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的蘇共中央：陰謀盛行 最怕成為「接班人」
「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提到赫魯曉夫，最容易聯想到的就是毛澤東獨創的那個新詞彙——「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毛突如其來說出這一新詞彙時，絕大多數共產黨人都是一頭霧水。當「文革」開始，「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成為劉少奇的代名詞後，人們才恍然大悟：這是毛澤東對「接班人」問題的思考。
具有嘲諷意味的是，曾是赫魯曉夫極力舉薦提拔到黨內二把手地位的勃列日涅夫，很快就扮演了第二個「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的角色。
赫魯曉夫從1953年繼任斯大林成為蘇共黨的領袖，到1964年在10月蘇共中央主席團會上，被勃列日涅夫等人上演「逼宮戲」趕下臺，頭尾相銜，始終都陷在毛澤東「一語成讖」的魔圈裡。他一生在權力場上的沉浮，演奏出一曲專制主旋律中的「接班人之歌」，給世人留下意味深長的歷史旋律。
在極權體制下，每一個「接班人」都要揹負前任獨裁者因肆虐而遺留下的道義債務和歷史包袱。斯大林時期於1930年代的「大清洗」，1950年代的「列寧格勒公審」等，哪個案件不充溢著血腥和冤情？當專案組長波斯佩洛夫將調查報告呈於案頭時，赫魯曉夫也被這一組組觸目驚心的數字震撼了：1935~1938年的「肅反」運動中，許多開國功勛被殺害，僅1937~1938年，即逮捕150多萬人，其中68萬被處決。出席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其中848人被處決。在代表大會上選出的139名正式和候補中央委員中，被逮捕遭槍決的就達98名。
於是，赫魯曉夫上臺伊始，首先面對的就是平反冤假錯案。
隨著大批冤假錯案的披露，一直被蒙著眼睛的人民猛然間摘去了「遮眼布」，看到了現實。在這種情形下，蘇共再把責任完全推在克格勃的頭目貝利亞身上，就難以自圓其說了。赫魯曉夫在討論二十大報告的內容時向主席團提議，應該在總結報告中設專章說明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問題。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洛希洛夫和馬林科夫等都表示堅決反對。卡岡諾維奇說：「你這是要讓當年的被告來審判我們呀！」
伏羅希羅夫和卡岡諾維奇幾乎是一個口徑勸說赫魯曉夫：「會追究我們責任的。我們當年都是領導班子裡的人，我們對一切都負有責任。」
赫魯曉夫回答了這樣的話：「罪過是有的……我們自己來糾正，我們這樣做，我相信人民會原諒我們。」赫魯曉夫終於以一個政治家的勇氣，在蘇共二十大上做了揭露斯大林時期罪行的「秘密報告」。
斯大林：「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
赫魯曉夫是在1949年秋由斯大林欽點從烏克蘭一把手任上調到莫斯科的。這是斯大林對赫魯曉夫的信任和重用。從此，赫魯曉夫從一方諸侯成為中央要員，進入了權力核心。然而，京華雖好，卻是個陷阱。斯大林是拿赫魯曉夫「當槍使」。
斯大林經常喜歡重複地講述他「打獵」的故事：
一個冬天，我出去打獵。我帶著槍，坐著雪橇。穿過葉尼塞河。我走了12俄裡，我看到樹上停著一些鷓鴣。說實話，起初我還不認識它們是鷓鴣。我以前打過鷓鴣，可我一直認為它們是棲息在田野裡的禽類，是呆在草堆裡的。
無論如何，活著就要學習嘛。我走近一點，開始放槍。我只有12發子彈，而樹上卻有24只鷓鴣。我打死了12只，其餘仍舊停留在樹上，所以我就決定回去多拿一點子彈，我回去又拿了一些子彈，把剩下的12只打死。
這個故事的荒謬之處是顯而易見的。但斯大林就是這樣「大智若愚」地一遍一遍講。這倒真是演繹了中國歷史上「指鹿為馬」的故事。斯大林正是通過這一故事觀察周遭人的反應，檢驗屬下對他的忠誠是否達到「愚忠」的程度。
布爾加寧有一次對赫魯曉夫說：「你以一個朋友的身份來到斯大林的席間，然而你從不知道你自己將回到家裡去，還是將被汽車接走，送到監獄裡去。」
赫魯曉夫在其口述回憶錄中，以零距離的接觸，對斯大林做了逼真的描繪：
斯大林的晚年，他的反覆無常疑神疑鬼達到令人不可思議的地步：他偏執固執地認為，他的老同事中，肯定在醞釀著一個要取代他至少是要削減他權力的陰謀。1952年蘇共十九大結束，出乎人們的意料，跟隨斯大林幾十年且是忠心耿耿的米高揚和莫洛托夫沒有進入執行局（政治局），斯大林莫名其妙的理由是：「他們是西方政府的代理人，不應該得到黨的信任。」
斯大林對莫洛托夫失去信任的原因，實在是無稽之談：一次在南方休假，斯大林的腦子裡突然冒出莫洛托夫是美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念頭。斯大林說，莫洛托夫在美國的時候，從華盛頓到紐約乘坐的是火車。斯大林的推論邏輯是：如果莫洛托夫乘火車旅行，那麼他必須有自己的私人車廂。如果他有私人車廂，那麼他的錢是從哪兒來的呢？因此，莫洛托夫一定是把自己賣給了美國人。斯大林為此還專門打電話給當時在聯合國工作的維辛斯基，要他盡快查清莫洛托夫在美國的所有活動。維辛斯基向斯大林解釋，莫洛托夫在國外不可能有私人車廂，在美國所有的車廂都是屬於私營鐵路公司。但多疑成性的斯大林還是「寧信其有，不信其無」，在蘇共十九大上把莫洛托夫拿了下來。
赫魯曉夫在「秘密報告」中對斯大林的晚年還有這樣一個細節描述：「他會看著一個人說，‘為什麼你的眼睛這樣躲躲閃閃？’或者問：‘為什麼你今天老是轉來轉去，避免直接看我？’」赫魯曉夫在1970年口述的回憶錄中說：「當斯大林停止信任你的時候，他就會開始審視你，越看你越值得懷疑，直到他不信任之杯滿溢為止。」
赫魯曉夫記得，1951年度假期間，有一天斯大林和赫魯曉夫、米高揚在院裡散步，斯大林自言自語地說：「我完了。我不相信任何人，甚至不相信我自己。」這句「一語道破天機」的自白，使赫魯曉夫和米高揚不寒而慄。
斯大林就連自己的親密戰友和黨中央的檔案館都信不過。為了不給歷史留下任何「痕跡」，斯大林對蘇共中央政治局重要問題的決定，不讓寫入正式記錄。蘇聯解體後解密檔案顯示，僅內務人民委員部（克格勃前身）對高級官員的電話竊聽記錄就達58卷，竊聽對象既有布瓊尼、鐵木辛哥和朱可夫等元帥，也有莫洛托夫、赫魯曉夫、馬林科夫等政要。可以設想，在斯大林如此「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控制下，誰還敢說真心話呢？
俄羅斯有句諺語：「伴著黑瞎子熊睡覺」。這大概與我們的「伴君如伴虎」異曲同工。赫魯曉夫與斯大林一起工作的最後幾年，可說是如履薄冰、如臨深淵。
新的「大清洗」中，赫魯曉夫信守承諾
斯大林逝世後的24小時內，蘇共所有政治局委員、部長會議的主要成員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的一些成員，立即在克里姆林宮召開了會議。這當然是一次權力重新分配的重要會議。新的主席團由馬林科夫、貝利亞、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赫魯曉夫等10人組成。馬林科夫當選為部長會議主席；伏羅希洛夫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合併，貝利亞成為這個權力無限大的部的部長。而經貝利亞提議，赫魯曉夫被解除了莫斯科市委、州委第一書記的職務，理由是使其能夠集中精力搞好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在這次會上，赫魯曉夫被推舉為斯大林治喪委員會的主任。
「三頭政治」浮出水面：赫魯曉夫、馬林科夫、貝利亞三人，分別繼承了斯大林在世時曾一手獨攬的三個權力支柱：赫魯曉夫——黨，馬林科夫——政府，貝利亞——克格勃。其後的權力之爭，赫魯曉夫如何集眾人之力剪除貝利亞；如何藉助朱可夫轉危為安粉碎了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三人反黨小集團」；又如何兔死狗烹地「杯酒釋兵權」，解除了朱可夫國防部部長的職務等，已經是世人皆知了。正是通過這一場場無情的爭鬥，赫魯曉夫鞏固了自己的權威地位。
有一點值得關注，當赫魯曉夫取得絕對勝利，把馬、卡、莫打成「反黨小集團」後，卡岡諾維奇等人深知「反黨小集團」對於他們的生命意味著什麼。斯大林對於反黨分子的做法，他們都曾身臨其境，甚至親自參與過。如今他們也落到這樣的下場，其恐懼心理可想而知。在中央全會閉會兩天後，赫魯曉夫接到卡岡諾維奇請求寬恕的電話，「赫魯曉夫同志，我認識您已經多年了，我懇求您別讓那些人以他們在斯大林領導時期對待人們的方式來處理我」。赫魯曉夫回答：「你們用自己的尺度來衡量別人。可是你們錯了。我們堅定地遵守並將遵循列寧主義的原則。如果你們能像全體蘇維埃人那樣誠實勞動的話，你們將得到工作，你們可以安心地工作和生活。」
赫魯曉夫信守了承諾，「反黨小集團」的成員沒有一個人被開除出黨，更沒有被處死，並且都安排了工作。比起斯大林時代對「反黨集團」的處理，這要開明得多。赫魯曉夫畢竟推進了蘇聯社會文明的進程。
鐵托：「問題在於制度」
鐵托對於赫魯曉夫的執政時期，曾說過這樣一番話：「問題在於制度。由於赫魯曉夫並未改變斯大林的基本制度，個人崇拜仍然像個幽靈在蘇聯政壇遊蕩，爭奪權力的鬥爭在這之後始終未能停息。」
蘇聯所發生的這些事情，「理論的、制度的和歷史文化的因素可能更加具有決定意義」，而不必過分強調斯大林個人因素所起的作用。陳獨秀晚年致友人信中說：「在十月後的蘇俄，明明是獨裁製產生了史（斯）大林，而不是有了史（斯）大林才產生獨裁製」，那種認為「史（斯）大林的個人心術特別壞，這完全是唯心派的見解」。陳獨秀一針見血地重申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制度決定人。
亞美尼亞演員薩基揚講過斯大林「虎死不倒威」的一個細節：
一次，在莫斯科電影製片廠拍戲，消防隊來檢查，說是攝影棚電線的布設有違安全規章。廠長和製片主任輪番解釋，中尉消防隊長不為所動。這時，「斯大林同志」（扮演斯大林的演員——作者注）舉著菸斗緩緩走過來：「中尉同志，不要妨礙我們工作。您是在浪費寶貴的進口膠片。停止無謂的檢查，立即回去辦正事！」中尉見狀，頓時臉色發白，囁嚅著說：「是，斯大林同志，請原諒……」
一個強悍人物身後產生的影響，會形成經久不衰的強大磁場。身陷其中的人身不由己地「人推著不走，鬼催著飛跑」。
從本意上說，赫魯曉夫是在極力改變斯大林形成的現狀。他的兒子謝爾蓋在《赫魯曉夫下臺內幕及晚年生活》一書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蘇聯曾刮過一陣風：以個人的名字命名城市、街道和村鎮。不必說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捷爾任斯基廣場等了，甚至什麼莫洛托夫斯克、伏羅希洛夫格勒、基洛瓦巴德也不斷湧出來。赫魯曉夫上臺後作出決議：今後不得再以健在的政治活動家的名字命名城市。1962年夏天，赫魯曉夫視察前不久建成的克列緬丘特水電站。隨著水電站的建設，周邊發展起一座新型的城市。當赫魯曉夫一行的車隊駛近城市時，大家看到，道旁的指路牌上居然用烏克蘭文寫著：「赫魯曉夫市」。在歡迎儀式上，赫魯曉夫開頭表示了一番感謝，說他對城市以他的名字命名感到很高興，感謝給予他如此高的榮譽。當這一城市的領導以為得計心中暗喜之際，赫魯曉夫變了面孔，拉下臉來訓斥道：「中央三令五申，你們就是把中央的決定當作耳旁風。這是聽我的呢還是不聽我的？你們把我究竟是往哪擱？
在此書中，謝爾蓋還寫下這樣一段話：隨著赫魯曉夫地位的鞏固和權威的確立，「他的肖像愈來愈多地出現在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道上。不斷地引用他的語錄，什麼問題都要提到他的話……這時的父親卻屢犯錯誤，他對於煽動起來的頌揚運動抵制不力。他沒有拍桌子嚴令停止的魄力。他軟弱無力……」
在把赫魯曉夫趕下臺的1964年十月會議上，蘇斯洛夫代表蘇共中央主席團所做的報告中，列舉了赫魯曉夫的十五大罪狀，其中有這樣的總結：
在此前二三年時間裏，他手中集聚了巨大的權力，並且開始濫用權力。他還貪天之功為己有，把全國的成就功績都記在自己名下。他根本不把主席團的權威放在眼裡，蔑視主席團其他委員，對其頤指氣使，拒絕聽取他們的意見，對他們以及周圍所有的人總是沒完沒了地予以訓斥……
當赫魯曉夫的地位得到鞏固，權威得以樹立後，變得越來越專橫獨斷。在各種會上，他經常粗暴地打斷報告人的話，插上一兩句尖刻的批評意見。登峰造極的一個事例是，在聯合國大會上他因發怒而脫下皮鞋敲講臺。
美國人多恩伯格在《勃列日涅夫——克里姆林宮的明爭暗鬥》一書中這樣評價赫魯曉夫，這大概也代表了西方人的觀點：
一個在斯大林死後集體領導口號叫得最響的人，卻把自己變成了一個新的專制暴君，變成了肉麻的個人迷信的焦點，其程度甚至要超過已故的獨裁者。赫魯曉夫的畫像到處懸掛，沒有哪一篇演說，沒有哪一篇文章，能不頌揚他的偉大……
赫魯曉夫當年指斥斯大林的詞語，現在幾乎可以不作改動地用於他本人。專制體制中的第一把交椅，簡直就是魔椅。一方面是獨裁者個人的陶醉和膨脹，極權專制必然導向「吾皇聖明」、「唯我獨尊」；另一方面是「一仕於人，則制於人」，當你一旦進入專制獨裁的權力場，對自己的前程有所企求時，能不千方百計地投其所好討他歡心嗎？「楚王好細腰，宮女多餓斃」。共惡就是這樣形成的。每一個生活於其間的人，或主動或被動，或有心或無意，都在起著齒輪和螺絲釘的作用。
「赫魯曉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
每個獨裁者到晚年無不殫精竭慮地考慮接班人問題。往大處說，這是革命的千秋大業是否後繼有人；往小處說，也涉及自己死後的身家性命功過榮辱。
然而事情的結果往往是，好不容易選中的接班人，卻層出不窮地變成了「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
謝爾蓋回憶說：「權力問題最重要的部分是繼承的程序。父親絞盡腦汁：怎樣才能使權力交接成為自然而然的、沒有痛苦的過程。」「一個人選不行，換第二個，第三個。老定不下來。他想找一個稱職的人，又一定要年輕一些，精力充沛一些。」
赫魯曉夫最初選的是弗羅爾·羅曼諾維奇·科茲洛夫。科茲洛夫曾任列寧格勒州委書記、俄羅斯聯邦部長會議主席、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更為重要的，科茲洛夫與蘇聯軍事工業集團的實力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是一個強硬的外交內政路線的代表者。自赫魯曉夫粉碎「馬、卡、莫反黨集團」後，科茲洛夫出任蘇共中央第二書記，成為蘇聯黨的二把手。
然而，1963年科茲洛夫突然中風，當赫魯曉夫趕到醫院望著癱在病床上的科茲洛夫時，說了一句至今想來也有點讓人莫名其妙的話：「科茲洛夫在裝病，該打起精神來去上班了。」這裡，赫魯曉夫流露出的是怎樣一種情感？是一種「竊喜」，還是一種「遺憾」？科茲洛夫的病情一度有所好轉，但最終沒能再站起來。到赫魯曉夫垮臺中央委員會重新改組前，他雖仍保留著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書記的重要職務，但實際上已是個「職務（植物）人」。
「早夭」對科茲洛夫而言，幸抑或不幸？如果沒有這一變故，他就能順利接班？在蘇維埃的歷史上，沒有一個接班人能順順噹噹地繼位。二把手是一個高危位置。比如在十月革命中起主導作用的托洛茨基，他的肖像曾同列寧並排挂，被看做列寧的當然接班人，可他卻死在斯大林派去的刺客手裡；一度被譽為「理論上的大力神」的布哈林，曾是與斯大林平起平坐甚至排名更靠前的人物，在1930年代末的「大清洗」中遭到槍決；名聲曾如日中天幾乎取代斯大林的基洛夫也死於至今仍撲朔迷離的刺殺案。（對這一謀殺案的審訊，斯大林又一箭雙鵰地處決了潛在的威脅對手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在二戰後曾處於二把手位置的日丹諾夫，也不明不白地死於「醫生謀殺案」；而斯大林之後的貝利亞、馬林科夫等無一不落入「反黨集團」的悲慘命運。
此後，赫魯曉夫為接班人選絞盡了腦汁。這個接班人，一定要選一個年紀輕的人。用赫魯曉夫的話說，現在主席團的人都是「爺爺輩」的人，人到了60歲就不想將來的事了，抱抱孫子倒正是時候。這個接班人，既要懂得經濟，又要懂得國防，還要懂得意識形態領域——更重要的是他得「靠得住」。
赫魯曉夫把目光投向謝列平。謝列平幾個條件都還符合：共青團出身，擔任過多年共青團的第一書記，有作為一把手的領導經驗；他是現任主席團委員中最年輕的一位；在中央工作一段時間後，對中央各個部門的領導也都熟悉。但不足的是，他對經濟工作不熟悉，於是赫魯曉夫提議，讓謝列平到列寧格勒去當一段州委書記，那裡有全蘇聯最大的黨組織，有現代化的工業，經過這樣的地方鍛練，就可以回中央任要職了。可出乎赫魯曉夫意料的是，謝列平拒絕這項任命——他認為這是降職，是赫魯曉夫在找藉口排擠自己。謝列平的表現，使赫魯曉夫猛然意識到：原來謝列平並沒把自己當成赫魯曉夫的人。
後來，赫魯曉夫還想到過尼古拉·維克托羅維奇·波德戈爾內。波德戈爾內精明能幹，經驗豐富，又懂經濟，也能謙和與人共事。但赫魯曉夫又覺得他眼界不夠開闊，調到中央後交給他分管的工作始終處理得不理想。
再後來，赫魯曉夫還曾考慮過勃列日涅夫——他論經驗論資歷無疑都是最佳人選。但赫魯曉夫又認為：勃列日涅夫「不能堅持自己的方針，太容易受別人的影響和自己情緒的左右」。戰前勃列日涅夫被任命為某州的黨委書記時，當地人送他一個綽號「芭蕾舞女演員」，說他總像個陀螺一樣旋轉不停，像契訶夫筆下那個「跳來跳去的女人」。這樣的人放到一把手的位置上當然不行了。
也許是作為一種「考察」，赫魯曉夫把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爾內同時放在了書記處，把權力分給兩個「第二書記」，其中大概有著中國典故「二桃殺三士」的意味。赫魯曉夫顯然向斯大林學到了重要的政治權術。
赫魯曉夫還有過其他種種考慮。正是這一次次的選擇與放棄，使每個進入赫魯曉夫視線的人飽受跌宕起伏的折磨。當年克里姆林宮裡流傳一句話：「赫魯曉夫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看中了你。」用「接班人」的標準審視，任何缺點都被置於放大鏡之下。正是這樣，他把一個個原本的盟友，推到了反對派的陣營，親手製造了1964年那場「宮廷政變」的基礎。
回顧赫魯曉夫選擇接班人的過程，給人留下了意味深長的歷史性思索。這大概也是民主選舉和「御賜欽定」的天壤之別吧。
告別政壇的「絕唱」
其實，「宮廷政變」之前，赫魯曉夫並非渾然不覺。謝爾蓋從伊格納托夫的衛隊長那兒得到情報，告訴了父親：
父親陷入了沉思。
「不，不可思議……勃列日涅夫、波德戈爾內、謝列平根本就不是一路人。這不可能。」他若有所思地說道：「伊格納托夫倒有可能，他很不滿意，而且這個人本來就不好。可是他同其他人會有什麼共同的東西呢？」
……父親繼續著昨天的話題，他開門見山地說：「看來你說的那事兒是無稽之談。我和米高揚、波德戈爾內一起從部長會議出來的時候，我三言兩語把昨天你講的話說了一遍，波德戈爾內把我挖苦了一通。‘虧你想得出來，尼基塔·謝爾蓋耶維奇！’這是他的原話。」
赫魯曉夫的輕信和波德戈爾內的狡詐，又構成了一個「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的故事。
事實上，赫魯曉夫當時內心充滿了矛盾和痛苦。若不信，隨著各方面情報的匯聚，事情變得有鼻子有眼，一場陰謀顯然正在醞釀中；可若相信，赫魯曉夫的精神面臨崩潰：因為發難反對他的人竟如此眾多，幾乎所有的昔日擁戴者都成了反對派。這些人都是赫魯曉夫在1957年那次中央全會上粉碎第一次宮廷政變後提拔上來的。不信任他們，在蘇聯還能信任誰？
即便危機已經來臨，赫魯曉夫從度假地被召回克里姆林宮時，他還對米高揚說了這樣一句話：「如果他們真要讓我交權，我也不準備做任何反抗。」
在最後簽署「退休聲明」前，赫魯曉夫在中央主席團做了最後一次發言。他說：「我明白，這是我最後一篇政治演說，怎麼說來著，叫絕唱吧。」這篇告別政壇的「絕唱」是發人深省的：
包括我自己在內，我們大家都是黨培養起來的，我們能有今天的政治地位，全都是它的功勞，黨的功勞。我和你們的政治思想基礎是一樣的，我不能同你們鬥爭。我願讓位，我不會鬥爭的……我只講一點，我的主要缺點和毛病是善良和輕信，也許還有一點，就是我自己發現不了自己的缺點。不過就連你們，今天在座的各位，也從來沒公開和誠實地指出過我的任何缺點，總是隨聲附和，對我的所有建議都統統支持。你們也缺乏原則性和勇氣。你們指控我同時兼任中央第一書記和部長會議主席，不過容我客觀地講，我本人並沒有力爭這樣的兼任。回想一下吧，問題是集體決定的，而且我們當中許多人，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內，都堅持讓我兼任嘛。也許我的錯誤就是我沒有反對這個決定，可是你們全都說為了對事業有利必須這樣做。現在你們卻指控我兼任兩個職務了。
當時，所有的反對派都不敢相信，赫魯曉夫這種個性的人面對「逼宮」會逆來順受善罷甘休。原以為他一定會有什麼意外之舉，然而沒有。
赫魯曉夫終究以獨特的告別政壇的「絕唱」，譜寫了一曲有別於獨裁者斯大林的「接班人之歌」。他以自身權力場的沉浮，完成了一個領袖人物從神到人的回歸。
- 關鍵字搜索：
-
二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