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導演的第四部電影《讓子彈飛》上映首周的票房1.7億，打破了《唐山大地震》1.6億的國產片首周票房記錄。筆者不禁要問，為什麼這部影片為什麼會受到如此的青睞？姜文究竟是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怎樣的故事？
按耐不住好奇的心情，只好親自看看，看完之後我才明白為什麼姜文會獲得成功。因為這部電影道出了天機，講述了我們內心想說又不敢說的，想做卻不敢做的，諷刺了一些所謂的「為人民服務」的社會蠹蟲。
影片講述的故事的梗概很簡單，土匪張麻子打劫了前去鵝城上任的縣長馬邦德的火車，因為沒有得到錢財，張麻子於是冒充馬邦德前去上任。到了鵝城之後，於當地惡霸黃四郎展開了勾心鬥角的血鬥。最後，土匪張麻子鏟除了當地惡霸黃四郎為民除害。
然而，在姜文手下塑造出來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和豐富的內涵，使得這部電影很有看點。首先，這部影片揭示了現代社會一個普遍存在的癥結——公平問題，尤其是社會公平的問題。經濟的發展讓我們的GDP一路飆升，物價飛揚，貧富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社會瀰漫著浮躁、喧嘩，不安定的因素。關鍵的問題就是在於處理社會公平的問題。姜文飾演的張麻子一到鵝城就把鳴冤鼓立了起來，他審案不允許人下跪。那個時候正值民國建立不久，人們還習慣於做「奴隸」，奴性在鵝城人們的心中可謂根深蒂固。人們不敢去反抗欺負他們的惡霸，不敢去反抗仗勢欺人的武舉人，更不敢去向官府告發，因為五任縣長都做了冤死鬼。然而，張麻子卻偏不信，他是土匪，土匪劫道只為財，冒充縣長上任還是為了撈錢，但是他不想撈窮人的錢，他盯上了黃四郎。
我在思考一個問題，張麻子為什麼會和黃四郎幹上，他為什麼不選擇與黃四郎合作，這樣不僅有錢賺，而且可以避免流血衝突。為什麼？因為張麻子是個人，他不想做條狗，做一個沒有自我意識的畜生。從後來我們知道張麻子不叫張麻子，他叫張牧之是從雲南講武堂出來的，要知道從雲南講武堂出來的人在歷史上都是叱吒風雲的人物。張麻子來自講武堂，他還是土匪嗎？是的，他還是，只不過他是一個有頭腦的土匪，一個正義，有血性，為民請命的高尚土匪。他把土匪演繹到一種極致，這種極致是對當時社會不公平的反抗，同時也是社會必然產物。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貪官害人，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張麻子一個人縱然有濟世之才，也沒有用武之地。於是他便選擇了用自己的方式來實現所謂的公平。
那麼，他為什麼會選上黃四郎呢？因為黃四郎是那個社會所有惡人的集合，說白了他最壞。這個壞不僅是壞到骨子裡，而且是壞進了整個民族的血液裡。黃四郎是鵝城一霸，他就是王法，他就是權利，他就是公平與正義的化身。他憑藉自己經濟上的實力在橫行一方，壓榨地方的百姓，鵝城的百姓是又怒而不敢言。難道說我們現在就沒有像黃四郎這樣的人存在嗎？答案是肯定有而且還不少，為什麼會有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怎麼讓這樣的人消失呢？像張麻子那樣做嗎？恐怕不行，因為畢竟還有法律在呢，張麻子就是一個土匪，他用的方法只能是土匪的方法。只是即便是除了一個黃四郎，還有王四郎，李四郎，最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就永遠沒有解決。然而，張麻子就是一個土匪，所以盯上黃四郎別無選擇。
在張麻子和黃四郎的勾心鬥角中我們看到鵝城的眾生相，人們只顧著自保，誰也不敢出頭，心中的怨恨只是藏著掖著。在最後時刻還是張麻子殺了替身黃四郎，讓真的黃四郎成為替身才最終讓人們爆發，除了惡霸。這是很悲哀的，不過一個土匪能有這樣的思維能力，也是很難得，我們不應該在批評職責。畢竟他的文化沒有現代人高，現代人比張麻子要聰明許多了，我們都比張麻子要強。
讓子彈飛，讓子彈飛，這是一種暴力的革命，是在極端情況下的產物。張麻子解決了所謂的公平的問題，解決了黃四郎，但是還是有遺憾的，因為那些死去的兄弟們再也沒有了。最後的音樂是長亭送別，如泣如訴。
除了所言及的公平的話題之外，在影片中還有許多的象徵意向，這不僅僅讓這部電影的變得更加有內涵，而且使其受到普遍的歡迎，六子的墓碑的形狀的搞笑，讓你笑著流淚的黑色幽默，刻畫了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比如說，葛優飾演的馬邦德，他才是縣長，但是為了保命只能裝成師爺，協助張麻子撈錢。他只是為了錢財，是一個惡人，但是買縣長花了錢，就是要撈回來的，與其說他是個賣官撈錢的，不如說他就是一個騙子。他身上有五張委任狀，在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撈錢，只是這一次在鵝城，他反倒沒有撈到錢，卻最後被地雷炸死在錢堆裡。這是一個諷刺，一個現代的諷刺寓言。就今天而言有很多的打著「為人民服務」的幌子的人像老馬一樣瘋狂的撈錢。根本不會管你個小老百姓的死活，這個殘酷的現實，從來都是這樣。
讓子彈飛，影射了我們當今社會所存在的問題，國民的意識就像是那輛被白馬拉著的火車一樣，雖然與世界接軌，但是行為和思想上還是落實的。這是一個可怕的悖論，讓子彈飛就像一個子彈，射進了我們的心理。給我們每個人一陣狂歡和興奮，同時也讓我們思考，痛苦的思考。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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