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好怕！所以中國新聞自由被扼殺了(圖)

我是所謂「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一代，從小「黨」就告訴我們，1949年前的「舊中國」完全是漆黑一片，人民毫無自由可言。多虧共產黨建立了「新中國」，廣大人民群眾翻身當家做了主人，從此才享有了廣泛而充分的自由權利。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多年來，我對「黨」的這番教導一直信以為真。

照說，既然是廣泛充分的自由權利，那當然包括言論自由拉。可是，當我長大成人，成為官方媒體的一名記者時，我才發現，在「我們黨」的領導下，中國哪裡有什麼言論自由可言。

言論自由在現代社會最集中的體現無疑是新聞自由。何謂新聞自由？簡單的講，就是蒐集、發布、傳送和接受新聞的自由，它包括公民創辦新聞傳播工具的自由，通過新聞傳播工具發表自己對社會各種問題的看法以及在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及其它文化活動中的創造成果的自由。

而中國目前不僅是世界上政治自由度最低的國家之一，也是新聞自由度最低的國家之一。

根據在《無國界記者》組織有關全球新聞自由的調查報告在過去幾年裡,朝鮮中國伊朗一直排名在尊重新聞自由國家行列的最後面。對大陸稍有瞭解的人都知道，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公民既無創辦民間報刊的自由，也無自由採訪、報導和評論社會現實的權利。就像我們媒體圈的朋友常在一起抱怨的那樣，中國的記者有嘴不能自己想說的話,有筆不能寫自己想寫的文章，我們整個就生活在一個啞巴國騙子國和聾子國傻子國裡。.

不過，由於「受黨教育多年」，在我的印象中，「解放前的舊中國」同樣也是沒有新聞自由的。誰知最近看了些中國新聞史方面的資料，方才吃驚的發現，原來自晚清維新運動以來直至共產黨掌權之前，新聞自由在中國其實一直都是存在的，從來沒有消失過。無論是在晚清，還是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當政的時代，中國公民都可以自由的創辦民間報刊，大眾媒體也都在不同範圍內和不同程度上可以自由的報導和批評社會，雖然與西方國家比那時的新聞自由仍然是不夠充分的。

二

據專家研究，中國近代最早的民間報紙是由來華的西方傳教士和商人創辦的，而官方允許本國公民私人辦報則始於清末的百日維新。

1898年6月13日，光緒皇帝頒布《定國是詔》，宣布變法，上諭十條新政有一條就是准許民間辦報辦刊，由此迎來了中國近代報刊業的第一個蓬勃發展時期，湧現了以王韜、康有為、梁啟超、唐才常、黃遵憲、汪康年、麥孟華為代表的一大批著名的獨立報人。

到了二十世紀初清政府籌備立憲期間，由於「通上下之情」被當成立憲的一個重要目標,辦報被視為開啟民智的一個重要手段,清政府對民間辦報不但繼續持鼓勵態度,而且還第一次用法律確認和保障了國民自由辦報的權利。

1908年3月14日頒布的《大清報律》第2條明確規定，只要是具備以下三個條件的中國人都有創辦報紙的資格，即「一、年滿二十歲以上之本國人;二、無精神病者;三、未經處監禁以上之刑者。」在《欽定報律中》,將上述第三個要件修改為沒有被「褫奪公權或現在停止公權者」。《大清報律》還規定，凡具備辦報資格的人,只需於發行20日以前,將報刊的名稱、體例、發行人、編輯人和印刷人的姓名、履歷與住址以及發行所、印刷所的名稱、地址各項,「呈由該管地方衙門申報本省督撫,咨明民政部存案」即可。

隨著清政府對私人辦報禁令的取消，迅速發展起來的民間報刊逐漸成為晚清知識份子表達自己思想、議論社會事務的自由論壇和公共空間，極大的刺激了中國士人自主言說的精神覺醒，開創了他們站在民間立場上，不依附任何黨派，獨立自主地運用自由的原則發表政見的所謂「文人論政」的傳統。翻開那時的報紙雜誌，鼓吹改良的有之，宣揚革命的有之，主張保皇的也不乏其人，可以說各種觀點意見在報紙雜誌上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呈現出一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繁榮景象。

另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統治階層內部的一些開明勢力不但積極支持民間辦報，而且還能自覺防止出現報刊為政府所控制的局面。例如,1909年江蘇咨議局「查得上海現行之《中外日報》、《輿論時事報》、《申報》,或純係官款,或半系官款,其按月由官津貼之款,更多少不等。」。咨議局逐通過決議,堅決要求停止官冒商名,或退歸商辦,或標明官辦,以保障報紙作為「人民之喉舌,官吏之監史」的性質。（《上海報界之一斑》,載《東方雜誌》第6卷第12 期,1910年1月6日） 　

三

辛亥革命後，隨著專制制度的倒臺，中國的民辦報刊進入了一個更加興旺的發展時期。一九一三年，全國大大小小的報館竟然達五百多家，言論的自由度更是相當發達。

當年，針對袁世凱欲復辟稱帝的圖謀，《北京時報》曾公開刊文，揭穿「袁世凱通令祀孔祭天無非是帝制復辟的先聲而已」。《順天日報》也曾不斷刊登公開反對袁世凱復辟的言論，令他私下大發雷霆。為此，袁世凱的兒子袁克定還絞盡腦汁編輯出版了一份「宮廷版」的《順天時報》，刊登「全國各地敦請袁大總統登基稱帝的呼聲」，發行對象只有一人，即其父袁世凱。

可見，當時袁氏還不敢或不能搞什麼「輿論導向、思想統一」，表面上仍要擺出一副尊奉言論自由、尊重報界的姿態，不然，哪用如此麻煩，查封敢唱反調的《順天時報》，或下令它與袁核心保持一致不就得了？及至袁氏復辟帝制的行徑日趨公然，黃袍加身的日子指日可待之時，全國五百多家報紙遂以鋪天蓋地之響，與袁不共戴天，所謂袁氏乃被「氣死」之說，由是而來。從中也可看出當年新聞言論的自由度有多大。

國民黨當政時期，特別是抗戰時期，儘管官方管制言論出版自由的事件不斷發生，但整個國家仍有相當程度的新聞自由，無論是民間辦報還是獨立的新聞批評都還有一定的生存和發展空間。抗戰以來，「各方之宣傳刊物如雨後春筍，盛極一時」。據統計，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先後在重慶發行過刊物的民營報社、通訊社即達二百多家……。除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群眾週刊》以外，還有《國民公報》、《時事新報》、《西南日報》以及無計其數的雜誌和期刊。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不僅允許中共《新華日報》在國統區公開發行，而且它還能不斷發表十分尖銳的反蔣、反政府的言論。國民黨大老於右任甚至還曾為該報題籤！要知道，那可是內憂外患、國難當頭的年代呀。再者，共產黨一向頌揚魯迅的雜文是刺向舊時代的「投槍和匕首」，可魯迅的雜文無一不是發表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當政的舊中國，這不正是那個時代新聞自由的一個最有力的證明麼？！

正如有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就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立功、立德和立言群體來觀察，創辦報業成為了他們三者畢其一役的最完整的實現途徑。這條實現知識份子使命的途徑，導致晚清後產生了一個近代社會的「知識份子報人集團」，這個集團雖然沒有集中的綱領和政治上的訴求，但作為一個秉承獨立精神的知識份子群體，他們在中國社會的文明進步中所產生的影響和發揮的作用，可能要超過政黨和政治家。這個集團不僅有晚清的士子，也有留洋的學生，從康有為、嚴復、王韜、梁啟超、汪康年，到胡適，邵飄萍、林白水、黃遠庸；途經成舍我、胡政之、王芸生、陳銘德；再到儲安平、徐鑄成等，可謂代代相傳，脈絡不斷。

四

可見，從清末到北洋軍閥時期再到國民黨時代，中國一直是一個有著新聞自由傳統的國家，只是共產黨坐江山後，綿延了半個多世紀的新聞自由才在一夜之間消失了。

試想，從百日維新到今天，一個多世紀過去了，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新聞界竟然連晚清時代的那點自由都沒有！而中共一向還恬不知恥的宣稱大陸有言論出版自由，自詡當前是維護基本人權最好的時期，中國是決心執行國際人權公約的國家，這豈不是天大的笑話和諷刺。

那麼是誰扼殺了中國的新聞自由呢？回顧一個多世紀以來的中國新聞史不難看出，罪魁禍首不是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軍閥，也不是國民黨，而是聲稱讓廣大中國人民享有了廣泛充分的自由權利的共產黨。

是共產黨在掌權之後，推行文化專制，對中國民間報業史上的獨立精神進行了毀滅性的圍剿。1949年後的中國大陸，一夜之間，封殺了所有民間辦報、辦刊渠道，而一切官辦報刊，也都成了黨的喉舌，政府的傳話筒。今天，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已不再有秉承獨立精神的社會媒體，不再有真實、客觀、公正地新聞報導與抨擊時弊、批判政府的文章，不再有服務公眾，獨立於政府、公眾、財團之外擔當社會責任的民間報業。總之，不再有 「文人論政 」的社會公共空間。

新聞自由是民主制度的鮮明標誌，作為一項基本的政治權利，它早已在現代國家得到了普遍的確認。美國前總統傑斐遜曾說:「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應該是使所有通往真理的道路為人類開放。迄今為止所找到的最有效的道路就是新聞自由。因此, 那些怕自己的行為被調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把這條路封起來。」傑斐遜的話可謂一針見血，說到底，共產黨之所以要扼殺新聞自由，不正是「怕自己的行為被調查」 嗎？而也正是這種「怕」，把它見不得人的真實面目展現在了我們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