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八九民運和六四屠殺之後的八月份從北京到加拿大來的。那麼到了加拿大就投身海外的中國民主運動。就像大家所知道的那樣，你投入到海外民主運動之後，基本上來說就被剝奪了回中國去探親訪友這樣的權利。所以說從八九年一直到九六年七年多的時間當中，我都沒有回過國。在這當中還包括我父親於一九九二年的時候他去世我也沒有能夠回去。
那麼實際上剛開始出來的時候，我也不怎麼覺得想家，因為一出來就特別忙，特別是投入到海外民運的這個運動當中之後呢，可以說是非常忙碌的一種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佔了時間、精力，也沒有顧得上想家。後來一直到我爸爸去世的時候，就突然感覺到特別想家。尤其是在我爸爸去世之後我不能夠回去跟他做最後的道別，等於說在心理上也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壓力。那麼到九六年秋天的時候，一個是覺得出來這麼多年了，一直很想回去看看；而且那個時候我媽媽還在國內還沒有出來，我也很想回去探望我母親；另外也看到當時在海外比較活躍的一些民運人士也有人回去過了，所以我就想我自己也可以試一下。
在中共駐多倫多領事館申辦簽證的時候也沒有遇到什麼阻礙，就很順利的辦了下來，當然後來知道他在給我批簽證的同時已經開始在國內做了準備。那麼我拿到簽證之後就訂了九月十六號的機票，那天而且是到北京的時候還是中秋節。因為我們知道中國人很重視中秋節的，中秋節是跟家人團聚的這麼一個節日，所以我特別選了這一天想回去跟母親團聚。
飛機到了北京機場的時候我當時就被扣押了。當時我還覺得有點意外，一個是我想他們可能會允許我入境，可能會跟蹤我，會找我。但是他們當時那個架勢確實是挺讓我覺得意外的，一個是在我一下飛機的時候就有持槍的武警在飛機前邊，因為那個飛機是停在停機坪上了，然後在進邊防的時候就被他們給抓了。
抓了之後就開始了一個有點像車輪大戰這種方式的這種審訊，一直是審訊了將近二十四個小時。在這個過程當中，有的時候他們暴跳如雷，有的時候又和顏悅色。一開始的時候是一屋子人，包括他們從邊防的櫃臺把我帶進一個房間去的時候，十幾個人圍著我。進了那個房間之後，屋子裡站了一圈人。後來他們把我從那個房間帶走，到首都機場賓館去繼續問話，在那個房間裡一直是五個人陪同我。整個這個過程是相當相當折磨人。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表達了幾個意思。一個就是說我說我是一個成年人，我不希望我所做的事情影響到我的家裡人，因為一個是當時是我哥哥在陪我，從美國到多倫多陪我回去，另外我也知道我母親在機場那邊等著我。當時他們還說我們現在不搞株連九族那套了，我還跟他們開玩笑，我說那看起來共產黨還是有點進步的，當時屋子裡邊的人都暴笑。其實現在看起來，這個株連九族這一套不但沒有不搞，而且還似乎還更加的變本加厲了。
在這個過程中我也提出過希望跟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聯繫，因為我是持加拿大護照回去的。那他們就說政策方面我們來掌握。
這個過程當中當然主要就是問我在海外都做了些什麼，拿他們的話叫做說「反政府」的行為。我跟他們講我說在加拿大反政府是合法的，他們就說我們說的當然是指你反對中國政府，我說我所做的一切從長遠來說都是對中國有好處的。所以就一直這麼來來去去的講。
當中他們曾經逼我簽署悔過書，讓我說我到了加拿大之後對於所從事的人權、民運這些行動是非常後悔的，我所做的事情是因為受了西方反華勢力的影響和脅迫，保證以後再也不做任何跟這些有關的事情了。當時我跟他們明確的講，我說一個人的信念和價值觀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我說我如果現在答應你們我也是在騙你們；而且如果我真的簽了這篇東西的話，那我自己我是不能接受的，我不知道以後如何去面對我自己，我會因此而看不起我自己，所以說我真的不可能簽這個東西。而且我也跟他們講，我說專制政權是不可能天長地久的，總有垮臺的一天的，你們也根本不應該這麼死心塌地的跟它去效命。
他當中還曾經問了我這麼一個問題，說你為什麼揪著六四這件事情不放？因為當時我在海外是在主持六四事件調查委員會，包括蒐集資料啊，查找證人啊，包括給受難者家屬捐助啊等等。那他就問你為什麼揪住六四這件事情不放？我說共產黨確實是開槍殺人了，確實是動用了坦克，確實是有這麼多的受害者，你們不管我們管。而且事實上任何一個政權，任何一個社會對於這樣的受難者也都是應該給予最基本的同情的。
當時那個人還說中國有中國的國情，對越反擊戰的烈士我們也只賠了四百（好像是四百這麼一個數字，因為現在過了很多年我不一定記的很清楚了）。當時我還跟他講，我說那這麼說起來你們知道是你們自己錯了對不對？然後他就趕緊說我不是這個意思，我不是這個意思。反正基本上都是圍繞著我在海外這些年做的這些跟民運、人權有關的這些做法來談的。
但是到了第二天的下午他們就把我送回到了北京首都機場。當時我也是覺得很遺憾，我也跟他們講，我說你們真的一定要這麼做嗎？那他們說這是上級指示我們沒辦法，因為你態度不好。我說我自己做了什麼我自己也真的不介意，我自己做的都是公開的、合法的，而且我也是覺得很自豪、很有底氣的去講。但是我不可能去涉及別人的問題。
那麼他們把我送回到機場之後呢，就讓一個持槍的武警念了一個聲明，這個聲明大體就是說我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外國人。我就是在聽這個聲明的時候特別難受。因為我從到了北京機場，然後被他們關押、審訊這麼長時間當中，我真的是一滴眼淚都沒掉，而且我也基本上做好了心理準備，雖然有的時候他們暴跳如雷來恐嚇我，我也一直是心平氣和的在面對。只有在這個時候我覺得特別不可思議，我覺得把我當成一個中國公民審了二十四個小時，那現在又把我當成什麼不受歡迎的外國人送出去。我就想如果我真的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外國人的話，我真的不需要用這麼多時間、精力、心血、金錢來去操心中國的事情了。所以就在那一刻特別難受。
後來武警就端著槍把我從旋梯押上了飛機，我也沒有經過什麼海關呀、邊防呀，這些關口都沒有經過。押進機艙之後我原本想給我母親打個電話，因為她們都不知道我怎麼樣了嘛。持槍的武警不許我走出機艙。後來還是那個航班的機長他讓飛機上的一個服務員到前面出口的地方替我打了個電話。那個時候家裡電話剛好通了，因為後來我聽我先生說我從一抵達北京我家裡的電話就被他們給拔斷了。
那麼我這樣的經歷其實在海外的民運圈也不算什麼，因為我知道很多人都有相似的經歷，也有很多人是經歷了跟自己親人的生離死別。特別是有一些民運的朋友出國很多年了，像有的人十幾年、二十幾年，當父母生病、故去的時候都不能回到身邊去盡孝，也不能夠跟父母做最後的道別。我真的是知道很多這樣的人間悲劇。
我是想實際上利用人的親情、友情、鄉土情，思念親人的這種人類最基本的這樣一種倫理情感來脅迫人，對人進行這種要挾，然後迫使人去放棄自己的信念，迫使人低頭，迫使人向一種權利不得不做出讓步，這可以說是最最邪惡的一種做法。雖然說在當今世界上不自由的非民主國家還有，但是像中國共產黨這樣的一個政權，它打破所有人類的倫理底線，它是不遵守任何它所簽署的這些人權公約，它也去踐踏它自己所建立的法律系統，而且不尊重任何人類的基本尊嚴和基本人權這樣的一個政權，可以說在今天的這個世界上真的是最大、最邪惡的這樣一個政權。
實際上中國的很多老百姓從來沒有做為一個正常的公民生活過，那麼他們也不知道自己應該具有什麼樣的基本權利，也不知道哪些權利實際上是上天所賦予我們的。比如說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他都有權利申請護照。可是中國在人過去的許多年間都是沒有權利申請護照。那個時候只有說政府部門派什麼人出去公幹的時候，才會臨時給你辦一個叫做公派護照，而且這種公派護照個人也不能拿在手上。那麼很多年間是極少數的人有權利擁有私人護照。
到了八十年代之後才開始慢慢的在這些方面有了一些鬆動，特別是中國開始了所謂的改革開放以後，它必須要在一定的程度上要面對這個國際社會，在一些具體的形式上他做了一些調整。但是即便是這樣，其實老百姓也根本沒有能力掌握屬於自己的這份權利。比如說當我當年出國的時候我還記得你要申請護照，你要有各種各樣的證明啊，你要有你的各種各樣的手續、文件。拿到護照之後你去辦簽證，辦簽證之後還要回到公安局去再辦理一個出境卡，就是說要證明你這個人在政治上沒有問題，在做一個第二遍的審核。在這點上對很多人都形成了一個相當大的心理壓力。這個做法本身其實在極大的程度上已經是扭曲了中國人的人性。
很多中國人是為了說能夠有朝一日擺脫這樣的一種暴力政權的一個控制，他就寧肯在現實生活當中就放棄自己的一些基本權利。比如說放棄自己這種言行、行為自由、說話、輿論、發表見解，自己的這種堅持理念，做一個基本正常公正人的很多很多這樣的權利。那麼甚至有的人長年下來心理相當扭曲。因為我出國之後我接觸到一些還在國內的朋友，就經常發現這種情況。他們經常跟我說哎呀你在海外你跟我們不一樣，我們不能這樣說話，我們不能這樣做事，我們不能怎麼怎麼樣。那麼甚至有的人想盡了各種辦法不能出來，他們最後是非常怨怒的一種生活方式。其實有的時候覺得真的是很可憐，甚至包括我自己的一些親屬，我也是深深的感覺到這種可悲。
那麼另外的一重就是說當許多人終於有這樣一個機會、能力和權利出了國門之後呢，在海外同樣要被限制。就是在海外你不能暢所欲言，你不能夠自由行動，你不能夠去批評中共這個政權，你不能夠參與一些中共這個政權不喜歡的一些社會活動。一旦被人舉報了，一旦被領事館注意到了，一旦被中國政府發現了，它就有可能限制你回國去探親、訪友的這個權利。
那麼當然了我們每一個人都希望能夠保存這樣一份權利是吧？當我們的親友生病的時候我們去探視，當我們想家的時候我們回去看望，當有生意機會的時候我們回去考查，或者當孩子要學習中文的時候讓孩子回去能夠有這樣學中文的機會。這當中可以有許許多多的理由都會成為我們希望能夠保留這樣一份權利的一個非常正當的理由。可是在這個過程中人就漸漸失去了公正，漸漸放棄了自己的原則，漸漸打破了底線，漸漸在海外就成為不得不去擁護這個邪惡政權的這樣一個人。或者是成為一個沉默的，一個不能夠發出任何聲息的，一個個性不獨立的隱形的公民。
那麼在這個過程當中如果有些人打破這樣一個魔咒，敢於說話，敢於表達意見，敢於自由的行為，那麼很多人就受到這樣的懲罰，不許回國。那麼這樣的一些人間悲劇真的是令中國人在生活中一節課、一節課在受這樣的教訓、洗腦。那麼很多人漸漸的就覺得我何必呢？我何必要說話呢？又不缺我一個人，我何必要去跟它對著干呢？我何必非要去做一個正直、勇敢的人呢？這樣那樣的，這樣下來之後就一點一點放棄了自己作為一個正常人的一些基本的，還不僅僅是一些權利，而是放棄了做為一個正常人的一些基本屬性。
所以我是說其實共產黨的做法，不但在中國的境內是締造了一個龐大的、無形的，一個沒有任何靈魂，沒有任何行為能力的，沒有任何獨立意志的人群。那麼在海外，在國際社會他們也是製造了一個龐大的、沒有公民權利的，沒有國籍的一個難民群體。因為有一些人他們沒有在所居住國申請所居住國國籍的話呢，他仍然還是一個中國公民。但是這些人由於他們的一些言談行為觸怒了中共，那麼就有可能被禁止延期護照、吊銷他們的國籍等等，這些做法都是嚴重違反世界人權規定的。
那麼這些人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他們甚至不如犯罪的人，不如在監獄裡邊的罪犯，因為在監獄裡的罪犯還有刑期是吧？那麼有的人他失去了人身自由之後他還有一定的公民權，那麼有的人被剝奪了公民權利之後他也有一個期限。可是在海外的群體不知道在什麼時候才能夠被歸還這些權利，才能夠重新擁有這些權利，他們可以說沒有任何權利。
那麼在這樣一個過程中，許多人沒有意識到其實所有的一切，所有的這些人間悲劇，這些違反人類倫理，這些挑戰人類基本尊嚴的這些做法都是因為這樣一個政權，這樣的一個邪惡的政權。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就是我們現在所面對的這一系列的人間悲劇，這些不能夠保有自己的人性尊嚴，不能夠去享有自己的基本人權，不能夠去行使自己公民權的這些原因其實都因為這個邪惡的政權。因為現在這個政權它根本就無視任何法律，無視任何倫理，無視任何包括它自己簽署的許許多多的人權公約。
在這個過程當中當然最大的悲劇還是說許多人在內心逐漸的形成了一種恐懼，這種恐懼可以說已經滲透到了許多人的血液當中。他已經習慣性的思維，不管遇到什麼事，先想我這樣想的時候會不會惹怒這個政權？我這麼說的時候會不會惹的共產黨對我進行報復？我這麼做的時候會不會引起他們對我的懲罰？我這樣做的時候……。很多人形成了這麼一種思維慣式，在這樣的一種思維慣式的趨使下，人漸漸確實是成為一個不能獨立思想，不能獨立行為，沒有人性尊嚴，沒有基本的道德規範，也不能夠固守一個基本社會倫理的這樣的一群生物。
我常常講這真的是一個當今世界的一個大悲劇，因為它已經甚至不只是個人的悲劇，也甚至不只是中國的悲劇，它已經成為今天我們所處的國際大環境中人類所面對的一個深重的悲劇。因為你想想看，中國有十三億到十五億的人口，那麼在整個國際的總人口當中呢，實際上中國人佔了五分之一或者是六分之一這樣的一個比例。那麼當這麼多的人以一種極不正常的心態和行為方式在生存的話，那麼我們可以試想一下對整個這樣的一個環境帶來的直接的影響是什麼。而且對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家庭環境，包括我們自己的親人、子女等等所直接帶來的影響，就是在讓這種恐懼再不斷的延展，在不斷的生根發芽，而且甚至開始影響下一代。
那麼現在很多中國年青一代人也從父母那學了這一套東西，來不來就這個不能說，那個不能做，這個事情不能那麼想，那個事情中共可能會不高興。我經常在一些年青人，甚至二十多歲的人當中聽到這種言論。真的是讓人覺得一種深深的悲哀。
就是說如果中國人現在還不意識到這一點，如果不能夠盡快的去破除籠罩在自己身上的這樣一種恐懼的魔咒，那麼中國人是根本沒有可能獲得自由，沒有可能獲得尊嚴和基本人權的。而且在這種環境下，在這種行為模式下，在這種處境下生活的話，其實我們甚至可以說都根本不是一種人的，不能夠做為一種人在生存。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其實最主要的是一定要靠自己，很多東西要想透。就是說破除恐懼魔咒的群體不斷的加大的時候，其實就是這種恐懼的魔咒在不斷的失去效力的時候。那麼破除了恐懼的這個群體不斷的加大，不斷的加大，實際上也就從根本上去削弱了中共強加在我們身上的這種暴力控制的這樣的一種能力。
所以說我想中國人不管從一個民族的前途，一個國家的一種前途，還是從自己家庭的長遠的未來，還有包括甚至自己最切身的利益，包括自己子女健康成長的這樣一個環境，從任何一個角度出發，也應該從自己現在開始，儘自己所能去破除中共政權籠罩在我們身上的這種恐怖的魔咒。
好，那今天就先跟大家聊這些，謝謝各位朋友，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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