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北京:空貨架和高價餐廳(圖)

1960年夏天,我剛從四川、雲南、貴州出差回來。一下火車,北京市蕭條的市面使我大吃一驚。

食品店裡,貨架上空空如也。不,這樣說也許並不確切。貨架上放了不少空的食品匣和空的糖果盒。櫃臺裡放了一些糖果、點心,旁邊貼著一張引人注目的標籤「非賣品」!這,大概是為了裝點門面,裝點市容。令人看了,白嚥一口口水。菜市場裡,魚肉雞鴨全無。蔬菜也少得可憐,限量供應。我的愛人老趙在保定工作,兩個孩子都在托兒所,家中就我和母親兩個人。十天供應兩斤菜。食堂裡,也只有一點素菜和咸菜。偶爾有一點葷菜,還要憑票供應。幹部的糧食定量都削減了。全報社只有陳柏生和我兩人,原來定量二十四斤,此時增加到二十六斤半,體現了黨的政策。原來副食品吃得多,一個月二十四斤口糧還吃不完。現在雖增加了兩斤半,但每頓飯我都要仔細地按定量吃了。早餐二兩,午晚餐各三兩。只因油水少,不到開飯時間,就飢腸轆轆了。我估計,男性一般每月三十斤口糧,一定比我更加困難。

同志間彼此不大敢互相串門請吃飯了。沒有菜,如何招待客人﹖只有這點口糧,光吃飯也招待不起。記得在北京的交大同學一次相約在一位同學家相會。大家不約而同地帶了糧票和菜票,交給主人買菜做飯。

不少幹部開始浮腫了。報社最早浮腫的,是從英國回來的潘非和蘇藍。他們原來當人民日報駐英記者,在國外工作,生活待遇比較優厚。他們一回國剛好遇到經濟嚴重困難,生活水平陡然下降,自然適應不了。我的一位親戚五十年代初派到印度工作,1958年回國後下放到山東農村勞動一年,得了嚴重的肝炎和浮腫。我去看他,他的腹部已腹水鼓起老高。這種病急需營養,可是,任憑你有多少錢,市場上也買不到任何營養食品。他的愛人對我流淚,我也想不出用什麼話來安慰她。

北京的情況尚且如此,全國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了。幹部得浮腫病的數以萬計,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關注。

在這樣的嚴峻時刻,陳雲想出應急之計:從國外進口一部分白糖、麵粉,在國內城市市場上供應一些「高價點心和糖果」,開放一些「高價飯館」,農村和小城鎮則開放一些自由市場。這樣既能使營養不良的機關幹部和城市居民解救一下燃眉之急,國家也可以回籠貨幣。

這個主意看起來相當簡單,卻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一時,各食品店熙熙攘攘,櫃臺前擠滿了購買高價點心和糖果的顧客。我也趕到百貨大樓,買了幾斤糖果和點心。我記得,奶糖六元一斤,點心五元一斤。我買了幾斤,送一半給我那位得肝炎的親戚,一半寄給我在東北撫順礦區中學當教師的妹妹。她那裡物資供應更加緊張,連醬油和咸菜都要憑票供應。

我也想到高價飯店去觀光一下。我不知不覺,想到五十年代的好時光。五十年代初,王府井的市面實在繁榮。人民日報對面的東單三條一條胡同裡,就有兩家飯店、一家西餐廳和一家小吃店。那時剛實行薪金製。編輯部工作人員的月平均工資約為一百元左右,按那時的物價計算,不算低了。我們的食堂辦得也很不錯,所有的菜都是單炒,一份葷菜不過兩三角錢。可是,人心真不知足。只因掌杓的師傅還是從老解放區來的或解放初期招聘的,手藝不高,炒出來的溜肉片和溜肝尖味道差不多,辣子雞丁和辣子肉丁也相差無幾,我們就送了個「菜無二味」的雅號。食堂的菜吃膩了,便去光顧小飯館。

我們最常去的是一家上海飯館,就在東單三條進去不遠的地方。一間半門面,放了七八張桌子,後面便是廚房。老闆是一位胖胖的中年人,一口上海腔的普通話。聽說他原是北京鐵路局的留用人員,提前退休開了這個飯館,生意十分興隆。老闆娘是典型的上海小市民,瘦削的瓜子臉,大眼睛,最引人注目的是額前有道刀疤,雖有劉海也遮蓋不住。我懷疑她的出身恐怕不是良家婦女,很有點上海灘上「白相人嫂嫂」的味道。老闆不當職員而來開這個小飯館,很可能出自她的主意。她坐在進門處一張三屜桌後面,職掌收錢的大權。老闆則走出走進,和店員一起端菜、收盤子。我們常常要一份客飯,一菜一湯,三兩米飯。菜也不錯,多半是炒肉絲、紅燒魚塊、溜肝尖或香腸炒油菜等,湯是雞蛋湯或豆腐湯。一份客飯四角錢,吃得很飽了。最貴的菜如炒鱔魚絲、紅燒鯽魚或清炒蝦仁,也不過一元錢左右。我一個人吃,很少吃這種高級菜。客飯的菜雖和食堂的差不多,但味道好些,吃得滿意些。在那個上海飯館,常常碰到報社的同事。有時我們把幾份客飯合起來吃,便可同時吃三四樣菜。有時換換口味,去吃一頓西餐。一份客飯一菜、一湯、三兩麵包,一杯紅茶,一份果醬,也不過七角錢。

到小吃店去吃更便宜了。二兩奶油炸糕,一碗紅豆粥,不過兩角多錢。多走幾步,到東安市場的五芳齋去,吃一碗三鮮餛飩加二兩春卷,也只要三角多錢。一盤什錦炒飯加一碗蛋花湯,也是三角多錢。到北方飯館去,一份豬肝、肉絲炒麵或炒餅,或是三兩水餃,也不過三角多錢。一星期,我平均在外面吃三四頓飯,花不了兩元錢。加上食堂的伙食費,一個月十五元到二十元,吃得很好了,而且花樣翻新,食不重味。我是南方人,報社南方籍的員工頗多,北方籍的常常笑我們 「南蠻子」嘴饞,講究飲食。他們多半在食堂吃飯,一個月伙食費只要十二三元。我們比他們每月多花七八元錢,但吃的花樣和質量高得多。就是這樣吃,伙食費不過佔工資六分之一左右,手頭還很寬裕。我還常常招待外地來北京的老同學或朋友吃飯。兩三個人吃飯,兩元錢吃得很好了。同事之間也常常互相請客。今天你請我吃燒麥,明天我請你吃小籠包子,花費不多,交流了思想,增進了彼此間的瞭解和感情。吃飯時的一席閑談,往往比同坐辦公室一年半載瞭解得深得多。結婚成家了,家裡的伙食也不錯。活鯽魚、排骨、豬肝,隨便買。一斤鯽魚不過三四角錢。一斤螃蟹也不過三四角錢。我每月給母親一百元生活費,家用已綽綽有餘。我的工資,供應兩個孩子、母親、保姆和我的生活費,趙寶桐的工資添置衣服、傢俱、文娛費用等等,每月還有節余。那時候,我和老趙每月工資三百六十元,正如田流同志講的,上街去,想吃什麼就吃什麼,想買什麼就買什麼,從來不用為生活開支操心。當時齊白石和徐悲鴻的畫公開出售,每幅不過八十~一百元左右。我當然知道,我家的收入大概屬於中上水平,比一般幹部高。比起普通工人、農民來,自然更高許多。但我留心觀察,大多數幹部生活安定,困難戶很少,至少,在報社編輯部沒有聽說要申請困難補助的。我本以為我們的生活一定會愈來愈好。誰知道會遇到這樣的挫折……

我一邊向北京飯店走去,一邊回想著五十年代的生活情景,思忖這情景怕是一去不復返了!

我跨進北京飯店餐廳,原以為,這裡一定會顧客滿座,誰知竟空空蕩蕩的,沒有一個人。我看看表,十二點一刻,正是上座時候。那麼,是我走錯了門﹖正想退出,服務員迎上來了。我一看菜單,心中明白了。最起碼的菜是五元,一直到二三十元。要價太高了,這不比奶糖和糕點,三五元一斤,總能吃些日子。這一頓飯吃下來,就是六七元或十幾元,不免使人望而卻步。

我既然來了,只好硬著頭皮點菜。我要了最便宜的一個菜:罐頭螃蟹燒白菜,五元錢,再要三兩米飯。我不敢要湯了,一個湯又要一兩元。我環顧大廳,空空蕩蕩,十幾張餐桌都空著,心中不是滋味。

不一會兒,總算又來了兩位顧客。服務員讓他們和我坐在一桌,大概為了收拾方便。我看他們大約是一對夫妻,男的有四十六七歲,穿著一套舊的黑呢制服,那是進城後發給縣、團級以上幹部的。他大概穿了十來年,磨損很多,緊繃繃地捆在他身上。女的只有三十歲左右,上身穿一件紫紅呢外衣,下身穿了一條綠色軍用呢褲,俗氣得很。他們看著菜單,小聲商量了好大一會兒,服務員站在一旁都不耐煩了,他們才要了一個魷魚炒肉片,菜價十一元,外加兩斤花卷。服務員不屑地撇著嘴唇走了。

菜端上來了。罐頭螃蟹,淡而無味,我只好對付著吃下去。那兩位的魷魚炒肉片端上桌後,小小的一盤。我尋思,兩人如何夠吃呢﹖只見那個女人一口接一口地吃菜,男的卻只將花卷蘸點湯吃。我想,這大概是老夫少妻配偶中當丈夫的一種待遇,有點好吃的,都要讓給年輕的妻子。二十個花卷,他們兩人竟然都吃光了,盤子裡滴水未剩,掃得精光。我不覺看了好笑。

站起身來,走出北京飯店。遠望天安門,依然金碧輝煌,氣象萬千。我的心情卻黯淡無光。冒險到高價餐廳一次,已經夠了。我的錢袋,不允許再到這種地方作無謂的消耗。馬路上只有賣冰棍的,五分錢一支,這倒未漲價。我買了一根,咬了一口,涼意更加襲人。

不久,組織上給十七級以上幹部每月供應兩斤黃豆;給十三級以上幹部還加兩斤豬肉,幫助幹部渡過困難時期。縣城的幹部,有不少人家在農村,可以從自留地找補些糧食。自由市場上,也可買些蔬菜、雞蛋。北京的自由市場只開放三天,又關閉了,我沒有去。報社一位同志,花了二十五元買了一隻來亨母雞,想養了它吃雞蛋,竟在過道裡搭了一個雞籠,惹得大家抱怨,只好將它殺掉吃了。有存款的同志都把存款取出來買高價點心和糖果,或上高級餐廳。聽說潘非同志把三千元存款都吃光了。

當然,有存款可吃,有黃豆、豬肉補助,幹部的日子總還過得去。農民可就苦了。1960年我到貴州,分社同志告訴我,貴州農民非正常死亡的有幾十萬人。安徽、河南死於飢餓的農民更多。我家用過一位安徽保姆,她是霍丘縣人。她眼淚汪汪地告訴我,她的母親、姐姐和兩個孩子都在那個困難時期死去;村中的人死去一多半。她開點荒地,想種點紅薯,被村幹部把地給平了。寧可活活把人餓死,也不允許你有一點「小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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