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的動機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對於「中華民國史」的編撰,已開始做準備工作。當初大陸歷史學者的研究方向偏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對於民國史的研究較為缺乏,其因近現代史的研究,牽涉到許多現存的人、事、物,這些如不能獲得合理的安排,易遭誹議。尤其在政治統帥一切的中國大陸上,想對中國近代或現代史做一客觀的分析和研究,更是難上加難。中共當局有鑒於此,乃發起一個名為厚今薄古的運動,要求大陸史學工作者不要把三代當成象牙之塔,不要「為三代而三代」、「為歷史而歷史」、「為崇古而崇古」、「為考古而考古」。

要求他們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去研究歷史,同時要少研究古代史,多研究近代史,把研究古代史的成果,為近代史和現代史服務,為社會主義的躍進服務。當初中共曾擬訂的方針有六條:
一、從舊時的唯心史觀逐步轉向唯物史觀;
二、從個人單干逐步轉向集體研究;
三、從名山事業逐步轉向為「為人民服務」;
四、從貴古賤今逐步轉向為注重近代;
五、從大民族主義逐步轉向到注重少數民族;
六、從歐美中心逐步轉向為注重亞洲歷史。(注一)

這六條方針是由當時的歷史研究者郭沫若,於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七月二十八日「中國史學會」在北平舉行成立大會時提出的。推行的結果不理想,才迫使中共發動「厚今薄古」的運動。

到了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底,中共「中央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在北平聯合召開了一次會議,著重討論了「中國現代史」講義的編寫問題和現代歷史資料如何作調查、收集、整理的問題。這次會議有些討論和決定如下:

第一、會中討論和採用了中共科學院編寫「中國歷史」所訂的七條指導思想的草稿。內容是應通過具體生動的歷史事實:描繪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描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發展的規律性;描繪各族勞動人民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描繪國家、政權、法律的發展過程;描繪哲學、科學、宗教、文藝等思想鬥爭的發展趨勢;應和世界歷史聯繫起來;應和一切資產階級觀點、修正主義觀點作鬥爭。同時,有人建議「以毛澤東思想為綱」,編寫中國現代史和在歷史系同時開設「黨史」或毛澤東著作的課程。

第二、討論到如何從理解「中國現代史」的內容出發,進一步考慮如何在現代史中貫串「一條紅線」的問題。這裡所謂「紅線」指的是「黨在各個時期的領導、毛澤東的思想所發生的威力,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等等。

第三、會議中決定對現代史中歷史人物的處理原則:其一、必須從分析當時的具體事實中,敘述人物活動的曲折過程。其二、必須從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立場要求,歷史主義地評斷人物的功罪。其三、對第三黨、中間路線的處理問題,必須依照三個原則:在現代史中的特定階級,出現過一些中間黨派,這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應依據客觀事實予以論述;承認中間黨派出現的史實,不等於肯定中間道路,對中間道路的綱領、思想應予以徹底的批判;中間道路走不通,必然向兩極分化,是客觀的規律,要爭取中間派。(注二)

第四、他們討論如何對待蔣中正先生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的問題,亦即要把他看作敵人還是朋友?討論後的意見是:

蔣介石集團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利益,是革命的對象,但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民族矛盾與國內階級矛盾升級的變化,迫使它抗日,因而我們把它當作朋友看待;然而又由於它的兩面態度,我們把它的抗日方面作為朋友,把它的反共投降方面作為敵人,而是爭取聯合它作為對付共同敵人的朋友,不過又須牢記這是個‘同床異夢’的朋友。因此,必須辯證地對待這個問題,如果簡單地回答是敵是友,都是不妥當的。我們必須深刻地理解毛澤東同志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思想。(注三)

以上這些討論和決定乃成為中共編撰「中華民國史」的方針。它從理論到實際為中共編撰「中國現代史」定了基調。從中共自民國三十八年以來編寫的中國現代史(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帝國主義侵華史」等),迄今的「中華民國史」、「民國人物傳」等一系列的出版品,就其內容,可知其動機如下:

第一、它企圖透過編寫出版「中華民國史」來誇張馬列主義理論以及毛澤東思想,進而為鄧小平完成所謂在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的「統一臺灣」作政治服務。

第二、中共企圖透過對史實的扭曲,把它的政權推上歷史的「正統」。(注四)

第三、採用中國人歷來纂修「斷代史」的慣例心態,企圖通過修史的手法,來暗示結束「中華民國」的歷史。

第四、突出共產黨在民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反共與否來評價民國的歷史人物,歪曲歷史,為中共製造不實的假象。(注五)

文中資料引用來源:

注一:郭沫若,「關於厚古薄今問題」,‘北京大學學報’第三期(一九五八年出版),頁一一二。

注二:安文,「對於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的初步分析」,‘共黨問題研究’第五卷第七期,(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七月十五日出版),頁一∼∼九。

注三:孫思白,「‘中國現代史’講義編寫工作和現代歷史資料整理工作討論會情況介紹」,‘新建設’一月號(一九五九年出版),頁六四∼∼六五。

注四:吳安家,「中共編纂‘中華民國史’的理論和經過」,‘中共史學新探’(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九月初版),頁一五一∼一六三。

注五:孫思白,「談‘民國史’編寫問題。寄語臺灣同行諸君」,‘近代史研究’第二期(一九八二年四月出版),頁一三六∼一四○。從他的文章中,更可知中共仍無法跳出馬列毛的框框來編寫民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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