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 《中共已如驚弓之鳥》
上個月一批小青年在網路上搞了一個小動作，模仿北非的茉莉花革命發了一個呼籲讓大家上街遊行。它沒有明確的目標，也沒有行動的口號，甚至沒有預先的輿論準備，看上去不是很認真的一場行動。但是卻一石激起千層浪，讓各界都反應過度。這是為什麼呢？
日本大地震引起了更大的一場核危機。核能發電廠發生嚴重的核泄漏，而且事態還在繼續發展，有可能演變成為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那樣的大災難。但是日本社會在大地震加上核災難面前，仍然保持著冷靜的、有秩序的救災工作。他們沒有驚慌失措；沒有一片混亂；沒有喪失信心。可這在中國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災難，居然在幾天之內就把市場上的食鹽搶購一空。
據說是因為有謠言說：吃了含碘的食鹽可以防止核輻射的危害。核輻射在日本，日本人並沒有驚慌失措到了謠言四起就去搶購食鹽的地步，為什麼遠在中國的人們倒驚慌失措地去搶購食鹽呢？為什麼一個謠言就使得整個社會都惶惶不可終日了呢？這是什麼心理造成的呢？這是政府失去人民信任所造成的。這也是歷史上多次出現過的，王朝末日的一個普遍現象。
當一個國家的統治集團喪失了人們對它的信任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社會心理傾向，也就是人們不知道該相信什麼了。官方的權威不可信，只能相信謠言了。何況多少年來的事實證明：謠言的可信度超過了官方的權威。很多正確的信息都是從謠言中得到，官方的權威信息反倒像謠言一樣不可靠。
官方傾向於欺騙老百姓；老百姓在兩個謠言中選擇了多年後，只好傾向於相信來自於民間的謠言，而不相信官方的謠言。因為相比之下，民間謠言騙人的動機還是少得多，頂多不過是不太準確而已；而官方謠言則充滿了騙人的動機。兩害相權取其輕，相信民間謠言顯然是比較明智的選擇。
不管中共執政的理念如何，單從它執政的方法上來看，就是錯誤的。孔夫子在兩千多年前就說過：人無信不立。政府也一樣，沒有信用就站不住腳。可是共產黨的基本方法就是依靠專制的手段取得和維持政權。它既不需要講理，也不需要信任。暴力就是萬能的，槍桿子裡邊出政權。這就是馬克思、列寧，到毛澤東、鄧小平一脈相傳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原則。
換成中國古代的說法，就是靠馬上得天下，也要靠馬上治天下。信用和信任在他們的方法中無足輕重。我手裡有權，想怎麼騙你就怎麼騙你，想怎麼捏你就怎麼捏你。你相信我或者不相信我有什麼關係呢？我只要掌握好手中的暴力機關就可以了。我是流氓，我怕誰。不服的話，就把你打翻在地，然後踏上一隻腳。共產黨就是這樣掌握政權的，它不需要人民信任，只需要服從。
所以共產黨政權無一例外，都是把法律看作可有可無，只要掌握了刀把子和筆桿子就行了。筆桿子用來欺騙大多數人；有少數不被欺騙或者不願被欺騙的，就用刀把子解決。這種執政方法就叫做專政。專政的法律只不過是統治者手中的工具，想怎麼用就怎麼用，想不用就可以不用。
所以中共的發言人一不小心就會說漏嘴，在記者會上訓斥別人「不要用法律作擋箭牌」。她竟然不知道法律的作用就是每一個人的擋箭牌。法律都不能成為人們的擋箭牌了，人們從哪兒得到安全感呢？
法律的本質就是一種信用。還有一種說法叫做社會契約，契約的基礎也是信用。政治就是管理社會的工作，也叫做治理眾人之事。中文的政治含義非常清楚，就是用正當的方法治理社會。這個正當的方法的核心，就是法律。
官員不可能隨時隨地地告訴人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法律在大多數情況下告訴人們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所以法律是政治的核心。而法律發生效用的基礎，就是人們對它的信任，或者說是法律的信用。
政府的主要工作就是確保法律的信用，和運用法律治理社會。當政府自己破壞法律的信用的時候，人們就無所適從了。當這種對法律的破壞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對社會的治理就開始失效。人們不知道該相信誰，大多數人失去了安全感。這是社會混亂的主要原因。
中共這六十年來逐漸地失去了人們對它的信任。中共和它的官員自己帶頭破壞法律的信用，甚至驕橫地警告別人不要拿法律作擋箭牌。所以才會造成無故驚擾的現象。這在古代，就是亡國的先兆。現代也一樣。所謂的中東茉莉花革命，就是從突尼西亞的「無故驚擾」開始的。
一個小小的事件造成的驚擾迅速擴散成為一場革命，然後再擴散到周邊國家，形成了國際性的民主浪潮。它的基礎就是政府喪失了信用，是人們普遍對政府的不信任。
最近中國不斷產生的這種無故驚擾的現象，正是中共的亡國之兆。而造成人們對政府不信任的根本原因，恰恰是中共執政的基本方式--專政的方式造成的。這種依靠欺騙和鎮壓維持政權的執政方式，正在為中國的茉莉花革命創造著條件。想讓它不發生，都不太可能。
正是因為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中共自己的表現就像是驚弓之鳥。所以溫家寶代表的一批相對聰明的中共官員，才會不斷地呼籲民主的政治體制改革。改革什麼呢？改的就是專政的基本執政方式。不論你持有什麼樣的理論和目標，專政的方式也無法繼續下去了。
（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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