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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共產黨之投機取巧, 應切實注意!

蔣介石日記中的歷史

作者:傅國湧  2011-04-09 17:20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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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與火的八年抗戰時期,對蔣介石而言,另一層困難就是他始終沒有辦法解決與共產黨的關係,他一直都為此而憂心忡忡。平型關戰役一個月後,1937年10月25日他在日記中說:「共產黨之投機取巧,應切實注意,此輩不顧信義之徒,不足為慮,吾當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應之。」11月4日又說:「軍事失利,國內各反動派逐漸猖獗,共黨尤為跋扈。外患未消,內憂日增,不有大勇,何能旋乾轉坤?凡事應以國家利害為前提。如我自認為是,則當以大無畏精神行之可也。」

到1942年10月15日,他在日記中說:「對共黨應以軍令政令之統一為先決條件。」

張國燾與毛決裂後,曾於1938年發表《敬告國人書》,指出毛澤東「不以國家民族為重,缺乏團結抗戰誠意。」毛澤東不無驚慌,一方面給蔣寫親筆信,保證服從蔣的統一領導,強調團結比任何時期都重要,一方面積極擴大實力。其實,早在1937年10月16日,劉少奇就在《抗日戰爭中的若干基本問題》中講得十分露骨:「要堅持長期的游擊戰爭必須建立根據地,必須改造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使它成為真正的人民抗日政府」。這也正是毛的意思。1938年11月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報告:「在現時有些先得國民黨同意,例如將三個師的番號擴編為三個軍的番號,這叫做先奏後斬。有些則造成既成事實再告訴它,例如發展20餘萬軍隊,這叫做先斬後奏。有些則暫時斬而不奏,估計他現時不會同意,例如召集邊區議會之類,有些暫時不斬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礙大局的事情。

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這是何等複雜、高明的謀略啊,在這樣層出不窮、靈活自如的謀略、技巧面前,蔣的「正」和「拙」還能行得通嗎?

蔣介石不斷地在日記中流露對共產黨的真實心態:1938年11月18日,他在讀到共產黨《黨的建設》一書後,雖然也承認共產黨在有些方面有長處,但卻鄙視其不擇手段:「共黨因其共產國際百年來之秘密活動,故其紀律最嚴,方法最精,組織最密為任何黨派所不及,因之其手段最毒,情義與道德掃地無餘,設使其人能趨向民族國家之路則幾矣。」1941年6月12日共產黨皈依唯物論使「人類均將降入禽獸之域」,7月15日,他認為共產黨「以仇恨鬥爭為主」。在《中國之命運》中,蔣抨擊近百年來列強侵略、對中共也深為不滿,出版之後「最反響者一為英國,一為中共。此乃預想所及,然未料其反感有如此之大也。」(1943年10月7日)1943年1月25日,蔣日記「本日增補文稿指斥共黨為變相軍閥與新式封建一段時,誠精思入神。此文如非自撰,恐任何人不能深入此境也。」這年9月8日,他在日記中寫:「共黨為俄作倀,汪偽為倭作倀,內憂外患之情勢並未減殺。然而我所恃者,惟理與義故寸衷能泰然自若也。」1944年1月21日,他指責共產黨「毀滅本國歷史和倫理」,2月8日,他認為共產黨「毒辣凶狠」。

抗戰後期,共產黨方面大打美國牌,向蔣施壓,也是為抗戰後贏得最大利益。這一點蔣也有察覺。1944年2月19日,他在日記中:「最近共黨對美國宣傳鼓勵干涉我國內政,要求我政府准美國派視察團到延安,實地調查真像。此次共黨政治攻勢,國內外互相聯絡,可謂最大最猛之一擊,非毅然拒絕並乘機予以反擊,決不能平息此風潮,貽患且將無窮也。」2月26日他在日記中說:「中共在美宣傳稱,我軍已不打日敵,而集中力量將攻中共,此與其去年宣傳我政府將投降日敵之手段無異也。可慮者,美國朝野已為其宣傳所惑,信以為真矣!」

但即使國共關係如此緊張之時,蔣對中共的優點也沒有一概抹殺,他在1944年1月20日的日記中仍這樣提醒自己:「中共之統治方式,業已造成,而在陝北控制社會與生產,亦已見成效。惟在晉察冀各淪陷區內以後只有發展其他地下秘密組織,蓋民眾雖被其控制,但不能持久,只要我軍隊到達其地,民眾必歡迎我也。即其對黨員與幹部之控制嚴密,如果我軍與之接近,彼等如遇有機緣,來歸者亦必多。故此後問題,惟在我本身組織能否健全,與能否深入下層為斷耳。」

1944年7月12日,蔣在日記中說,「國家前途多難,尤以俄國與中共問題為最大,但此乃關於國家存亡之機。在我者惟有天理與常道為準則,遵此而行,至於成敗存亡非所逆睹。對我黨國鞠躬盡瘁而後已也。此次美國態度惡化以及國內人心之動盪與軍事失利,余皆視為與我有益,而不以為害耳。即使美國利用中共政策,如我能運用得法,亦未始於我無益,然而用心之苦,負辱之重,亦云極矣!」8月11日,他又在日記中寫下:「如余健在一日,則國家必有一日之前途。共匪雖有國際之背景與陰狠之姦謀,彼亦必有終無出路之一日,不可過於憂慮,只須忍辱待機,若至不得已時,惟有以快刀斬亂麻處之。否則余若一經悲觀憂世,甚至存一死報國之念,則國家人民必胥以亡,徒使共匪與敵寇之陰謀得逞已耳。能不自勉乎哉!何況今日處境雖惡劣萬分,而較之15年至30年之間之情勢,猶勝多矣,惟在我能自求、自反、自主、自強耳!」

10月31日,美國著名專欄作家愛金生批評蔣「不開明,冷心腸,獨裁之政體」的報導在《紐約時報》刊出後,蔣在11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史迪威回美以後,其反宣傳不僅詆毀我個人,且必推倒我政府。其各種誣蔑詆毀,以《紐約時報》愛金生之專論為代表,可謂污辱已極。而共匪乘機煽動,美國輿論更不待言矣。惟餘寸衷泰然,不為其所動,蓋此早為預料所及也。」幾個月後,魏德邁去延安視察,準備帶白修德隨行,蔣「直告不必」,1945年6月11日他在日記「彼或因此不樂,然亦只有聽之而已。」

1945年秋天,毛澤東在重慶洞穿了蔣「搞獨裁無膽,搞民主無量」,滿心歡喜,知道已勝券在握。毛樂觀地對身邊的胡喬木說,國民黨「實行獨裁的勁不大,像灰塵一樣可以吹掉的」。「我看蔣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沒有重心──民主或獨裁,和或戰。最近幾個月,我看他沒有路線了。……我們是路線清楚而調子很低,並沒有馬上推翻一黨專政。我看,現在是有蔣以來,從未有之弱。兵散了,新聞檢查取消了,這是18年來未有之事。說他堅決反革命,不見得。」

蔣有強硬、堅毅的一面,在某種程度上卻又是一個容易動感情的人,他在日記中不時有「淚涔涔下」、「淚珠盈眶」的語句。當河南嚴重飢荒、白骨遍野的消息傳來,他雖然下令對如實報導、併發表評論的《大公報》停刊三天,予以懲罰。但他自己在1943年4月11的日記卻痛心地寫下:

「公務員生活窮困萬狀,妻室以產育無錢多謀墮胎者,有醫藥無費,病貧亦深者。華僑在粵,有鬻子女過活者。河南災區,餓莩〔殍〕在道,犬獸食屍,其慘狀更不忍聞。天呼!若不使倭寇從速敗亡,或再延長一、二年,則中國勢難支持。余將不能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矣!奈何蒼天上帝蓋速救我危亡乎!」

毛澤東深知沒有日本入侵,就不會有共產黨的天下,所以當1964年日本社會黨多名議員訪華,佐佐木更三代表諸人為日本侵華表示道歉時,他才如此直言無忌地回答說,不需要道歉,若干不是日軍入侵,中共還不能奪取政權。這番話登在《參考消息》上,世界輿論震驚一時。

到1948年,蔣實際上敗局已定,他在這年2月3日的日記尚有自信:

「近日軍民心理動搖已極,無人無地不表現其悲觀主義之情緒,可說對剿匪戡亂信心及對國家之責任心完全喪失,尤對領袖之信仰心亦不存在,此種精神之影響,比之於共匪之暴動陰謀更為危急。上海同濟大學學生擊傷市長,舞女結隊搗毀社會局,以及申新紗廠之暴動,皆為匪在我經濟中心搗亂,擾害社會,顛覆政府作有計畫之暴動。雖情勢愈急,險像萬狀,惟余之信心絕未為共匪虛聲暴行所動搖,自信盡我人事,不憂不懼,必能打破此一最大最後之難關而獲得最後勝利與成功也。」

8月14日,在幣制改革前,他在日記中提到物價的飛漲,一石米值法幣4,000萬元。1949年1月21日在內外交困下,他被迫宣布「引退」,第二天的日記中已不無黯然:

「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於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已放棄崩潰,在此新舊交接緊要危急之刻。而所恃以建國救民之基本條件,完全失去,焉得不為之失敗!」

2月1日,在故鄉溪口寫道:「為政20年對於社會改造與民眾福利著手太少,而黨政軍事教育人員,更未注意三民主義之實行,今後對於一切教育,皆應以民生為基礎。亡羊補牢未始已晚也。」

早在1926年3月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過一句話:「順應時勢,迎合眾心,為革命領袖惟一之要件。吾何能之?」確實,他又「何能」做到「順應時勢,迎合眾心」,所以他即使驚人般準確地預言了抗戰的步驟和勝利的時間表,在接踵而來的內戰中等待他的注定了將是失敗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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