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以來，中共對於「中華民國史」的編撰，已開始做準備工作。當初大陸歷史學者的研究方向偏重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對於民國史的研究較為缺乏，其因近現代史的研究，牽涉到許多現存的人、事、物，這些如不能獲得合理的安排，易遭誹議。尤其在政治統帥一切的中國大陸上，想對中國近代或現代史做一客觀的分析和研究，更是難上加難。中共當局有鑒於此，乃發起一個名為厚今薄古的運動，要求大陸史學工作者不要把三代當成象牙之塔，不要「為三代而三代」、「為歷史而歷史」、「為崇古而崇古」、「為考古而考古」。
要求他們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方法去研究歷史，同時要少研究古代史，多研究近代史，把研究古代史的成果，為近代史和現代史服務，為社會主義的躍進服務。當初中共曾擬訂的方針有六條：
一、從舊時的唯心史觀逐步轉向唯物史觀；
二、從個人單干逐步轉向集體研究；
三、從名山事業逐步轉向為「為人民服務」；
四、從貴古賤今逐步轉向為注重近代；
五、從大民族主義逐步轉向到注重少數民族；
六、從歐美中心逐步轉向為注重亞洲歷史。（注一）
這六條方針是由當時的歷史研究者郭沫若，於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七月二十八日「中國史學會」在北平舉行成立大會時提出的。推行的結果不理想，才迫使中共發動「厚今薄古」的運動。
到了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底，中共「中央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在北平聯合召開了一次會議，著重討論了「中國現代史」講義的編寫問題和現代歷史資料如何作調查、收集、整理的問題。這次會議有些討論和決定如下：
第一、會中討論和採用了中共科學院編寫「中國歷史」所訂的七條指導思想的草稿。內容是應通過具體生動的歷史事實：描繪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描繪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發展的規律性；描繪各族勞動人民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描繪國家、政權、法律的發展過程；描繪哲學、科學、宗教、文藝等思想鬥爭的發展趨勢；應和世界歷史聯繫起來；應和一切資產階級觀點、修正主義觀點作鬥爭。同時，有人建議「以毛澤東思想為綱」，編寫中國現代史和在歷史系同時開設「黨史」或毛澤東著作的課程。
第二、討論到如何從理解「中國現代史」的內容出發，進一步考慮如何在現代史中貫串「一條紅線」的問題。這裡所謂「紅線」指的是「黨在各個時期的領導、毛澤東的思想所發生的威力，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等等。
第三、會議中決定對現代史中歷史人物的處理原則：其一、必須從分析當時的具體事實中，敘述人物活動的曲折過程。其二、必須從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立場要求，歷史主義地評斷人物的功罪。其三、對第三黨、中間路線的處理問題，必須依照三個原則：在現代史中的特定階級，出現過一些中間黨派，這是具有客觀必然性的，應依據客觀事實予以論述；承認中間黨派出現的史實，不等於肯定中間道路，對中間道路的綱領、思想應予以徹底的批判；中間道路走不通，必然向兩極分化，是客觀的規律，要爭取中間派。（注二）
第四、他們討論如何對待蔣中正先生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的問題，亦即要把他看作敵人還是朋友？討論後的意見是：
蔣介石集團代表官僚資產階級利益，是革命的對象，但在抗日戰爭時期由於民族矛盾與國內階級矛盾升級的變化，迫使它抗日，因而我們把它當作朋友看待；然而又由於它的兩面態度，我們把它的抗日方面作為朋友，把它的反共投降方面作為敵人，而是爭取聯合它作為對付共同敵人的朋友，不過又須牢記這是個‘同床異夢’的朋友。因此，必須辯證地對待這個問題，如果簡單地回答是敵是友，都是不妥當的。我們必須深刻地理解毛澤東同志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思想。（注三）
以上這些討論和決定乃成為中共編撰「中華民國史」的方針。它從理論到實際為中共編撰「中國現代史」定了基調。從中共自民國三十八年以來編寫的中國現代史（包括「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帝國主義侵華史」等），迄今的「中華民國史」、「民國人物傳」等一系列的出版品，就其內容，可知其動機如下：
第一、它企圖透過編寫出版「中華民國史」來誇張馬列主義理論以及毛澤東思想，進而為鄧小平完成所謂在八十年代三大任務之一的「統一臺灣」作政治服務。
第二、中共企圖透過對史實的扭曲，把它的政權推上歷史的「正統」。（注四）
第三、採用中國人歷來纂修「斷代史」的慣例心態，企圖通過修史的手法，來暗示結束「中華民國」的歷史。
第四、突出共產黨在民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反共與否來評價民國的歷史人物，歪曲歷史，為中共製造不實的假象。（注五）
文中資料引用來源：
注一：郭沫若，「關於厚古薄今問題」，‘北京大學學報’第三期（一九五八年出版），頁一一二。
注二：安文，「對於中共編寫‘中華民國史’的初步分析」，‘共黨問題研究’第五卷第七期，（民國六十八年〔一九七九〕七月十五日出版），頁一∼∼九。
注三：孫思白，「‘中國現代史’講義編寫工作和現代歷史資料整理工作討論會情況介紹」，‘新建設’一月號（一九五九年出版），頁六四∼∼六五。
注四：吳安家，「中共編纂‘中華民國史’的理論和經過」，‘中共史學新探’（臺北：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印行，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九月初版），頁一五一∼一六三。
注五：孫思白，「談‘民國史’編寫問題。寄語臺灣同行諸君」，‘近代史研究’第二期（一九八二年四月出版），頁一三六∼一四○。從他的文章中，更可知中共仍無法跳出馬列毛的框框來編寫民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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