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專欄】中共搖籃——關於五四運動的沉思（六）

通俗地說，五四運動是中國大學生中邪的運動。從此中國讀書人由公車上書（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請清朝政府拒簽《馬關條約》）開始的群眾運動走上邪門歪道，由和平請願到暴力請願，由尊重政府到打倒政府，推動中共成立。

1919年痛打章宗祥，「火燒趙家樓（曹宅）」的五四運動，在古今中外都肯定的是一場政治事件轉為刑事案件，火燒曹宅的縱火犯梅思平、鄧中夏、羅章龍等都一定會受到北京政府刑事法庭的審判和制裁。但在中國1919年卻因為五四運動的愛國性質，寬恕了當時學生的刑事犯罪行為，從而開了暴力學運的先河，將一批小人和罪犯推上中國（革命）禍亂歷史舞臺的中心，成為中共的搖籃。

對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都不會有疑義，並一直共同這麼認為。大陸學生備考歷史或政治，必背：五四運動是一場「反帝反封的愛國運動」，成為舊民主主義革命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分水嶺，促進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為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幹部上作了準備。只有今天大陸的毛派憤青和五毛在五四運動的邪惡禍亂性質被揭露之後，才會再改口，開始為中共的成立另外尋找歷史運動的基礎，比如陳勝、吳廣起義，太平天國運動等。這是思維混亂。

思維沒這種混亂，或者真想搞清楚歷史真相的人會發現：五四運動促使後來廣州軍政府利用上海五卅運動給北洋政府施壓。五卅運動又被後來寄生在國民黨膽道內的共產黨用來策動了上海工人三次武裝暴亂：工人中不想幹活的流氓要組織蘇聯似的蘇維埃極權政府。很明顯五四運動是中國共運的搖籃。扼要分析如下：

彷彿西方國家經濟危機背後總有市場價格競爭這隻無形的手在推動一樣，當時中國歷史也似乎另外有隻手在撥動，撩撥中國人的心臟。五四運動中學生和群眾抵制日貨的做法，當時對本土紗廠、布廠的發展有些促進，但是運動之後依然是洋貨的天下。這就使有中國民族情結的資本家和工人能夠接受馬列主義宣傳，將打倒北洋政府和蔣家王朝的政治煽情口號當成宗教福音，希望試試共產主義。

在五四運動的推動下，北京大學、南京高等師範、嶺南大學接受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開始招收女生，而女人在儒家綱常教育下長久被壓抑的戀愛、婚姻、性慾、工作等自由要求得到釋放，進入學校和社會之後，最易被撥動共產主義騷情，在被共產黨和毛澤東鼓噪為半邊天後，女人丁玲等激情蕩漾成了共奴。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出現了大小40多個文藝社團，如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其中瀋雁冰、鄭振鐸、葉紹鈞、郭沫若、郁達夫等從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兩方面，煽動人們背叛類似西方天主教傳統的孔孟儒教，將德國馬克思和俄國列寧以革命締造新社會、新文明的社會禍亂思想當成中華民族新宗教，郭沫若們躍躍欲試。

暴力從來就是個壞東西。儘管從原始時代部落戰爭搶財富和霸女人起，暴力在社會和家庭中就沒少過，但這就像火藥當今市場裡少不了，卻從來不是主要商品。所以在上古希臘神話中，暴力跟強力一樣被當作是宙斯神的僕人。在中國上古神話中，也只有蚩尤、共工喜愛暴力，而且是以黃帝、祝融（神農、女媧）平暴勝利的結局，以及幾千年「和為貴」禮教思想中以湯武三伐（謀、交、兵）道德理性革命為模式，對中國歷史上各種起義（暴亂）基本上不以正面肯定。

但五四運動之後，這種不認同暴力的思想傳統完全被顛覆。在愛國、革命名義下，理性被視為懦弱。學生激情遊行、暴力燒殺，直接破壞中國從清朝新政開始的國民憲政。禮教文化對暴力的制約機制由於魯迅等痞子謾罵的惡搞等於零。斯文君子退出政府。軍人政府被文人報上謾罵得沒有權威。共產主義禍亂被當作革命試驗獲得普遍同情。軍人段祺瑞、吳佩孚能洞見和堅拒的馬列邪惡，文人居然不見並鼓吹。說白了，五四運動使中國城鎮男女老少、文人市井開始愛暴力。

在西方憲政國家被當作洪水猛獸嚴加防範的馬列主義邪說，五四運動以後，在中國迅猛傳播。清朝新政之後進入學堂的學子、士人，紛紛以西學為先進，以留學為榮耀。民主和科學在中華民國四年、五年的1915、1916年，成為中國文化的新詞。但才不過四、五年，就在民國八年（1919年），北京大學教授李大釗呼喊「布爾什維主義勝利」、「勞工聯盟專政」馬列主義宣傳，就通過五四運動學生暴力被原諒和寬容，使馬列主義禍亂社會的邪說借社會主義革命和愛國救亡的名義被學生鄧中夏等認可，發起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傳播馬列主義的極權瘟疫。

五四運動與尊重中華文化的禮教改革形成針鋒相對的局面。1919年10月，總統舉行秋定祭孔，同時組織了四存學會，以革新昌明「周公孔子之學」為宗旨，1921年更修訂了《褒揚條例實施細則》，梁啟超和梁漱溟倡導中國文化優越論，反對辛亥革命之後繼續革命的政治浪漫主義運動。這可謂中華禮教改革，跟鑄就西方君主與共和憲政的基督新教改革異曲同工，可以有效抵制馬列主義傳播。馬克思主義在西方被基督新教有效遏制在學校和議院，照理說也會被孔孟新教遏制。但歷史安排不可抗拒，五四運動通過學生暴力不經意地美麗化了馬列邪說。

五四運動之後，中華民國的民權被小人中的流氓大力用來反中華文化道德。「上帝死了」的口號在西方基督新教出現350多年之後才響起，「打倒孔家店」和「推倒貞節牌坊」等類似的口號在中國孔孟新教還沒出現就喊響了。五四運動使學生暴力未受民國憲政的制裁，進而國民黨的北伐大革命和共產黨的共產大禍亂在中國，都由於蘇聯的作用，通過黃埔軍校和共產國際改變了中華民國的海棠地圖形狀。當時布爾什維克禍亂還沒被中國讀書人充分認識，以革命理想被當成是挽救中華民國亡國滅種危機的唯一出路。五四運動使俄國流氓十月禍亂成為革命燈塔。中國人從此由學生開始，繼而女人、文人、商人、軍人都猛喝馬列主義淫酒，一直喝到今天明知中華民族已經暴烈和淫亂不堪，依然中邪似地戀共不舍。

昨日的中華民國大陸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比1950年代從暴力土改和嚴打反革命運動開始至今62年的中共極權專制，不知道仁慈和廉潔千萬倍。但李大釗、陳獨秀、魯迅、毛澤東、周恩來們一點也沒有今日劉曉波們「沒有敵人」的溫和，他們直截了當就把信佛教的段祺瑞、信儒教的吳佩孚、同信儒教和基督教的蔣介石當成敵人，口誅筆伐罵不倒，就燒殺擄掠並賊喊捉賊地硬要以武力打倒。

所謂俄國十月革命帶給俄羅斯民族74年（1991年才截止）的大禍亂，在當時才兩年還沒暴露出嚴重的邪惡性質，卻由於李大釗、陳獨秀、魯迅這些先生們的推崇和給予美化地介紹，被中國嚮往革命的學生趨之若騖地追逐。五四運動前後成立的北京少年中國學會、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等，還有天津覺悟社、湖南新民學會等，雲集中國一批心智邪惡或未成熟的小人，主要有李大釗、鄧中夏、周恩來、鄧穎超、郭隆真、馬駿、劉清揚、諶志篤等、毛澤東、蔡和森、李維漢、向警予、蔡暢、謝覺哉等，這些人大部分嘴上無毛、乳臭未乾，張口就要「改造中國與世界",就是這些人成了中國共產黨最初的幹部。而這些人，除了李大釗等個別人，多數都是以革命口號罵人、姦淫的小人文痞。

就看狹義的五四學運領袖羅家倫、張國燾、傅斯年、鄧中夏等21人，後來成為共產革命者的有張國燾、鄧中夏、羅章龍、高君宇、瞿秋白、張太雷、於方舟、周恩來、馬駿、陳潭秋10人。其他人也除了個別人，在當時都上過馬列淫婦的床。五四運動將罪犯推上歷史舞臺中心，為中共邪教匪幫準備了教父和匪首。

在中共歷史教科書中，有所謂「接受了馬列主義的革命知識份子，積極投身工人運動，將馬克思主義傳播跟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等說法。這些黨文化話語，用純正的中國儒家話語來說就是：五四運動之後，小人文痞極力煽動工人暴亂。

歷史事實也是如此。五四運動之後，秀才出身的儒將吳佩孚1919年通電擁護五四運動，趕政治潮流也談「勞工神聖」，允許共產主義人士在其控制範圍內的京漢鐵路、隴海鐵路等鐵路沿線組織工會。鄧中夏、張國燾、毛澤東、李立三、劉少奇等中共小人，創立和加入中共之後，立馬到工人中煽動罷工。他們執行「二大」確定的利用允許的民權，不擇手段地顛覆北洋政府的陰謀綱領，半年時間就在吳佩孚統治的兩湖、江西的城市、工礦、交通地區策動了一百多次罷工。

中國古代歷史證明「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中華民國歷史證明「學生革命，害己害人」。五四學生大多數人在自己並沒搞清楚民主革命、三民主義、共產主義的基本概念的情況下就急切介入，結果為修建共產革命的黃泉快車道和為周恩來、鄧小平、毛澤東之類流氓魔頭玩弄中國開道。從佛教因果說看，中共如果沒有陳獨秀的號召力和李大釗的賣力推廣，毛澤東等人只能搞出新民學會、覺悟社等幾十人的會社小黨，永遠也無法跟國民黨逐鹿中原。中國文人痞子禍國不淺。陳獨秀於五四中提出「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被毛澤東直接運用到中國農村，成為中共1927年到1930年南京政府各地大大小小上百次的以農民起義為名稱的農村暴力禍亂。過程中，城市文人將農民的語言、行為暴力，定型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井岡山•瑞金亂國模式，後來推廣到全國。

今日所謂五四精神，看火燒趙家樓和傳播馬列，就是暴力愛國和全盤西化。中國市民，尤其大學生憤青從此一代又一代地被暴力這條蛇纏繞，自毀共和國的民權。學生打人、燒房的刑事犯罪活動被姑息，成為共產流氓禍國殃民的開端。

五四運動對中國共產黨至關重要。五四暴力愛國，使中華民國君子威信衰落和小人威信上升。小人文化以三民主義和馬列主義名義走俏。革命亂黨逐漸代替儒教士大夫和父母官成為民國的支配力量，黨魁逐漸代替皇帝，卻要接受小人以民權名義罵「狗子」、「王八蛋」。暴力和謊言借社會主義、人民革命、共產革命堂而皇之作惡，將西方天主教迫害異端和異教的政治體制以共產黨的名義復活並推向極端——使皇權污穢出宮廷並全民化，成功地在中國實現了由撒但教而光照幫的毀滅人類的邪噁心願。簡而言之，沒有五四運動，就沒有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