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學成才 宋朝頂尖的大學問家(組圖)

2011-01-29 22:16

              

               鄭樵

宋代興化(今莆田)，有一位傑出的史學家叫鄭樵。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幾十年如一日，在家鄉讀書、教書和著書，走上一條自學成才的成功之路。他的代表作《通志》與唐杜佑《通典》、元馬端臨《通考》合稱「三通」，為古代知識份子必讀之書，有「士不讀三通，是為不通」的說法。其中的「二十略」反映了他的史學見解，體現了他的史學智慧，凝聚了他多方面的學術研究成就，是我國傳統史學遺產中的一塊瑰寶，文化寶庫中的珍品。

鄭樵(1104∼1162年)，字漁仲，自號溪西逸民。據《鄭氏族譜》記載，鄭樵出生在一個書香門弟之家，其先祖為「南湖三先生」之一的鄭莊。父國器，是貢元出身的太學生，曾賣掉自己的田產，修筑蘇洋坡，「灌田七百餘畝，鄉人德之」。父親的古道熱腸，助人為樂的善舉，在鄭樵幼小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後來，鄭樵建永貴橋、蓋來庵，重修蘇洋坡等，恐怕也是緣於家風的影響。

由於家庭環境的熏陶，鄭樵從小就對六經、諸子百家之學感興趣。然而不幸的是，宣和元年(1119年)，他父親從京師太學回故里，卒於姑蘇(今江蘇蘇州)，年僅16歲的鄭樵，便趕赴蘇州護父喪回莆田安葬。從此以後，鄭樵謝絕人事，不應科舉，在越王山下搭了個茅屋，一邊守墓，一邊讀書，自己還要燒水做飯，生活十分清苦。後來，鄭樵又在夾漈山中筑了三間草堂，這就是聞名遐邇的「夾漈草堂」。在這裡他勵志自學，立下宏願，要讀盡天下古今之書，通百家之學。

夾漈山坐落在莆田的西北部，海拔750多米，峰巒疊嶂，樹木蔥籠，是讀書的好地方。與鄭樵一起讀書的還有他的堂兄鄭厚，兄弟倆志趣相投，朝夕相處，同窗共讀達6年之久。

兄弟倆同住在夾漈山，專心致志地讀書，一知道哪裡有藏書，就到哪去尋訪，直到讀完書才離去。在春暖花開、草長鶯飛的季節，他們提著酒飯，到深山裡去。碰到了奇泉、怪石、茂林、修竹，就坐下飲酒賦詩，縱論天下大事，抒發濟世安邦的心願。

鄭厚字景韋，比鄭樵大4歲，人稱「溪東先生」。志書說他「四歲聞人讀書能默記，七八歲通解經旨，作詩文皆出人意表。稍長，下筆成章，援引古今，議論不為空言。」鄭厚是個「通才」，不僅兼通五經，而且旁通史治和軍事。後人讚他：「器識高遠，諸子百家，靡不淹貫，見理如破竹，迎刃而解；作文從肺腑流出，自然根本超脫，別成一家。」這未免有點過譽，但毫無疑問鄭厚是個天資聰穎、博古通今的大學問家。

鄭厚既是鄭樵的兄長，也是鄭樵的老師。這一對年齡相彷的堂兄弟，在性格上是有差異的。用他們自己的評語，厚是「逸邁」，樵則「幽邃」。換句話說，鄭厚是才華橫溢，鋒芒顯露；鄭樵則是內涵精妙，含蓄深沉。這種性格上的差異，也反映在治學上。鄭厚才思敏捷，「見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無留手」；鄭樵則堅韌勤奮，「見理如攻堅木，終自擘折，稍遲耳」。鄭厚下筆「如狂瀾怒濤，滾滾不絕」，又「如迅馬歷隴陂，終日馳騁而足不頓，且無蹶失」；鄭樵著文「如懸崖絕壁，向之瑟然，寒人毛骨」，又「如大匠掄材，胸中暗有繩墨」。在處事上，「厚應變多方略，樵遲純有隱思」。儘管「二鄭」的性格、氣質和為人各有不同，但他們在學術上能夠共同探討學問，互收切磋琢磨之益，可謂相得益彰，珠聯璧合。

鄭樵、鄭厚兄弟倆一邊讀書，同時又在一起講學授徒。雖不被世俗之人所理解，但卻為青年後生所敬仰。

其時，鄭樵和鄭厚的講學之地為薌林寺。這是一所古寺，寺建在薌林山半腰的一塊盆地的邊緣，坐東北朝西南，四周群山環繞。鄭樵對薌林山景色有一段描寫。《夾漈遺稿》卷一《薌林閑居》詩云：「薌林蒼翠甚，極目可吟詩。梅子風前落，杏花雨後移。清溪過半郭，孤月隱疏籬，寂寂雲山外，蕭然獨自知。」寺院的清幽，確是科舉時代士子們閉戶苦讀的理想之處。

雖然生活在這樣的深山野林之中，講學著書自為一樂，但鄭樵關心世事，同情百姓苦痛的熱忱卻不曾衰減。靖康二年(1127年)，金兵南侵，攻陷京城，二帝被俘，史稱「靖康之變」。莆田雖遠在數千里之外，也感受到震動。鄭樵心憂時事，懷拳拳赤子之心，曾多次上書樞密宇文虛中，請纓抗金，報效國家。但在昏君奸相當道的年代，連岳飛這樣的忠臣良將尚且飲恨風波亭，鄭樵的一腔熱血只能是「有心報國，無路酬君」。紹興五年(1135年)鄭厚再舉禮部奏賦第一，不久到外地做官去了。此後，「形單影隻」的鄭樵只好一頭鑽進夾漈深山，在「困窮之極」、「廚無煙火」的情況下，「風晨雪夜，執筆不休」。把自己的憂國情思和追求統一的心願，寄託在自己的著述之中。

然而，鄭樵早年立下修史的志願並非一帆風順，他一介布衣，身處山林，資料乏匱，寫史的艱難程度可以想像。同時鄭樵修史的最大困難還在於當時政治的黑暗，紹興年間，奸臣秦檜父子當政，在文化上壓制空前殘酷，私人修史是違法的事。他們以禁野史為由，迫害士人。鄭樵就是在這種「風波易起」的年代進行修史的。沒有執著追求的精神，沒有堅定的學術信念，他要堅持修史是不可能的。鄭樵不僅僅要克服物質上的困難，更重要的是，他還要避免因惡劣的政治形勢而帶來的文字災禍。這也許是他的代表作取名《通志》而不叫《通史》的一個重要原因。

   

據方志史料記載，鄭樵一生三次從興化赴南宋京都臨安(今浙江杭州)獻書。第一次是紹興十九年(1149年)獻出所著的一百四十卷書「詔藏秘府」。從16歲結廬茅山中，到此時出山奉獻部分學術成果，一晃30年過去。這一萬多個白天黑夜，鄭樵是怎樣度過的呢?他在《獻皇帝書》中，給人們開出一份珍貴的時間表和研究成果目錄單：

「十年為經旨之學。」著有《書考》、《書辨訛》、《詩辨妄》、《春秋傳》、《春秋考》以及《諸經序》和《刊謬正俗跋》。其中《詩辨妄》在詩學界的影響很大，連朱熹也不得不佩服其見識之高明。

「三年為禮樂之學。」寫出了具有重要學術影響的著作《謚法》、《系聲樂府》等。

「三年為文字之學。」如《像類書》、《續汗簡》、《梵書編》等著述在中國文字學、音韻學史上都佔據著重要的位置。

「五六為天文地理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為方書之學。」寫出了一批很有份量的著作，如《天文書》、《春秋地名》、《爾雅注》、《詩名物誌》、《本草成書》、《本草外類》、《鶴頂方》、《食鑒》、《採治錄》、《畏惡錄》等。

「八九年為討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寫出了《求書闕記》、《求書外記》、《校仇備略》、《書目正訛》、《圖書志》、《集古系時錄》、《集古系地錄》等在中國圖書目錄，校仇學發展史上具有相當影響的作品。

第二次獻書在紹興二十八年(1158年)，55歲的鄭樵應高宗召對。《福建興化縣誌》詳實記述了高宗與鄭樵的一段對話，節譯如下：

鄭樵上殿向皇帝奏說：「臣處山林30多年，寫書共50種。未完成的這部史書以歷代史籍為依據，始自三皇，終止五代，取名《通志》。此書參考司馬遷的體例，但與《史記》又有不同之處。臣摘取綱目12篇，名叫《修史大例》，先呈給陛下。」

接著，鄭樵陳述了對《史記》和《資治通鑒》的看法，並談到自己寫史有參照前人的史體，但同時又有創新的地方。

高宗不勝欽佩地說：「朕聽到你的大名久了，講說古學，自成一家，真是相見已晚。」

不覺間已是三班漏下十數刻，鄭樵請允退朝。高宗道：「聽了你的高遠議論，朕都忘記了疲倦。」

鄭樵向皇上請求回歸山林，說道：「臣是糜鹿之性，草茅小民，終愛山林，還請陛下體諒。」

高宗下旨，授鄭樵為右迪功郎，主管尚書禮兵部架閣文字，後改監潭州南嶽廟，讓他回家繼續把《通志》寫完。

第三次獻書是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鄭樵帶著200卷近700萬字的《通志》步行2000里來到臨安，進《上殿通志表》。時適「高宗幸建康(今南京)」，無緣得見，經輾轉傳遞，得一道詔書，升他為「樞密院編修」，兼權「檢詳諸房文字」。最使他高興的是朝廷居然允許他入「秘書省翻閱書籍」。鄭樵滿以為可以實現渴望已久的夙願，他幻想著要博覽秘府寶卷，計畫著藉此機會整理一番古往今來的天下圖書，然而遺憾的是官場黑暗，希望成了泡影。

次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臨安，記起鄭樵獻書之事，於是命鄭樵呈獻《通志》，就在高宗詔旨下達的當天，鄭樵由於積勞成疾與世長辭了。「海內之士知與不知，皆為痛惜。太學生三百人為文以祭」。

鄭樵一生讀書、著述和講學。他的學識廣博，在當時可以說是首屆一指的。清代學者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間，記誦之富，考證之勤，實未有過於(鄭)樵者。」這種評價並非過譽之詞，而是恰如其分的。他的著作宏富，累計達八九十種之多，儘管大部分湮沒無存，完整留傳至今的只有《通志》一部，但僅憑此一部紀傳體的史學巨著，就足於確立鄭樵在我國史學史上的不朽地位。當代史學家呂振羽曾賦詩稱讚鄭樵與《通志》：「史通莆鄭著新編，門類略析脈絡全，食貨藝文顛主次，古今通變敘禪緣。敢提疑偽同知己，忍摭傳聞近史遷，未若船山闡理勢，廣搜博引仰莆田。」

鄭樵的《通志》是總輯之史，是他畢生學問的彙集，是繼司馬遷之後的又一部較有影響的通史。據《通志·總目》載，帝后紀傳20卷，年譜4卷，二十略52卷，列傳124卷，總計200卷。《通志》分紀、傳、譜、略四大部分。紀、傳、譜起於上古，迄於隋代，系抄錄自漢以來諸家舊史，並加刪改而成。略分為二十略，是全書的精華，記述了上古至唐各代典章制度的沿革變化，特別寫出了文化發展的情況。鄭樵對他的二十略是很自負的：「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因為五略是他在前人論說的基礎上進一步的發揮，沒有因襲，更無重複；十五略全是他自己發凡起例，獨立創作出來的。所以二十略是鄭樵最得意也是《通志》最重要的部分，是他治學的精粹和學術的總匯。

自《通志》問世以後，800多年來，對鄭樵學術思想的研究評論，眾說紛紜，褒中有貶，難以盡陳。與鄭樵同時代的大學問家陸遊說他「好識博古，誠佳士也」。而史官周必大卻攻擊他「好為考證倫類之學，成書雖多，大抵博學而寡要」。元人劉勛在《隱居通議》、錢士升在《南宋書》、明人柯維騏在《宋史新編》、周華在《福建興化縣誌》中對鄭樵的學術思想都給予很高的評價。南宋的陳振孫在《直齋書錄解題》中則是有褒有貶，譭譽參半。到了清代，戴震說鄭樵是陋儒，王鳴盛說漁仲是妄人，但章學誠則充分肯定了鄭樵的成就，說他「匡正史遷，益以博雅；貶損班固，譏其因襲，而獨取三千年來遺文故冊，運以別識心裁，蓋承通史家風，而自為經緯，成一家言者也」。而鄭樵的史學精神和價值只是到了近代，到了人們全面清算封建社會史學的種種弊病時，才真正被發現。當鄭樵的史學思想被用來作為封建史學的參照物時，它耀眼的光輝才得以充分地顯現。正如梁啟超所說：「史界之有(鄭)樵，若光芒競天之一慧星焉。」

綜觀鄭樵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主要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他特別強調「會通」思想。鄭樵始終把這種「會通」思想作為治史的指導原則，強調「集天下之書為一書」。因此，《通志》實際上是綜合了古代的各種書籍而修成的包羅萬象的著作，它不僅記載了古代社會的歷史資料，而且涉及天文、地理、動物、植物、文字、音韻等等學術領域；它不僅記載了上述各門學科的學術內容，而且研究了這些學科本身的發展過程，把史學研究的範圍擴大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二是他富於批判精神，勇於創新。在宋代理學極盛的時候，鄭樵敢於突破舊經學束縛，獨立思考，大膽喊出了「《詩》、《書》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口號，並第一個提出學習自然知識與儒學經典同等重要。他反對用天命觀來曲解歷史，徹底批判「災異說」是「欺天之學」、「妖學」，崇尚科學思想。同時，他還抨擊義理、辭章之學，提倡創新精神。

三是他是靠自學成才的，司馬遷和班固都是父子傳業，終身史官。而鄭樵只是山林窮儒，環境艱苦，困難重重。他的淵博學識完全是靠自學而來的，除了他終身保持著一股契而不舍的勤奮精神之外，其成功的經驗還有幾條。

一方面，他善於利用圖書資料，博覽群書。宋代莆田私人藏書之富是世人公認的，這就為鄭樵的著述和研究前人的成果提供了有利條件。「莆中故家多書者，(鄭樵)披覽殆通，猶以為未足」，於是，他便出遊搜訪圖書。「周遊所至，遇有藏書之家，必留借讀盡乃去」。宋人也讚道：「惟有莆陽鄭夾漈，讀盡天下八分書。」

另一方面，他十分講求科學的治學方法。鄭樵提出要注意對文獻資料的考證、辨偽，不輕信妄從，同時強調要到實踐中去印證書本的知識，去探索書本所未載的知識。為了寫《昆木草本略》，他「與田夫野老往來」；為了學習天文，他「晝理簡編，夜觀天象」；為考察山川地理的變遷和擴大眼界，他出遊名山大川，等等。的確，南宋的儒生，不僅受鄙視稼穡的舊觀念束縛，沈迷程朱理學的迂腐者頗多，而且大多數為科舉仕進的利祿所籠絡。然而，鄭樵卻能衝破舊藩籬，行核實之法，能深入實際生活中去，向勞動人民學習，表現出他超越一代宋儒的遠見卓識。難怪他的《通志》能廣搜博引，令人嘆為巨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