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坦白從寬——牢底坐穿」

2011-04-08 01:01

1965年，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威遠縣新店中學當教師。1970年，全縣教師被集中到新店區靜寧寺，開展了名曰「學習班」的「一批二清」（批判極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會」）和「一打三反」運動。

靜寧寺坐落在威遠縣新店區的四方碑附近。寺廟很大，飛角雕檐，鱗次櫛比。抗日戰爭時期，東北中山中學曾遷到這裡辦學。上世紀50年代被作為糧庫。三年「自然災害」後，糧食沒有多少儲備，這裡便空蕩蕩的。所以全縣教師集中在此，毫無擁擠感覺。只是晚上都睡地鋪，老師們鋪挨鋪，一字兒排開，在那種年代，也覺得很寬敞。

「學習班」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學習文件，「鬥私批修」。其中也開了一些大會。如對一個建國前參加了中統特務，建國後作了交待並被安排當教師的，再次舊事重提，大小會批鬥，致使其受不了而跳池塘自殺了。在這個階段中，我被點名批判，進入了「學習班」的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大多數教師回校，將「有問題」、「未交待清楚」的教師留下來，專門交待問題。第二階段管理很嚴，門前有人看守，不准外出，外面親友來看望，必須經過批准，並有專案人員在場守著談話。其實這就是外地所稱的「關牛棚」。以現在的法治眼光看，叫「非法關押」，而在當時那種無法無天的日子裡，卻是司空見慣的現象，關人的和被關的，都似乎覺得很正常。

分在我們小組的，有一個女教師L，大約四十歲左右，看來很老實。據說建國前是偽縣長的兒子的姨太太，但結婚不到一年，就政權更迭了，她男人被鎮壓。因她本人也是個受苦人，所以沒事，以後長期當村小教師。

她對我們講了她的「案情」：她給學生上寫字課，那時的寫字課，不能寫唐詩宋詞之類「封資修」的東西，只有寫毛主席語錄和革命口號最保險。她在黑板上書寫了毛主席「五·二〇聲明」的標題：「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下面照報紙寫了落款：「毛澤東」。小學生就照著一個字一個字寫到大字本上。沒想到這就出了禍事，而且是天大的禍事！

「組織」上要她承認，她寫的時候落款沒有提行，把那個標題與落款連起寫，就成了反動標語（「打倒……走狗毛澤東」）。她說是提了行寫的。但「組織」說：「人證物證俱在，不承認只有從嚴。」所謂人證，是幾個小學三年級學生寫的「證明」，所謂物證，是小學生的大字本。「組織」說：「如果僅僅一個學生沒有提行，那是學生的問題，現在有好多本都是連著寫的，都沒有提行，不是老師教的說得過去嗎？」

她對我們講時很痛心，邊說邊流淚。我從內心裏相信她的解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能懂得寫「檢舉」嗎？肯定是大人教的。而且大字本每一行只有五個字格，每一格必須填進一個字，學生寫時也不可能想到應該提行。這件事，最多只能說她講課和批改作業時疏忽了，沒有注意到提出要求和進行糾正。她是不可能在黑板上那樣連著寫的。

但是，在那種「學習班」裡，我也無法給她正面打氣，叫她堅持，只說了一句：「有就承認，沒有就不承認。」俗話說，自己下面都還在流血，怎麼可能給人醫痔瘡呢。我曾在圍牆面前隨便說了一句：「你們看那牆上掛著的籐籐，到底是牆內長出去的，還是牆外長進來的呢？」馬上就有人上報，說我企圖煽動大家翻牆逃跑。所以我對她只能講到那種程度。

後來，開了幾次「寬嚴大會」，處理了一批人，同時加緊了對我們的逼供，我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自己做的事就承認，強加於我的罪名堅決不承認。於是，學習班裡寫了我不少大標語，如「頑固分子死硬派李汝高不投降，絕無好下場！」等等。而L則受到表揚，因為她終於經不住壓力，承認道：「既然學生們都說我沒有提行寫，那也可能沒注意，是沒提行罷。」於是「組織」馬上叫她寫了交待。

她私下對我們說，主要考慮到孩子。若真「抗拒從嚴」，有個好歹，孩子怎麼辦？然而，她承認後並未完事。「組織」又要叫她「交罪交心，要‘竹筒倒豆子，不留任何尾巴’」。她說，即使沒提行，也是無意的嘛。「組織」說：「你的罪行已是鐵定的了，你犯了公安六條第一條（其實‘惡攻罪’是第二條，但當時領導和群眾都這樣說），你知道炮打最高統帥是多大的罪？如果交了心，態度好，可以從寬，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嘛。」「組織」還教她怎麼交心：「要結合你的過去來認識，是留戀舊社會的姨太太生活，對新社會、對黨和毛主席不滿，才這樣寫的。不這樣認識過不了關。」

看來L還不太傻，堅持了很久沒有這樣承認。後來又過了一段時間，突然開了個「首批畢業人員歡送會」，L竟被宣布為首批畢業人員，並作為其代表發言，這時我才知道，她終於經不住威脅利誘，按「組織」的說法承認了自己的「反動思想」。最後，學習班的負責人還在會上號召我們向她學習，說她一定能得到從寬處理。特別警告「一小撮頑固分子死硬派」，「不坦白交待，只有自絕於黨和人民，絕無好下場！」

後來，還「畢業」了一兩批，我和部分人員因未按「組織」的要求「坦白交待」，一直到學習班結束，都沒畢業。「組織」宣布：我們回單位繼續邊勞動、邊交待問題。

回單位不久，縣公安局到新店區開了公捕大會，宣布L因「炮打最高統帥，正式逮捕。」很快又判了她十五年徒刑。

我被通知去參加公捕大會，「接受教育」。會後我罵了一句：「這個反革命L，公然欺騙組織，害得組織叫我們向她學習！」有人馬上報告了我校黨支部書記×××。他便把我叫去訓斥：「怎麼，你與她同病相憐麼？！」我說：「我是在罵反革命分子L呀。」他說：「你以為我們不懂麼？你這是在指桑罵槐！你說她欺騙組織，害得組織叫你們向她學習，這不是罵組織嗎？」我說：「學習班開會時，領導的確是這樣說的嘛。而且說她坦白得很好，可以得到從寬處理。現在抓她，說明她還隱瞞了什麼重大問題嘛。」×××說：「她犯了公安六條第一條，難道罪行還不重大嗎？炮打最高統帥，死有餘辜。啥子叫‘從寬’？該判死刑的判無期徒刑，該判無期徒刑的判二十年，該判二十年的判十五年，都叫從寬！告訴你，她的逮捕材料，在學習班就上報了，現在才批下來。你不要同情她。」

然而，區「一打三反」領導小組的另一成員，小教支部書記×××在全區教師大會上講的卻不一樣：「L嘛，我們本來考慮她在學習班能坦白，決定給她一個機會，讓她在農村邊勞動，邊改造，爭取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可是她極不老實，公然欺騙貧下中農，給貧下中農讀報！你是什麼身份自己都不清楚嗎？」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給貧下中農讀報竟成了不老實，因而要從嚴的新罪行！比較而言，我校支部書記還算老實，說了「在學習班就報了她的逮捕材料」的真話。

對比而言，我這個「頑固分子死硬派」，雖然被送到農村「土勞改」；被勒令在大街路燈下寫交待，讓我公開受辱；交各單位批鬥、全區群眾批鬥，並被送到縣委大禮堂受全縣教師批鬥；白天勞動，晚上還要守棚子，得了重感冒還被從打針室拖到教室批鬥……等等。但終究沒有受到正式組織處理。林彪事件後一年多，終於宣布對我的批鬥是錯誤的，予以取消。留了些「三反罪行」尾巴，也在1980年由自貢市教育局黨組落實政策，予以全部否定。

而L呢，直到1976年我調離威遠，她都還在服刑。後來落實政策與否，何時落實的，我就不得而知了。

因為有了這樣一類慘痛的教訓，文革中在民間社會就針對當時標榜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流傳開了一句話：「坦白從寬——牢底坐穿；抗拒從嚴——回家團圓。」

（作者簡介：退休中學高級教師。現任自貢市市志總編室副總編、自貢市詩詞學會副會長。退休前曾任自貢市永安職業中學校長、自貢六中副校長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