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漢分裂時，汪精衛是屬於武漢一派，他跟蔣介石本來就有競爭，所以貌合心不合。汪精衛講話煽動性很強，也有組織能力，但是能不能真正辦事，從來沒試過。他做蔣介石的副手是心不甘情不願，所以從南京第一次撤退到武漢，接著撤退到重慶，在武漢的短暫的時候，他就講和平，要談判。打不動，在談判的時候拖出時間來建國，叫「低調俱樂部」，胡適先生都是「低調俱樂部」的一員。
在抗戰最困難的時候，民窮力盡，真的是已經打不動了。汪精衛認為，再打下去我們國家會亡，不如忍一時屈辱。所以汪精衛自願講和，不是蔣介石派他去的，蔣介石沒有這個能力，兩人沒有這份交情。汪精衛以為，日本也打得很苦，也試探和平。日本的意圖是騰出這部分的力量，加上中國的資源，打太平洋的海上戰爭。汪精衛是笨，他沒有料到簽的是完全卡得死死的條約，他以為可以像南宋偏安之舉，等到條約簽出來，他悔之晚矣。陶希聖看了這個條約，甩手就走人。汪精衛不能逃，他手上就是陳公博這幾個人，所以後來他的政府班底沒有人，是日本人給他組織的，還不讓他管華北。他甚至於管不著蘇北，郝鵬舉這些地方武力有時候投中央，有時候投日本，有時候投偽軍，有時候和新四軍合作，郝鵬舉佔了半個蘇北，新四軍佔了半個蘇北。
老實講，汪精衛大概也不想做漢奸，他可能以為替國家留一些餘地，掙取一些時間。汪精衛苦心，他不是為自己的權力，他以為可以像南宋一樣。南宋偏安是高宗的主張，我們不能全怪秦檜。古今差別是金兵沒有佔臨安，而日本人佔了南京。第二個差別，日本的軍隊是現代軍隊，金人的軍隊跟南宋差不了多少。南宋的局面，政府指揮不了四大將。四大將都是軍閥，軍隊都不是國家給的，都是自己招來的。
回到抗戰來講，馮玉祥、宋哲元、張自忠都盡了力。傅作義最後跟共產黨在北平簽了合約，但是在抗戰期間，傅作義的軍隊孤身苦守在陝北和內蒙古，他擋住了日本人，保護了陝北；張自忠殉國；馮玉祥的軍隊打得不賴；也有賴的，像孫殿英等人，投降日本，做了皇協軍。李宗仁的軍隊守了大門口八年；閻錫山的部隊不出山西，守住了山西，閻錫山跟日本人半打半和，跟共產黨半打半和，卻不許國軍進山西界。還有國共之間的矛盾，彼此不能齊心打日本。中國的軍事力量，其實非常薄弱。
珍珠港事件對整個戰爭的影響巨大。因為單單中國在打的話，要拖得無限長，日本還可以繼續在中國戰場熬。美軍一參戰，日本的勢力在太平洋上就消耗光了。日本以為珍珠港毀掉以後，美國海軍力量被消滅，事實上，美國沒有那麼差。日本人的計算，往往是計算小的清楚，計算大的糊塗。
日本人沒有想到在中國要打八年，以為三個月就打完，這是自大的問題。日本人做中國的調查工作非常細密，許多漢學家都是滿洲鐵路調查員。我們後來看了他們出版的資料，調查詳細極了，一個小鎮有什麼資源、交通情形、橋樑、住宅，清清楚楚。但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中國的民族氣氛算錯了。日本一直在各個軍閥、國民黨之間想辦法離間，拉攏。可是中國人的民氣，撐了一口氣不投降，卻是日本人沒看到的。
日本軍隊住在淪陷區，軍人想孩子了，看見中國娃娃，拿糖給他吃，照個相，說「日支親善」。那個日本兵本身是真心的，這是個別問題，一到戰場上就不一樣了。
日本國內也是窮，吃不飽飯。有理性的日本人，也反對軍人專政，反對戰爭，很多自由分子，在軍人發動的政變中被殺了，被關了。我有個日本朋友是吾妻洋教授，比我小一歲，他的祖父、父親都是自由分子。他祖父在明治維新時講「天皇機器論」：天皇是國家機器的一個部分，天皇不是人，不是神。這個犯大忌諱，軍閥把他關起來。因此，日本國內沒有反戰的聲音。
日本人幾乎都被軍閥架住了。日本有非常好的漢學傳統，像內籐湖南對中國瞭解之深，對中國之友善，確實可佩。但是在抗戰的第二年，日本要讓漢學家都承認自己對中國友善是錯誤的，所有的漢學家都經過這個改造程序。我的朋友西島定生是東京大學的教授，他也經過這種改造，改造方法跟中國一樣，沒日沒夜地開會。
到今天，日本的當權者始終還是大財閥、政客和軍人，他們不肯承認父兄犯的罪。而且，日本被原子彈打敗，不服氣。在戰爭期間，日本的宣傳機器告訴他們的是「日支親善」，告訴他們的是中國人歡迎日本軍隊進城，沒有告訴他們日本人在外面殘暴，沒有告訴他們日本人姦淫擄掠。日本人逼迫中國人拿著燈籠在路邊歡迎，照相時，只照排的隊，不照悲苦的面貌。
日本的靖國神社是個忠烈祠。明治維新不是和平的，維新前後都有戰爭。從明治維新的幾次戰爭，到日俄戰爭，到中日戰爭、太平洋戰爭，死亡者都奉祀在裡面。我去看過，不單靖國神社，每個縣都有個神社，也都有牌位，這麼小，寫名字。這是他們的忠烈祠。因為裡頭有經過國際法庭審判是戰犯的人，既然是犯人，是負戰爭責任的人，去祭拜就等於承認戰爭是對的，所以每次祭拜都引起一片嘩然。為什麼日本法庭不肯裁判南京大屠殺呢？他們說戰爭是不能以常理論的，是作戰雙方的死亡；他們不承認南京屠殺死亡的老弱婦孺，所持的理由是當時中國政府說「全民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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