想到過自己會有被帶走的情況,但是比較其他律師來講,他已經是比較懂得怎樣同當局去交涉。而他也被帶走幾天,所以,我們只能想像所有這些律師參與案件要承受的壓力:他難保有一天成為下一個被帶走的人。

法廣:維權律師關注組現在能做些什麼?

潘嘉偉:我們必須通過國際社會來關注他們情況,而且,我們呼籲國際法律界加強對這些律師的關注,同行對他們的關注還是很有效的。我們已經看到,之前,如果沒有足夠的國際關注,江天勇和滕彪有可能不會被放出來。所以,我們特別希望國際社會繼續關注這些維權律師的情況。

維權律師一詞在2003年前後出現於中國,成為中國公民社會萌芽的標誌。2006年,香港《亞洲週刊》雜誌將14位維權律師評選為2005年風雲人物,認為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中國百姓公民意識和法制意識的覺醒。但是,如果說這些律師從一開始就受到來自各方的壓力和威脅的的話,這些壓力也日益變本加厲:2009年4月,高智晟被失蹤,2010年一度短暫現身之後至今音訊皆無;2009年7月,許志永因為他帶頭成立的維權團體─公盟被指控偷稅而一度被捕;2006年,山東臨沂維權人士陳光誠被判刑4年3個月,但2010年刑滿獲釋後始終與外界失去聯繫。自今年2月中旬起,維權律師無故被帶走的消息不斷:滕彪、江天勇、唐吉田、劉正清、金光鴻、劉曉原、李方平、黎雄兵、劉士輝、李天天……等等,等等。正如潘嘉偉先生所說:中國維權律師和其他維權人士面對同一個問題:他們沒辦法受到任何法律的保障。

但是,已經艱難覺醒的中國公民意識是否會因為種種恐嚇威脅而輕易泯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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