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聞重溫:被遺忘30年的法律精英(圖)

一本詞典引出一群老人

這是一本有史以來中國最大的英漢英美法詞典,460多萬字,所收詞條已達到4.5萬多個,是日本出版的《英美法詞典》的3倍。

詞典的最後校樣已經完成。在沒有政府支持,沒有經濟資助,沒有鮮花和掌聲,甚至連正規辦公室都沒有的情況下,兩代學人在默默無聞中歷經九載寒暑的嘔心瀝血之作,終於接近了尾聲。

國家司法部一位司長評價說:「這是個很奇怪的事,一部具有國家權威的詞典,卻由一群無職無權無錢的學人和老人編撰,他們做了我們整個司法行政教育系統想做而做不了的事。」

這本書後面,有一群幾乎被人們遺忘的老人。

這是一些響亮的名字,一些在1949年以前就已成為法學權威的前輩名宿———

盛振為,美國西北大學法學博士,東吳大學前校長兼法學院院長;

周木丹,比利時魯汶大學1934年法學博士;

盧峻,美國哈佛大學1933年法學博士;

王名揚,法國巴黎大學1953年法學博士;

蔡晉,東吳大學1933年法學士;

許之森,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

盧繩祖,東吳大學1934年法學士;

徐開墅,東吳大學1940年法學士;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49年法學博士;

俞偉奕,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

郭念祖,東吳大學1946年法學士;

陳忠誠,東吳大學1947年法學士;

周承文,東吳大學1944年法學士;

高文彬,東吳大學1945年法學士;

……

這行名單還可以開列很長,他們幾乎全是東吳大學法學院畢業生。

東吳大學法學院,1915年成立於上海,是中國在教授中國法之外惟一系統地講授英美法的學院,解放前中國最著名的法學院之一。

從1930年代到1990年代,國際法院一共有過6位中國籍法官,從顧維鈞開始,一直到1997年的聯合國前南國際刑事法庭法官李浩培,都是東吳法學院的教授或畢業生。

該校校史上最值得誇耀的一段是在1946年:東京審判採用的是英美法程序,由於一時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急了,最後,蔣介石點名從東吳大學要人,其結果是———中國赴遠東軍事法庭的法官、檢察官、顧問等人,幾乎全部來自該校。

然而,這些20世紀上半葉中國法學界所能奉獻出來的最優秀人物,「1949年後,他們中留在大陸的,卻幾乎都做著與法律無關的事:英語教師,或者勞改犯——對師生而言,與東吳法學院的關係成了一種罪過。在1957年‘反右運動’,以及‘文革’期間,很多校友遭到迫害。」(引自《培養中國的近代法律家——東吳法學院》,第293頁,康雅信著)

這些卓有學識的才智之士,他們後半生是怎樣的?他們以及家人怎麼度過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

他們的晚年

由於編撰詞典的緣故,中國政法大學的薛波曾30多次到上海造訪這些老人。

周木丹,年過九旬,被當今法學界喻為「羅馬法活詞典」。1929年受胡適推薦,留學比利時,成為1949年前獲比利時魯汶大學博士學位的5個中國人之一。不久前,商務印書館出版了「百年文庫」叢書,作者都是王國維、胡適、陳寅恪等百年中國學術史上的名家,而周木丹是叢書作者中在世的惟一一位。

如此一位法學大家,薛波怎麼也沒有想到,他竟生活在那樣的環境裡:上海南昌路282號,一棟破舊的兩層小樓房。樓道陰暗,木質樓板年久失修,走上去吱吱作響,牆角到處是蜘蛛網。

周木丹就住在二樓一間十幾平米的房子內。一臺黑白電視,一個單開門冰箱,就是周木丹的全部值錢家當。

1950年代中期,正在最高法院西南分院工作的周木丹,突然被下放到青海師範學院圖書館。從此,在距離故鄉上海數千里的地方,周木丹度過20多年近乎青燈黃卷的生活。直到1980年,周木丹進入安徽大學。在安大工作10年直到退休後,由於沒有房子,周木丹只得回到上海。

現在,周木丹先生又搬回了安徽女兒家,由於行動不便已坐上輪椅,而上海居所終年不見陽光,到女兒家也只是實現了在戶內晒晒太陽的願望。

在哈佛大學博士盧峻先生家裡,惟一的電器是部巴掌大的電扇,12元錢買的。90多歲的盧峻一目失明,戴著用舊信封糊住一邊的眼鏡,蜷縮在被子裡。有病了,不敢去醫院,也吃不起藥。誰能想到,這位早已臥床不起的清瘦老人,居然是直到去世《哈佛法學評論》都每期給他寄樣刊的大學者,中國僅有的幾個哈佛法學博士之一,前中央大學法學院院長。

面對另一位1944年獲得東吳大學法學士的老人時,薛波發現:他上衣的五個釦子,竟然都不一樣。

也許,1930年代曾為浙江地方法院和上海特區法院法官,1957年後執教於上海向陽中學的蔡晉先生,是晚景最為淒涼的一個。他和小兒子一家住在一起,一個小房間,竹屏風後面,一張床板,很薄的被子,這就是他的臥室,裡屋住孫子和孫媳婦。一個破舊奶粉罐,裝著蔡晉的全部「貴重」物品。

病重後的蔡晉住在上海南京西路的一家社區醫院裡。如果不是上海社科院某負責人為其疏通,是難以入住的。即便這樣,他也只能被安置在一個封閉的陽臺裡。

彌留之際,薛波去醫院看他,目睹了難忘的一幕:蔡先生孤獨地躺在陽臺一角,而另一角,恰是護工的休息處。

當《英美法詞典》的編撰工作接近尾聲時,蔡晉溘然長逝。陪伴蔡先生進入另一個世界的,除了他的1933年東吳大學法學士證書之外,還有他親自審訂的《英美法詞典》稿件,49頁,輕輕地放入他的靈柩內。

被改變的命運

在上海、南京、杭州,薛波走訪了數十位東吳學人,幾乎每個人都有一段不堪回望的過去。

盛振為,東吳大學首任華人教務長及後來的法學院長,曾著有《證據法學》、《英美法的審判制》等。後被打成「反革命」,被判處在甘肅勞改10年,後因宋慶齡說情,6年後才被釋放。到了1980年代,平反。

高文彬,81歲,曾任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翻譯、中國檢察官秘書,當年他從卷帙浩繁的資料中找出了證據,將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這兩名原可能逃脫罪責的戰犯送上絞架。1952年後高先生被打成「反革命」,在鄱陽湖修大堤,一修就是28年,每天挑土幾十趟,累得連早晨上工的擊鑼聲都聽不見。1980年代初獲得平反,有關方面要給他補償損失,他說:「我人生中最好的時光,能用錢補回來嗎?」最後他沒要。

俞偉奕,日寇侵佔上海期間,他埋頭治學,繼續攻讀獲碩士學位,抗戰勝利後從事律師和法律教育工作,1949年後,因有參加東京審判的同學留在日本美軍基地工作,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鬥,一度連生命都無法保全。

周承文,1969年後回老家湖州鄉下做村文書。1980年代末,被聘到當時的杭州大學教書,成為浙江省起草涉外法律文件的專家,「寫的英文,就像報紙上印出來的一樣。」曾長期住在團結戶裡,共用廚房衛生間,每間房只有七八平米。

王毓驊,美國印地安那大學的法學博士,在街道副食門市部工作了許多年,直到1980年代才到南京大學任教。

徐開墅,抗戰後的東吳大學教授,1979年後,他以上海社科院無編製的特約研究人員身份,為上海的法制重建殫精竭慮。1999年去世時,一些人才知道——他當了30年的中學教師。

「他們是無辜的。」2002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中國政法大學那間小小的詞典編輯部裡,《君主論》等名著的中譯者———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潘漢典先生對記者說。他今年81歲了,也是東吳大學畢業生中不多的從事法律教育的幸運者,他因接觸蘇聯法律較早,幸而躲過了那場災難。

潘先生談到動情處,他甚至落淚了,為他那些受難的師長和系友。(編輯:姜志)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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