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不幸在戰事僵持的利比亞遭襲遇難的戰地攝影記者赫瑟斯頓(Tim Hetherington)和洪德羅斯(Chris Hondros)，消息震驚了整個新聞攝影領域。他們被留在了前線，再也不能回來了。整個新聞攝影界都會因為失去他們而悲傷。
《新聞週刊》記者威爾(Michael Ware)撰文，寫出戰地記者不為人知的痛苦。威爾最後一次遇見赫瑟斯頓，在紐約布魯克林。2009年，是威爾人生最黑暗和糟糕的一年，那是自911事件後，他首次嘗試活在戰爭以外的世界，每一天，他坐在客廳黑色的沙發上，直到自己隱形不見，與黑暗融為一體。
威爾感到無比的痛苦和掙扎，他不明白為何會這樣。就在那個時候，他認識了赫瑟斯頓。他們從不在戰場上遇見，威爾說：「我們很容易意識到彼此心中隱藏的戰爭。」不過，赫瑟斯頓卻比他堅強，戰地的畫面，似乎沒有折磨他的現實生活，他總是一個安靜，優雅和平淡的人。
威爾說：「我很幸運認識他，他是我心中的偶像，我一直希望自己像他一樣，但現在我知道我永遠做不到。」
《時代週刊》的保羅(Paul Moakley)說，嚴格來講，赫瑟斯頓不能被稱作攝影記者。他說：「赫瑟斯頓身上包含很多，他是一個記者，一個攝影師，一個電影工作者，一個藝術家，一個朋友」。他最近執導的記錄片「Restrepo」獲得了奧斯卡獎的提名， 這部反映美國駐阿富汗士兵生活的影片。
就如同他2007年獲得荷賽年度照片的作品一樣，為人們描述了一個與媒介中的刻板印象不同的戰爭。這裡不是和平的花園，也不是冰冷的殺人機器在工作，在戰場上都是人，而且是年輕人。
戰爭是什麼？面對這個問題，赫瑟斯頓曾經回答說：「我越發認識到，戰爭這個機器是人構成的。」
與赫瑟斯頓一樣，另一名不幸罹難的攝影記者洪德羅斯對戰爭的關注，也並非是在戰場上的視覺獵奇。這位美國攝影記者在自己的個人簡介里特地提到，自己的父母都是二戰的難民和倖存者，這也許就是他關注戰爭的由來。
2004年，洪德羅斯就因為在利比亞賴比瑞亞的報導獲得普利策突發新聞攝影獎的提名，在他的職業生涯裡，足跡幾乎踏遍當代所有的戰場，這為他贏得了羅伯特卡帕獎，戰地記者的最高榮譽。
對於洪德羅斯，威爾也記憶猶深，他們常在戰場上遇見。「看到他總是會很高興，不管他到那裡，從來不受周圍混亂的環境影響。」威爾說。
戰場上，攝影記者走到最前線揭露真相，卻總是沒有機會找出整個真相，威爾說：「在戰爭中，每個人也說謊，他們的政府，我們的政府，反政府武裝部隊，甚至平民的謊言，每個人也誇大言詞，隱瞞真相，混淆視線。」威爾說，他們唯有找出真相的碎片，像赫瑟斯頓一系列的照片，拍攝戰場美軍疲乏的躺在床架，雙手捧著臉，呆滯勞累的神態。
洪德羅斯拍攝的一輯照片，震撼人心，一名小女孩雙手和衣服濺滿父母的鮮血，他們經過塔爾阿法檢查站時，被美國士兵殺害的。
戰爭攝影師和記者，當然，也不能倖免於這種痛苦。威爾說：「當你置身其中的衝突，你不能去想你的感受。你想要捕捉戰爭造成巨大傷害的一剎那，但在同一時間，你不能去感受自己。跟士兵不一樣，他們駐守在一個環境，受訓來處理這些事情，戰地記者卻經常發現自己獨自一人在新聞編輯室裡面，沒有人可分享經驗。」
人們會問：「 為什麼做戰地記者？」起初，威爾總是覺得走到最前線見證歷史，是令人興奮的，而且他發現自己很難袖手旁觀。但是，最終，他對於暴力變得如此麻木，戰爭成為了正常的事。
威爾還記得跟一名駐伊拉克的海軍陸戰隊對話，印象深刻，他告訴對方：「當我回家時，人們會問：什麼是你見過最糟糕的事情？」該名海軍問他：「那麼你怎樣回答？」威爾說：「我會跟他們講，你還未有足夠知情權，瞭解戰場。」
他沉默了一段時間，問道：「你知道我回家時，他們會問什麼嗎？」他說：「他們會問我：你殺了多少人？」威爾問：「那你怎樣告訴他們？」他說：「我告訴他們，那是我與死亡之間的事。」
威爾陷入黑暗和痛苦，經過六個月不停的戰地拍攝生涯，他收到一通電話，他終於可以回家了。雖然戰爭最終擊敗他的信念，但是攝影師好友赫瑟斯頓的智慧，繼續指引著他。還有威爾的兒子傑克，他在2003年1月出生。
兒子出生21天後，威爾就被派到伊拉克做攝影工作，兒子成長的過程，他都在戰場上。去年，威爾離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的工作，搬到澳大利亞，開始與兒子一起生活，也開始癒合心靈創傷。「如果不是我的兒子，我不敢相信會發生什麼。」他說。
回家了，不過，生活卻是艱難的。威爾說：「我意識到自己的問題，一個晚上，當我在路上開車，前面的汽車超速，監視攝像機閃光燈一亮。我卻看不到那一個高速攝像機，我看到是一個爆炸裝置爆炸。」
那些經歷過戰爭的人，他們永遠不會再一樣了。「我們透過不同的眼睛來看世界，我認為那是一種特權。我隱藏著所有的這些故事，別人不會懂，我是屬於一個靠著幸運生存的部落。因為我曾經與死亡同行。」威爾說。
原標題 戰地記者 與死亡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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