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回首，評提出改革與限制改革的鄧小平

文章摘要：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族，或者說西方的人們已經實現了現代化，他們所作的示範代表著人類共同進步的方向。因此，我以為：拒絕這種示範，就是拒絕向人類共同進步的方向看齊。這種拒絕的實質是即表明我們的怯弱，又反映出我們對人類沒有能力承擔那份責任。

自鄧小平於七八年召開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發表一篇堪稱為著名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此後，全國慢慢掀起一場由弱而強、由淺而深的改革大潮。如今二十幾年過去了，我覺得有必要對鄧小平當初提出改革的動機以及如何限制改革的思想行為作一番評述。

主張改革開放的是鄧小平，限制改革開放的也是鄧小平。我把這種矛盾——衝突狀態同時反映在一個人身上的現象稱為「鄧小平現象」。

一、鄧小平主張改革開放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鄧小平發表了一篇堪稱為著名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其中，他是這樣說的：「正確地改革同生產力迅速發展不相適應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確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具體道路、方針、方法和措施。」

這是鄧小平首次主張在中國大陸實行改革開放。驅使鄧小平作出如此冒險主張的動機是什麼？細究起來，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宏觀歷史原因，那就是以世界發展潮流——現代化為觀照座標，向它看齊，要求在中國大陸實現現代化（具體指標分解為「四個」：農業、工業、國防、科技）。另一個是微觀社會原因，其中分為三點，即徹底戰勝「四人幫」，超越華國鋒，抵消民主勢力的崛起。

在中國大陸搞了二十九年封閉式的社會主義，現在毅然主張改革開放，這於鄧小平來說，確實是需要極大的勇氣和膽略，因為它意味著是一場「第二次革命」。它的前提：在中國大陸實現現代化本身就是一場「深刻的革命」。改革開放完全是為其直接服務的。因此稱其為「第二次革命」，並不是一種誇張的說法，而是非常合乎邏輯的。

二、鄧小平限制改革開放

就像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主張是合乎邏輯，順乎民意的一樣，人們要求鄧小平將其自己的主張一以貫之的朝前發展下去，同樣是合乎理性的。但是，生活有時往往是有悖邏輯的，反理性的。

同樣是鄧小平這個人，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三十日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他又發表了一篇堪稱「著名」的講話：「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這篇講話中，同樣也是首次提出了對改革開放加以限制的四項基本原則。這四項基本原則正好像一個方塊的四條邊，將改革開放框架在裡面而不能越雷池一步：「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於是「鄧小平現象」也就非邏輯地形成了。

三、我對「鄧小平現象」的理性批判

為什麼鄧小平在提出改革開放以後，過了三個月時間馬上又要提出旨在限制其主張的四項基本原則呢？人們有理由並且也是屬於很自然的按邏輯原則提出這一問題。對此，我想加以分析並貫穿對其理性批判。我之所以要在此突出強調理性批判，這是因為縱觀近現代，在整個過渡時代的文化衝突中，那種對本民族傳統文化於現實繼承所作的批判都帶有一種強烈的感情色彩。對此，我把這種批判稱作「情緒批判」。

毫無疑問，這種批判在一定的階段是需要的。因為它能起到一定的警示作用。但是，由於它更多的是帶有感情色彩，在一種情緒驅使下往往會產生否定一切的效應，而缺乏一種理性精神。即對被批判的對象不加以深入理解、分析、解剖、拯救。由此，使批判者與被批判者兩者完全處於一種對立的位置上，而沒有達到一種對話——平等——妥協——解決的目的。

記得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有一個叫文相森有禮講過一句有名的話：「官吏也是人」。我對「鄧小平現象」的理性批判，其出發點也在於把鄧小平當作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鬼。基於這樣的前提,我把對「鄧小平現象」的理性批判分為兩個部分：A.前期：鄧小平在轉軌時期的進取性；B.後期鄧小平在轉軌時期的保守性。

A．前期：鄧小平在轉軌時期的進取性。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最終結束了華國鋒體制，亦可稱「文革」體制，確立了鄧小平體制，亦可稱前改革體制，從而使得中國（大陸）終於進入了轉軌時期。何謂轉軌時期？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公報裡面有這樣一段話，指出了轉軌時期的實質性：「全會決定，鑒於中央在二中全會以來的工作進展順利，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揭批林彪、‘四人幫’的群眾運動已經基本上勝利完成，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一九七九年開始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對鄧小平來說，進入轉軌時期後，面臨著一個如何行動的選擇問題。出於鄧小平個性使然，吸取了華國鋒前車之鑒的教訓以及其對中國（大陸）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初的社會形勢的觀察與把握，鄧小平作出了一個進取性的選擇：主張改革開放。

這是一次順乎民主，合乎潮流的選擇。任何個人在尋思行事的瞬間，都打上一個人的個性，這是一個規律。鄧小平當然也不例外。那麼，鄧小平有怎樣一種個性呢？潑辣，敢作敢為。作為客家出身的鄧小平，天生就具有一種異境中求生存的反抗精神。在出現一種轉折機遇的時候，他的這種個性因其處於中國(大陸)政治舞臺的主導地位而發生了根本的作用。這就給當時的中國（大陸）生活帶來一種新的「非毛澤東化」——亦即非正統化的選擇。

因此，也可以說，改革開放的標記就是非正統化。正是在這一點上，顯示出鄧小平與華國鋒之間的最大區別。從某種意義上說，在搞現代化（哪怕是帶有帽子的「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他們兩人沒有本質的分歧。甚至可以說在目的上是完全一致的。區別在於實現現代化過程中手段選擇的不同。

華國鋒在搞現代化的時候，其思想的出發點是要在毛澤東化的前提下進行。所以他要搞「兩個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持維護，凡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分析起來，華國鋒搞「兩個凡是」，也是有其個人原因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首先在於他的「報恩」動機——在一九七六年「非常」的初夏，是毛澤東拋棄了鄧小平，撇開了「四人幫」而唯獨提攜他入「接班」的位子上——擔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代總理。其次原因在於華國鋒意識到自己在中共上層畢竟根子太淺，在民眾中缺乏號召力，搞「兩個凡是」也就是為了突出自己所佔據地位具有正統性，以做到名正言順。從而借毛澤東這尊神，用毛澤東所主張的「群眾運動」方法去動員當時的中國（大陸）群眾來為現代化服務。

可是華國鋒的悲劇也恰恰發生在這裡。因為從當時中國（大陸）群眾的情緒看來，在他們心目中，毛澤東的形象已經失去了文革時那如火中天、光彩照人的色彩。在形象黯淡下來之後；有許多人感到被欺騙和玩弄了；更有甚者，有人已經要求批判毛澤東——「秦皇的封建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作為具有政治鬥爭豐富經驗的鄧小平來說，在這一點上顯然時棋高一著，勝過了華國鋒。當然，鄧小平更沒有忽略僅憑政治激情來動員中國（大陸）群眾——「非毛澤東化」來為其現代化路線服務是不能長久的。尤為關鍵的，甚至是至關重要的是，他還抓住了中國（大陸）群眾的「肚皮激情」，對症下藥，加以鼓勵：「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

幾乎是水到渠成，上層決策圈的阻力被排除了，中層官吏被發動起來了，下層群眾被動員起來了——改革開放，在中國（大陸）波浪式的展開了。先是在農村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而後將其推廣到城市，實行自主權下放式的企業改革，以及允許個體戶、小規模私營經濟作為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形式出現，這一切被概括為經濟體制改革。

這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步。緊接其後的第二步改革即為政治體制改革。這一階段改革的目的旨在將黨政分開，克服官僚主義，精兵簡政，提高辦事效率，進一步調動群眾參與改革開放的積極性。一言以蔽之，為了保證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

除了叛逆個性,政治經驗，熟悉民情以外，鄧小平是否有自己的精神武裝，即思想武器呢？有！那麼他的精神武裝，亦即「武器」是什麼呢？用鄧小平自己的語言來說就是八個字：「解放思想，實事求是」。

為什麼鄧小平要以這八個字作為自己在轉軌時期，主張改革開放從而表現出他在這一非常時期所具有的那種進取性的精神武裝呢？顯然，面對習慣於「名正意識」，以正統才能號召民心的中國（大陸）群眾，對鄧小平來說，同樣面臨著一個是否具有正統地位問題的挑戰，因為像他這樣一個人物太具有傳奇性了：「三起三落」——無法被毛澤東所打倒，又無法復出。恰恰是他這種傳奇性構成了他的地位非正統性。所以，他很自然的要提出「解放思想」。

所謂「解放思想」其真實用意就在於要求人們拋棄一種毛澤東作為正統的思想，從而更新一種認識：今天在中國（大陸），鄧小平是新的正統——新的核心（鄧小平在世時，曾把中共領導人分為三代核心，第一代領導核心是毛澤東；第二代領導核心是他本人；第三代領導核心是江澤民）。所以，他的一切作為，包括主張改革開放，都是解放思想的產物。

如同「解放思想」具有實用主義價值一樣，鄧小平精神武裝，亦即思想武裝的另一法寶，實事求是，同樣體現了實用主義原則。當然，中華民族本身就是一個非常講究實用功利的民族。實事求是，作為中國人的一句行為術語，其典型性是不言自明的。鄧小平作為一個中華民族一分子，自然擺脫不了這種共性。

指出上述鄧小平賴以指導自己在轉軌時期行動的思想武裝所具有的實用主義價值的意義在於：當人們回過頭去看轉軌時期的發展階段時，人們有權利要求鄧小平來一番自我拯救，自我解放——自我超越，以利於改革開放的全面擴展與縱深發展。這是其一。其二，當人們看到鄧小平作為一個人，而且是一個中國（大陸）人，更是如此——弱點更多，侷限性更大。如果我來推進改革開放，當其改革與我的價值觀念發生衝突時，我將怎麼辦？我會怎麼辦？我能實現自我拯救，自我解放，自我超越嗎？修正我的價值觀念嗎？

B．後期：鄧小平在轉軌時期的保守性。

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底，是轉軌時期的前期階段，這是鄧小平主張改革開放進取性由開始、發展到頂點的時期。有兩點可以為其作證。其一，一九八四年十月一日，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五週年天安門廣場閱兵的遊行隊伍中，北大遊行隊打出了這樣一條橫幅：「小平您好！」這是中國知識份子及其平民百姓對鄧小平主張改革開放的熱情支持與肯定。其二，美國「時代週刊」在一九八四年首次將鄧小平作為其刊物的「封面人物」。這是國際社會對他所主張的改革開放的集中褒獎。

自一九八五年之後，轉軌時期進入了後期階段。這時，鄧小平的保守性傾向也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直至成為他的思想觀念以限制改革開放向深層擴展的趨勢。當然，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作為一種保守性傾向，在鄧小平身上並不是到了轉軌時期階段一下子冒出來的，而是有一個過程。其開端在鄧小平首次提出改革政策的同時就已經顯露出來。這從他在一九七九年三月首次明確提出「四項基本原則」就可以明顯看出。只是這時候的鄧小平還在進取性的上升時期，那種保守性的意識對鄧小平改革開放的主張還僅僅起到一種預警性的作用，而不是攻擊性的。到了轉軌時期後期，隨著轉軌的愈來愈不可逆轉，改革開放愈來愈向全面拓展與向縱深進展的時候，鄧小平的保守性傾向卻向他的進取性「攻擊」了，兩者較量的結果，進取性讓位於保守性，保守性佔據了主導地位。

為什麼當改革開放進入關鍵階段的時刻時，鄧小平卻在自己的主張上面退卻了，保守了呢？分析起來不難發現，有兩個關鍵因素，維護既得利益與精神貪困，這是導致他限制改革開放得主要原因。

從一九七六年四月鄧小平被毛澤東再次趕下臺「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到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第一次復出，在這一年零三個月的時間裏，對鄧小平來說，真可謂是「一貧如洗」了。也就是說，這時鄧小平所曾經擁有的「既得利益」被剝奪得一乾二淨，沒有什麼既得利益值得需要維護。後來，復出以後的鄧小平重新開始獲得了即得利益，這也確實與他所主張的改革開放有關。正是這一點，使他成為一個眾望所歸的人物，從而贏得許多同志提議由「鄧小平同志擔任中央主席兼軍委主席」。最後在鄧小平「意見」支配下，將華國鋒所擔任的職務一分為二：胡耀邦擔任中央主席，而軍委主席則由他擔任，從而建立了改革開放的領導體制。一個人一旦爭取到了利益就會促使他去加以維護，這是正常的。因此，對鄧小平來說，他也盡可以維護他所為之爭取的既得利益。問題是，像鄧小平這樣一個人物，已經不是一個一般性的人物，而是成為一個重量級人物了。因此，他在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的時候，將取決於他的做法如何。是積極地維護還是消極地去維護。

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之所以得到「眾望所歸」，就在於這種改革開放給各階層人士帶來了以前不曾得到的利益。同時，鄧小平個人也得到了更多的利益。那麼，他就應該繼續加大改革開放的力量，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如此，他就不但能維護既得利益，而且還能擴大這種既得利益。這是一種新精神：「主觀為自己，客觀為別人。」反過來說，他要是消極去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他只能採取限制改革開放的措施。當然，實際的做法是，鄧小平確實越來越退卻、保守，強化這種限制性。這從鄧小平在一九八五年以後的一系列言論中可以獲得證明。於是這樣，在轉軌時期後期，在鄧小平身上，保守性取代了進取性，改革開放成為一種權宜之計，而不再是一種戰略性的選擇——一場「第二次革命」。

從表層看，鄧小平限制改革開放是處於要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的動機，透過這種動機表層再往深層看，可以發現，在鄧小平的價值觀念體系中，存在著一種精神貧困的現象。綜觀鄧小平的一生，可以看出在他身上帶著一種傳統的實用主義加經驗主義的混合思想。在對待民主問題上，鄧小平的這種混合思想，暴露得最為典型。就是在那篇首次主張改革開放具有綱領性意義的講話中，他是這樣說的：「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

在此，我認為鄧小平所闡述的這種民主是一種專制式的民主，即古典意義上的「民主」。正是在民主問題上，最充分地暴露出鄧小平是一個傳統化的人。他所區別於毛澤東的也就是在專制上弱化，弱化到怎樣程度呢？即最後的邊界在哪裡呢?一言以蔽之，不能否定專制制度的本身原則。這樣，我們也就不難發現鄧小平的理想就是成為一個「開明的、理性的」專制主義者。至於從屬於現代化社會系統的現代民主，對鄧小平來說是根本不理解的，遺憾的是他連瞭解一下這種現代民主的勇氣都沒有。當然，毫無疑問的是，鄧小平拒絕現代民主，也就因為處於消極的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由此，促使大家反省的是：為什麼鄧小平在主張改革開放之初就要對改革加以限制的原因現在清楚了，其癥結就在於此。

當鄧小平在爭取利益時，他就與改革開放南轅北轍了：內心充滿了矛盾、衝突、恐懼。他的直覺告訴他，再這樣改革下去，他的既得利益必將付諸東流。由此，人們也就不難理解鄧小平在政治體制改革進行中，要把它規定在這樣的範圍裡面：「從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幹部制度方面來說，主要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利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引自鄧小平：《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見《鄧小平文選》P287頁）。也就是說，由鄧小平設計的政治體制改革總圖其指向性僅僅在於改革政治體制中存在的上述傳統「弊端」而不想改革，這本身就是傳統意義的古典政治體制，從而達到建立現代政治體制：民主政治的目標。顯然，這種目標上的短視，恰恰證明鄧小平的精神危機：貧困加拒絕。

就像鄧小平因精神貧困而拒絕現代民主一樣，他在對待人權問題上，其態度與思維更是愚頑和貧乏。他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六日同「大陸與臺灣「學術研討會主席團全體成員談話時，當談及到人權問題時竟這樣說道：「什麼是人權？是多少人的人權？是多數人的人權還是少數人的人權，還是全國人民的人權？西方世界所謂‘人權’和我們講的人權是兩回事，觀點不同」（見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P111頁）。

從上述這段話中，可以看出三層含義。其一，鄧小平沒有人權概念，所以不懂得什麼叫人權；其二，鄧小平不懂得人權，本應該好好學習人權概念，可現在反過來，他卻大談特談人權，其結果只能是攪混中國（大陸）人的頭腦，拒絕人權這一體現現代政治精髓在中國（大陸）傳播。「人民」這一觀念本身就是一種古典政治反映，無法概括人；其三，對「西方世界」，鄧小平依然抱著「中央」這一傳統地域觀念，並由此表示輕視。沒有認識到中華民族僅僅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員，應當向人類進步看齊。就目前而言，「西方世界」代表了人類進步潮流發展的方向。自我封閉、自我拒絕與人類共處、共同生活、共同進步、共同繁榮。這是鄧小平精神貧困最本質的方面。他在推進中國（大陸）現代化的過程中，沒有對自己來一次現代意義的自我解放，而是依然將自己放在一個古典的框架裡面，在實現他幻境中的理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若要將鄧小平在轉軌時期的後期所表現出來的保守性作一概述的話，其實質就是這樣的：當鄧小平剛剛開始出現對改革開放的保守性時，他是以「社會主義」來限制其原來主張的，而當其越來越保守時，他不僅對改革開放加以限制，而且對「社會主義」也作了一種限制：要有中國特色。因為從經驗來看，「社會主義」具有一定的「國際性」，儘管它也是屬於古典化的。但是，只要是具有「國際性」的事物，在未成為現代化的中國人習慣思維看來，都是要對其加以「中國特色的」限制。目前，這種「中國式」的限制集中在鄧小平身上。有了「社會主義」一重限制還不夠，還要再加一重限制：「有中國特色的」，這雙重限制對改革開放來說意味著什麼呢？一句話，意味著要中止它。這是因鄧小平自身從進取性轉向保守性後所帶來的結局。

四、從「理性批判」中看出的啟示：

從上訴兩個方面對「鄧小平現象」所作的理性批判中可以給大家得出的啟示至少有三點：必須修正習慣的思維方法。從「鄧小平現象」中可以看到，鄧小平的思維方法屬於我們民族的一種習慣思維範疇：以「舊」為標準來觀察新事物，以「我」為主來規定新事物：以「功利」為出發點來接納新事物。例如，在對待現代化問題上就是如此。拿鄧小平話來說，現代化是要搞的，但是它不能將「舊」的標準推翻。在鄧小平心目中，「舊」的標準就是社會主義，以及它的領導力量中國共產黨，它的保衛工具是人民民主專政，它的指導思想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樣就很自然地變成了在「舊」標準下的現代化。而實際上恰恰是相反：應當是把「舊」的標準現代化，改革開放就是為現代化服務的。所以在轉軌時期同樣應當以它的軸心來總攬一切，不能倒過來。

現代化是一個系統，有技術和意識的，或者說是有經濟的和政治的，還可以說是有文化和道德等多元化兩方面所組成。不能以「我」為主觀來規定其中一個方面是好的，另一個方面是不好的。而應當以「它」為主來規定「我」這個現成的載體有哪些方面是不適應「它」的而需要加以改革和開放的。因為是「我」要現代化，而不是要「它」現代化。同理，不能以「功利」為出發點來接納新事物的某些方面而排除它的另外幾個方面。在這裡應當以理性的頭腦來關照自己；接受新事物的全部，而減去「我」的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甚至全部。

第二，必須重整思路。由「鄧小平現象」可以明顯看出，鄧小平的改革思路是混亂的。突出表現就是他把「現代化」和「資本主義」概念混為一談。這在他對開放引進所作的表述中體現得最充分。例如，他對國內外的人士談話時就常常這樣說：「要由選擇地引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技術，先進的管理方法和其它對我們有益的東西。」似乎資本主義國家都是現代化國家。其實錯了！不是資本主義國家就是代表現代化的，而是現代化已經在這些國家長成了，使之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了。至於「資本主義」只是這些現代化國家在運轉中的一種操作方式，使之成為一種制度化的規則而已。

指出這一點，說明像鄧小平這樣一位「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在把「資本主義」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來看待時，已經產生了一種預防作用，而矛盾的表現又在於他把「資本主義」和「現代化」加上了等號。由此，他必然作出一種即帶功利性更帶預防性的其實是混淆性的選擇；允許現代化的硬體加進來，而把現代化的軟體減掉。這行為的實質就是把現代化的根本給抹去了。

這倒讓我想起張春橋說過的一句精典之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毫無疑問，張春橋之所以如此說得乾脆，其前提性認識與鄧小平是非常一致的：現代化等於資本主義。所以要拒絕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絲毫的「污染」。

在重整思路同時，還要理清的一條是，現代化不是西方化。在鄧小平思路中，這也是經常混淆的一個方面。在他的頭腦中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個公式：現代化等於資本主義化，也等於西方化。由此，在思考現代化如何在中國實現時，他會常常陷入這樣一種誤區；中國要搞現代化，但是不能西方化，所以要以「中國特色」來規定現代化。限制現代化，由此也就必然要限制改革開放。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人眼裡，「西」這個字是帶有強烈的貶意色彩。從毛澤東「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在路線問題上沒有調和的餘地」的語言中，對「西風」帶有憤憤情緒；而在近代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概括性話語中，「西學」被放在了一個下賤地位，然而又捨不得放棄「西學」，畢竟還想借「西學」來「強兵」。因此，人們都對本來實現的目標：近代化、現代化加以混亂的限制。

撰此文，想要大家務必認識到現代化是人類共同進步的方向。不是資本主義的人們，或者說處在無論是「政治空間」還是「地理空間」位置上的西方民族在搞現代化，然後再把他們的那一套現代化的價值觀念「強加」（「侵略」）到中華民族頭上來。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現代化是代表整個人類共同進步的方向。即便我們可以拒絕資本主義，拒絕「西化」，但是，我們也不能拒絕現代化。拒絕現代化，就是拒絕向人類共同進步的方向看齊。

現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民族，或者說西方的人們已經實現了現代化，他們所作的示範代表著人類共同進步的方向。因此，我以為：拒絕這種示範，就是拒絕向人類共同進步的方向看齊。這種拒絕的實質是即表明我們的怯弱，又反映出我們對人類沒有能力承擔那份責任。

改革是中華民族振興的唯一出路，我們有能力承擔人類這份沉甸甸的責任嗎？我們有勇氣對「鄧小平現象」進行一種理性的批判與探討嗎？

執筆：憤公整理：黑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