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最大教訓是什麼？

2011-05-03 15:33 作者:顏昌海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歷史教科書總在反覆地告訴人們，「落後是要挨打的」。

所謂挨打，當然是指中國遭受西方列強(其後又加上日本)的武裝侵略，開其端的就是1840年英國發動的對華戰爭。關於這場戰爭的起因，中外學者已有眾多而相互矛盾的解讀，但是倘說鴉片戰爭是因為中國「落後」而挨打，卻並不合乎歷史實相。

世界經合組織出版的《世界經濟千年史》提出了一組數據：直到清英鴉片戰爭爆發之前20年(1820年)，中國的GDP仍佔世界總份額的32.9%，領先西歐核心12國的12%，更遙遙領先於美國(1.8%)日本(3.0%)。可見當時中國經濟並不落後，GDP居世界第一。

中國向來有崇聖拜經的傳統，滿清諸帝都好自命「今聖」，雍正、乾隆尤其警惕人們非議時弊，一概斥作「狂吠」。於是百年社會基本穩定，造就的經濟繁榮，反而成為政治日趨腐敗黑暗的屏風。二者的巨大反差，促使社會兩極分化越發劇烈。乾隆生前已出現蔓延川楚七省的白蓮教造反，他剛死又因滿洲權貴內訌而鬧出「和珅案」，成為「盛世」實相的兩面。

《世界經濟千年史》昭示了一個基本史實，即中國在清朝中葉仍屬全球首富，卻在世界競爭格局中，迅速淪為「東亞病夫」，成為歐美乃至後起的日本競相瓜分的魚肉。

經濟繁榮下政治腐敗、社會黑暗的落差，導致了中國近代的的挨打。

近代中國落後，根源何在？大陸官方教科書將其歸結為「西方列強的掠奪和欺凌」。固然，在19世紀，西方列強對中國的侵害，給中國人民帶來相當程度的損害。然而外力，不可能成為中國落後的決定性因素。因為，其他亞洲國家，同期也有類似遭遇，比如日本。

19 世紀末，日本推行「明治維新」，由於皇權的開明和支持，變法（即「政改」）成功，日本實現君主立憲，建立國會，實行選舉，結束閉關鎖國，跨入現代國家行列。同一時期，中國推行「戊戌變法」，卻由於皇權中的保守派的干預和壓制，變法（即「政改」）失敗，中國繼續淪陷於封建專制泥潭，僅保持經濟改革——「洋務運動」。

有人說，「落後就要挨打」，中日對比，又是一個反證。滿清經「洋務運動」，國力大增，所建海軍(北洋水師)，位居亞洲第一、世界第四。然而，在隨後發生的 「甲午海戰」中，相對強大的中國海軍同相對弱小的日本海軍決戰，竟致全軍覆沒。船堅炮利(硬體)何益？只要制度與人心(軟體) 未改，表面上的富強，不過是貧弱的面具。

中國民眾渴望繁榮和富強，但歷史的警訊卻一再告誡國人：繁榮和富強，未必救中國。繁榮和富強，是救國的必要條件，卻絕非充分條件。畢竟，歷史上，從「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到「康乾之治」，中國的繁榮和富強不止一次，但終因未能建立有效的政治監督與制衡機制，沒有先進的制度和煥發的人心，一時的繁榮和富強，都化作過眼雲煙。

近代中國落後的根源，不在於外部，而在於內部。在於陳舊的制度，在於官場的腐敗，在於政府的昏庸。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差距進一步拉大，根源更在內部：毛澤東厲行獨裁，煽動政治狂熱，製造紅色恐怖，荒廢建設，破壞生產，使中國之倒退與落後，達到空前絕後的程度。即便今日，大陸官方依靠外資和外貿，打造了中國經濟的表面繁榮，但制度糜爛，官場腐敗，絲毫未改。就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精神等綜合指標而言，中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相比，猶如「龜兔賽跑」，繼續保持落後姿態。

中國歷史幾千年，多少分合輪迴，多少興衰更替，但始終沒有走出極權專制的怪圈。辛亥革命，曾帶來短暫的共和與民主，卻很快又歸於專制復辟。悲情的中華民族，彷彿與自由無緣，而只能與奴役為伴。民眾起義，為野心家搭起一個又一個舞臺，演變為一次又一次的最高權力爭奪。當每一波動盪歸於平靜，專制與獨裁，便以新的面孔復位。王朝興起，王朝腐敗，王朝沒落，如此這般的折子戲，在中國反覆上演。當今中國的權貴專制，更是將這一劇情推向極致。

沒有以民權為核心的革命，只有以最高頭目為中心的奔逐；不是致力於制度改造，只是熱衷於江山輪坐；極權與專制，由此重複，週而復始。這是中國歷史的最大教訓。民間擺不脫個人崇拜的情結，強者放不下專制的慾望，國家掙不掉人治的陰影。於是，圍繞皇權或最高權力，各種勢力殊死爭鬥，無休無止。思想與文化的禁錮，歷朝相似，由此也禁錮了整個民族的生命力，使中華民族日趨保守和萎靡。

漫長的中國歷史，曾經有兩度文化的輝煌：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諸子宏論；民國初年，言論自由，氣象萬新。集有大成並影響世界與歷史的中國思想家，大多誕生於這兩個時期。發人深省的是，前一時期，出現在國家分裂或分治之際；後一時期，出現在共和與民主初生之時。這種現象，對臣服專制而不自覺或盲目信奉 「絕不」的人們，豈非當頭棒喝。

說到中國歷史的最大教訓，人們不妨將目光回到100多年前。

1909 年1月14日，農曆臘月廿三。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逝世還不到3個月，全國人民顯得還必須沉浸在悲痛之中，北京城自然還是八音遏密，過年的氣氛淡了不少。就在這時候，一場反腐風暴突然刮起。這一天，紀檢官員（「監察御史」）謝遠涵上了兩道奏折。第一道奏折彈劾郵傳部尚書陳璧「虛糜國帑、徇私納賄」。第二道奏折則是「綜述」，認為現在「吏治窳敗，請嚴飭實行整頓」。謝遠涵是京城「名記」、「清流」中堅，奏折一上，最高領導的批示當天就下達：對於彈劾陳璧之事，由大學士孫家鼐、那桐「秉公查辦、毋稍徇隱」，而對第二份奏折，則轉給專門 負責新政改革的「大清體改辦」（「會議政務處」，原稱「督辦政務處」），要求他們會同組織部（「吏部」）研究商議。

大過年的，平地裡響起這樣一聲驚雷，令中央國家機關的幹部們忐忑不安。此時正值宣統新朝開張，人事上照例要有一番除舊布新，兩週前（1月2日），炙手可熱的袁世凱已經因 「足疾」開缺回籍，袁的死黨、民政部侍郎趙秉鈞也已被免職。

媒體披露未經證實的消息表明，陳璧的腐敗，一是經手國際貸款時，收受巨額回扣；二是利用職權「賣官」。英國《泰晤士報》估計，陳璧的涉案金額在585萬英鎊之巨。郵傳部是大清國官場肥缺最多的機關，掌管著郵政、電信、鐵路等新興事業，其影響力甚至延續到民國，形成了強大的政治幫派「交通系」。元宵節後，組織上的調查結論就出來了：陳璧貪污受賄，查無實據。或許不同的派系之間經過了政治協商，陳璧被認定要對兩個罪名承擔領導責任：一是「開支用款、頗多糜費」，二是「前後所調各員，不免冒濫」。「交部嚴加議處」的結果相當嚴厲：陳璧被「雙開」。這就是清末著名的「陳璧案」。

至此，陳璧已經任職1年零8個月，成為郵傳部在位時間最長的部長（「尚書」）。而6年間（1906∼1911年）13次更換部長的郵傳部，也被當時的媒體戲稱為「運動部」。

將陳璧革職後，敲山震虎的效果顯露出來：郵傳部立即開始清理整頓，裁撤冗員、削減經費。 法部、民政部、農工商部、大理院等紛紛主動開始裁員節費。

其實，陳璧工作能力還是很強的，上任後，整頓機關工作作風、收回京漢鐵路、收回商辦電報、創辦交通銀行等，政績斐然。但他的大刀闊斧，也被人理解為「氣度偏淺，遇事不知從大處著手，且好挑剔細故，自詡精能」，因此「輿論多薄之」。自然也有人為他抱不平，如《大公報》就認為：「今日貪官污吏足躋滿朝，而陳獨負其重咎」，認為這還是一種政治路線清洗而已，陳的錯誤在於站錯了隊、跟錯了人。

「貪官污吏足躋滿朝」，的確生動反映了1909年大清國的國情。從辛醜變法（1901年）開始，大清國的新一輪改革已經歷時8年，卻依然沒有能在治理腐敗痼疾上取得任何成效，反而越演越烈。當時的北大校長（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總結道：「私親遍植於要津，人才半成於賄賂，故日言整紀綱而小人愈肆，日言飭官而幸門益開，日言養民而祗增苛擾之煩，日言察吏而轉啟貪橫之習，日言治軍而剋扣之弊轉甚綠營，日言理財而揮霍之風公侵國帑。」新政改革已經成為各級官員大肆尋租肥己的好機會。

1906年，在宣布立憲改革之前，大清中央召集了核心的王公大臣們會議，針對政治體制改革的節奏、步驟、路徑等進行辯論。在會議上，教育部部長（學部尚書）榮慶認為，政改應該緩行，因為當前「政體寬大，漸流馳紊」，官員隊伍過於腐敗、無能，不僅不能依靠他們實行改革，而且改革會給這些「神姦巨蠹」們提供更多的機會。他認為，當務之急應該是「整飭紀綱，綜核名實，立居中馭外之規，定上下相維之制，行之數年，使官吏盡知奉法，然後徐議立憲。」他堅持認為必須充分考慮到大清的國情，不可「不察中外國勢之異」，更要實事求是，不可「徒徇立憲之美名」。

歷史記錄沒有顯示榮慶的觀點是否受到其他與會者的反駁，但顯然，中央集體考慮到了改革的條件並不完全成熟，因此，會議的結論是：一、必須實行立憲政治改革；二、鑒於「目前規制未備，民智未開，若操切從事，徒飾空文」，政改不能一步到位，必須先行預備。

反腐敗與政治改革，的確是個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悖論。一方面，腐敗不除，依靠這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幹部隊伍，任何改革都會變形、走樣，成為新的尋租工具；而另一方面，普遍的腐敗已經表明瞭舊的體制和機制並不具備自我代謝的能力，不改革就無法消除腐敗。對於任何一個執政者而言，如何下手都是一個艱難的抉擇。

而在野者卻無法感受其「不可承受之重」，保皇黨、革命黨，抓住政府的腐敗大做文章，章太炎就認為，「現在官場情景是微蟲黴菌，到處流毒，不是平民革命，怎麼辟得這些瘴氣」。

保皇黨與革命黨在反腐敗問題上，有一個共同特徵：矛頭永遠只指向政府和政敵，在不擇手段地妖魔化當權者的同時，不遺餘力地將自己打扮成了永遠正確、不需監督的天使，這成為今後中國一切反對勢力的固定操盤模式：保皇黨從流亡的那一刻起，就將「保皇」、「勤王」的口號，轉化為了在海外錦衣玉食的「生產力」；而革命黨在高喊著民主共和的同時，將自己的團體從形式到實質都日益演化為並不民主、也不共和的地下幫會。

早在甲午戰爭時期，深刻研究了中國國情的日本間諜宗方小太郎，就認為中國的腐敗並非只是官場獨有，而是全民喪失信仰，「人心腐敗已達極點」。他指出，國家是人民的集合體，人民是國家組織的一 「分子」，「分子」一旦腐敗，國家豈能獨強？中國「分子」們集體腐敗，國家的元氣就喪失消亡。日本間諜的分析，的確是對全體大清國民的誅心之論。腐敗在大清國並非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是有著廣泛和深厚「群眾基礎」的，幾乎人人都在篩選尋租的機會，「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幾乎是全民的信仰，區別只在於機會的有無、大小。同樣，所謂的「反腐敗」，並非都是為了建立制衡權力的清明政治，更多的是「未得利益者」向「既得利益者」，「少得利益者」向「多得利益者」 的鬥爭手腕，骨子裡崇尚的還是「彼可取而代之」。

自大清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主義」與「思潮」就不斷流行，但作為西方政治理念中最本質的對於權力的質疑與約束，從來沒有被中國人、尤其是那些焦急等待著「上壘」的政治反對者們所真正接受。對於旨在「改朝換代」的改革（或革命）而言，反腐敗無非是手段、手腕和策略而已。貫穿在這些改革（或革命）中的，是對人對己的雙重標準，一方面「己所不欲、必施於人」，另一方面「施於人者、己必不欲」。當自己總是凌駕於改革（或革命）之上，即使播種下去的果真是龍種，收穫的絕對依然是跳蚤。……

100年過去了，如果人們將目光回到中國的現實狀況，就會發現，當權者和國民，在實質上並沒有多少進步，離世界先進文明，何止是100年的差距！每念及此，不由人背脊生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