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目擊證人確鑿的供詞，沒有攝像頭的記錄，車輪下奇怪的姿勢，連續六年的上訪，被官方定義為普通的「肇事」，在民眾眼裡，卻是所有蹊蹺都湊在一起，堪稱一樁「千古奇冤」
世間的真相，永遠有多種答案。你聽到的，看到的，你認定的，相信的，未必就是「真相」。「真相」是每個人心中的相信，而記者能做的無非是將自己的相信和別人的相信放一邊，去採訪去調查形成記錄，將記錄整理出來就是報導。就錢雲會之死來說尤其如此，每個人都有自己認定的真相和需要的真相。
見到錢雲會家人的時候，已是2010年12月28日凌晨0時50分左右了。由於深信「黑夜」是人最脆弱的時候，更容易得到所謂的「真相」，我一到當地就直接進入浙東小村落。寨橋村裡幾乎沒有路燈，村民早已入睡，月光中的小村顯得倉惶而淒冷。
事實上，網路上流傳的錢雲會車禍現場照片並非最慘，當時家屬拍的照片有數十張——遠景、近景、中景和細節。在當地，錢雲會之死造成的衝擊早已超出我們所能的想像，恐慌籠罩著這個破敗的小村莊。沒有目擊證人確鑿的供詞，沒有攝像頭的記錄，車輪下奇怪的姿勢，連續六年的上訪，被官方定義為普通的「肇事」，在民眾眼裡，卻是所有蹊蹺都湊在一起，堪稱一樁「千古奇冤」。
坦率地說，至今我也並不認為我瞭解到了「真相」，也無法判定錢雲會是死於普通交通肇事還是非普通交通肇事，記者能做的無非是採訪更多的人去對比被採訪者的陳述，最後形成了《「上訪村長」之死》的一組報導。村民、警方、在現場的發現都是報導的基礎原料。
儘管成稿之後，我發現，使用各方信源的敘述，使文章不那麼「好看」，但我只能如此，「合理想像」以及任何的情緒，都是報導的天敵。錢雲會之死，沒有任何一個確鑿的說法，無論是技術分析，還是現場目擊，記者必須使用多方信源還原現場，別無選擇，記者只是一個記錄者，不是目擊者，不是偵探，更不是法官。
在這一次經歷中，我感受更多的是政府公信力在多年的「消費」中，已然達到透支的狀態。村民偏執到不相信任何解釋，網路輿論的甚囂塵上，這些現象背後是積壓多年的困惑、懷疑和憤怒。
樂清事件暴露出，即便在發達的浙江地區，很多地方政府應對突發事件依然手足無措，「搶屍」、「控制相關當事人」、「封鎖消息」、派遣特警、「簡單粗暴」驅散人群，這些處理手段相當匪夷所思。當然，官方在多年行事中，也許早已形成了這種想當然的行為邏輯。
村民的恐慌來自何處，他們的悲傷何人能解？2010年12月30日，幾位記者來到樂清市蒲圻鎮寨橋村中，沿途幾十位村民紛紛下跪。有一位村民甚至哭喊：「記者不要走，你們走了，我們也要死了。」這一幕情景讓一眾人等「情何以堪」，這些貧弱的卑微的無力的個體，他們跪在自以為的「救世主」面前。而這些他們眼中的「救世主」——媒體記者們不過也是芸芸眾生的卑微個體，卻被當成「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這些村民曾在錢雲會的帶領下，就像碾不死的百節蟲，與不合理的征地制度奮力抗爭。在溫州約定俗成的經濟背景下，這些村民和所有溫州人一樣，信奉合乎市場的經濟規則，信奉符合自然規律的正義。他們已經壓抑了太久，儘管這些壓抑曾經發展成微弱的反抗。
如今，錢雲會死了，這個帶頭的老村長死了，這些村民不知道何去何從。在他們眼裡，用上訪支撐多年的寨橋村就像「老房子一樣要塌掉了」。這片賴以生存的土地，早已不是他們的了。
一位長期從事基層研究的政府官員告訴我，浙江的很多村莊，都是類似版本的寨橋村。有所不同的是，大多數村莊，村民們得到一定的安置補償費之後，還能獲取養老金，併進入當地建設的工廠打工。而對寨橋村來說，在當地建設的浙能樂清電廠並不需要消費村民的勞動力，它們更需要高學歷的專業工人。勞動力既然無法輸出，人均一萬元錢能讓村民們活上多久？生活無可持續，自然導致絕望的抗爭。而作為村長，錢雲會又是這樣一個「硬骨頭」漢子，自然得不到基層政府的眷顧，一些補助更是無從談起。寨橋村早已是當地政府的棄兒。
世間之事永遠沒有真相，「欲知命斷問前生，老來富貴也真僥倖，看破的遁入空門，痴迷的妄送了性命」。請不要鄙視我說這樣的空話，錢雲會案的「真相」難以勾勒，背後那些曠日持久的矛盾卻能夠還原。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征地政策的不合理，它們已經涉及農民最根本的生存權利。
而如今，錢雲會的好友、寨橋村「維權團隊」的另一位關鍵人物王立權依然被關押在看守所中。而他被抓時，是在去見一位姓高（音）的北京記者的路上。至今，沒人知道這名姓高（音）記者的真實身份。
末了，因種種原因，錢雲會案正漸漸從公眾視野中消失，但寨橋村和其他村莊的生活依然在繼續，「上訪農民」王立權們的命運依然未卜，請繼續關注，不要淡忘這一幕幕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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