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智囊失足被罵得如此之慘烈 翻身無力 (圖)
——何清漣：從樂清觀察團被「圍觀」看知識精英的困境

2011-01-18 11:47 作者:何清漣

內容摘要 : 問題的產生首先源於國內各界人士對於建嶸身份認同的內在矛盾。於建嶸本身的定位與官方定位是一致的：政府智囊，補天派，以往他所做的一些極有價值的研究，如上訪制度的研究、群體性事件及社會衝突的調查，從未脫離這一身份定位；邀請他參與的人士看中的也是於建嶸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源（各地方政府對於加以禮遇，原因也出於此），但圍觀者卻因他的研究產生錯覺，認為他是為民請命的「公共知識份子」，儘管智囊也分三六九等，其中既有一些富有社會責任感與政治使命感、為民請命的人士；也有一些雖無強烈社會責任感但有見識的「智囊」間或也會做出一些頗有價值的研究。

這次樂清錢雲會之死除了事件本身真相及作為背景的土地糾紛之外，還有一個出乎人們意外的結果，即網民圍觀幾個樂清觀察團。其風評結果完全出於當初勇於任事的幾個觀察團成員意料之外。

許志永作為領隊的公盟觀察團在24小時之內作出錢雲會死於交通事故的結論，導致許多網友的批評，這些批評有不少理性交流。主流的看法是在當局控制一切證人證據，並讓證人處於巨大恐懼之中時，公盟報告所做結論過於輕率，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中南海智囊於建嶸

在這種巨大的壓力之下，其餘幾個觀察團分別審慎地作出了結論。王小山與屠夫的調查未引起大的波浪，《中國經濟時報》記者劉建鋒的調查紀實則稱找到新的證人，證明是謀殺，並已與證人簽訂保密協議，證人表示候中央調查團下來之時願意作證。於建嶸的結論是：他不具備刑偵能力，對錢雲會死於交通事故還是謀殺無法作出裁斷，他只研究此案背景的征地問題。艾未未從「程序正義」出發對觀察團調查過程的調查正在進行當中。

於建嶸作出這一結論我並不意外。因為憑他的政治智慧與他一向的社會定位（政府智囊），他只可能作出這種謹慎自持的表態，因為他很清楚自己的能力邊界在哪裡，也很清楚如何拿捏發言的分際尺度。然而後來的圍觀卻表明，事情並未就此了結。於建嶸遭到各種強烈批評，推友文濤@wentommy發出「十問於建嶸」，包括：對事件性質的看法，如何定位自己在此次事件中的角色，是個人身份還是公幹？對樂清地方政府抓捕村民的看法等。其面臨的民間壓力之大，從推友張輝@zhanghui8964的話足可蠡測：「:於建嶸這幾年為民間抗爭群體說了一些話，寫了一些文章，把自己的公信力也攢起來不少，但樂清這一次失足就被大家罵得如此之慘烈，甚至連個人品質都被人們予以定論，似乎就這樣翻身無力了。這樣的現象值得深思。」

綜合所有的信息，我覺得圍觀者對於建嶸不滿的根源在於：希望他以公共知識份子的道義擔當，利用他在體制內「擁有的雄厚政治資源」（笑蜀語），促成樂清事件的解決。這其實也是於建嶸領銜的觀察團的一些成員出發前滿懷信心的許諾。但於建嶸之後的作為讓大家失望了。在中國的政治文化環境中，對公共人物產生這種要求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也知道在兼具智囊與公共知識份子雙重身份的中國學者當中，99％的人無法滿足這種公眾期望。

公平而言，這一局面並非於建嶸本身原因所造成。問題的產生首先源於國內各界人士對於建嶸身份認同的內在矛盾。於建嶸本身的定位與官方定位是一致的：政府智囊，補天派，以往他所做的一些極有價值的研究，如上訪制度的研究、群體性事件及社會衝突的調查，從未脫離這一身份定位；邀請他參與的人士看中的也是於建嶸擁有深厚的政治資源（各地方政府對於加以禮遇，原因也出於此），但圍觀者卻因他的研究產生錯覺，認為他是為民請命的 「公共知識份子」，儘管智囊也分三六九等，其中既有一些富有社會責任感與政治使命感、為民請命的人士；也有一些雖無強烈社會責任感但有見識的「智囊」間或也會做出一些頗有價值的研究。在曲阿附世的「智囊」群中，前一類人士因其稀缺，常會導致民間對其社會角色產生誤解。我覺得於建嶸屬於富有社會責任感與政治使命感的智囊，無論在國內還是在海外，他都沒有否認與隱瞞其智囊身份；在智囊與公共知識份子這兩者未產生嚴重的角色衝突時，他當然也願意承擔後一角色的責任。問題是樂清事件的背後是一個盤根錯節的巨大地方政治利益集團，其藤蔓枝葉還延伸至中央高層──，問題之複雜已遠非於建嶸能夠游刃於其間並能「化解」 的。

上世紀90年代直至本世紀零年代，在政府與民眾矛盾不太激烈之時，知識精英可以選擇做「蝙蝠」，所謂「蝙蝠」指的是其生物種類歸屬狀態：亦禽亦獸，非禽非獸。這種狀態比較討巧，能夠左右逢源，運氣好時，政府認為這是知識精英在提「建設性意見」，民眾也以為他們是「為生民請命」。許多知識人也追求這種狀態，甚至憑藉體制外積累的名聲輕易獲得了體制內資源，升格為學院院長、博導，還得到不少來自國際社會的機會。但此次樂清觀察團所引起的圍觀，說明新的局面正在形成：由於公民意識的覺醒，以及邊緣知識人增多，在大的公共事件及社會運動中，知識精英能夠高高在上提供見解與理論的時代行將過去。隨著社會矛盾激化、公共事件頻發，「為黨與政府說話還是為人民說話」之間的分際越來越明顯，以前知識精英那種左右逢源的「蝙蝠」生存狀態的空間日趨狹小，政治風險也越來越大。退守書齋還是參與公共事務，可能是一些養望多年的知識精英必須小心面對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