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南京研討會，人民幣加入SDR是焦點，看上去吵得不可開交。
3月31日，只有一天閉門會議的「二十國集團國際貨幣體系高層研討會」在南京閉幕。這次會議，本來應該涉及到國際貨幣體系方方面面；但實際上，話題仍然集中到人民幣是否、怎樣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上。
西方國家希望的是SDR不變，改變人民幣。中方學者稱，「不能接受以人民幣可兌換和自由浮動為條件！」
於是在會場上，又聽到眾多同行大呼：「我們不能上列強的賊船！」
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歷程，留下了兩個看似無解的難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不是全球儲備貨幣，但也從來沒有過發展中國家貨幣成為儲備貨幣。
美國財長蓋特納說，即使國際體系應當與時俱進，不斷適應新的形勢，在改革路徑上，並不會由於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就存在獨特的路徑。這是因為，中國是現有全球貿易體系、國際貨幣體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這說明，現行國際體繫在促進全球化、穩定全球貨幣應對衝擊上是成功的，「我們不需要對現有體系推倒重來。」
如果中國不變，就什麼都沒變；如果令SDR「遷就」人民幣，SDR本就十分有限的功能（如果國際清算記值單位、IMF貸款額度和交易單位），就更要自縛手腳。這樣的SDR，何以有利於全球「金融保護網」的建立？
「其一是國際經濟突發事件不斷，其二是各位媒體朋友的作用，每一次國際會議上總會有一個大的爭論熱門。但你會看到，這種爭論往往很快就會過去，下一次會議又換了個焦點。」周小川去年10月在華盛頓參加IMF年會會後，曾舉行過一場小型媒體圓桌會。針對記者揪住匯率紛爭不放，他笑答。
其實，在決策者眼中，閉門會中充分抒發觀點情緒、交換意見，比徹夜「討價還價」、字斟句酌地完成公開的聯合聲明要有意義的多，英國央行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說。
各政府尤其是央行代表參加國際會議時，或多或少會提前統一對外的「口徑」。比如本次人民銀行就在28日舉行內部會議，不但央行官員，連參會的中方學者也基本上到齊。
但這並不一定對決策者之間開誠佈公地探討造成多大障礙，與會各方往往是「內外有別」的。
在去年10月IMF年會，人民幣匯率是一大熱門。周小川、央行副行長易綱、學者李稻葵等均表示，應當考慮實際有效匯率，名義匯率在去年6月19日重啟改革後的半年內升值3%，若加上通脹，相當於全年實際升值10%，速度並不慢。
這一說法也為美方接受。當然，此後蓋特納意味深長地說，「究竟要名義多升一點，還是通脹再上漲，中國政府來定。」
在南京，蓋特納強調說，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改革的重要性，理解到這是符合中國自身利益的。法國財長拉嘉德在總結時表示，研討會上本就不指望達成「共識」，但開啟有關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特別是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加入SDR的討論，本身就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確實，就SDR全球決策層面的討論，這是第一次。
當然，阻力也不該被低估。自兩年前提出改革SDR之後，此後中國央行不再發聲。去年6月IMF總裁斯特勞斯-卡恩（Strauss-Kahn）再提擴大SDR構成和使用；今年1月胡錦濤訪美時中美聯合聲明中的「美方支持人民幣加入SDR」，成為首次官方表態。
在本次研討會上，就在會前一天，主辦方法國，支持方中國政府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對媒體發布緊急通告，將原定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研討會」去掉「改革」二字。
法國作為G20輪值主席國，今年的壓力不小。從首爾峰會開始，推動實現「強有力、可持續和平衡的經濟增長框架」成了首要目標，取得具體的進展越來越不易。南京研討會是今年G20重大會議的「第二站」，此前是2月19日的巴黎財長及央行行長會議，此後是4月的華盛頓部長會議，直到11月的G20首腦峰會。
其實，法國主持下，已取得了部分進展，2月會議將公共債務及財政赤字，私有部門儲蓄率和負債，國際收支賬戶及資本賬戶三大項作為衡量各國在結構調整以實現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指標，為「多邊審議計畫」（MAP）提供量化參考。
不過，一個重要內容——匯率不在其中，拉嘉德說2月會議「多少令人失望」。由於中國的強烈反對，匯率並未如G20多數成員國所願成為第四項指標。這樣看來，「慫恿」人民幣加入SDR，更像是匯率問題的變相說法。
關鍵是，相比之下，價格扭曲，出口導向，中國百姓補貼外國消費者，還落下「儲蓄過剩」（savings gult）的惡名，究竟哪個才是「賊船」？
對這個問題，大眾容易被愚弄；媒體一邊倒，上綱上線，則會人為地放大矛盾。其實，G20各國決策者間的默契，政府內部的分歧，我們知道多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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