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不是左右之爭而是上下之爭 (圖)

社會與主義

在歷史上,「左」似乎一直是個壞東西。比如在中文裡,「旁門左道」「左遷」「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們對「左」有著某種程度的惡感。

在漢高祖劉邦死後,呂后當權,培植了不少呂姓勢力。呂后死了以後,太尉周勃奪取了呂氏的兵權,就在軍中對眾人說:「擁護呂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擁護劉氏的左袒。」結果大家都「左袒」。從此,「左袒」便成了見風使舵、偏護一方的代名詞。

同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西方社會將「左」視為一種常行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災難)」一詞即是來自拉丁文 「sinister(左手)」。與此相反,人們無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禮、宣誓;英文裡的「right」與法語中的「droit」既有「右」的意思,更是 「正確」「合法」「權利」等意義的多位一體。左手是罪惡之手,而右手不僅靈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貴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繪畫中,刺殺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穌的姿態表明瞭最後審判青睞右手——他的右手高舉,表明自己的選民將進天堂,左手下垂,意味著罪人將被趕到地獄裡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一左,將人類推入善惡的兩極。

正是因為右手對左手的壓迫,自十七世紀以來歐美一直有著「左手解放運動」。從某種意義上說,結束「右手的統治」,同樣意味著人類在政治觀念上有一個質的飛躍,意味著人類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亞里士多德所預言:「右手的優勢是因為我們習慣於使用右手。一旦我們習慣於使用兩隻手,我們就有了兩隻右手。」

然而,就在許多國家開始走向「左右逢源」的時候,為什麼中國歷史上發生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鬥爭」?這裡的「右」指的究竟是什麼?它是否意味著當時的中國進入「左手的統治」?

顯然,興於上世紀五十年代末的「反右鬥爭」並非真正意義上的「左右之爭」,而是發生在國家與社會之間的「上下之爭」。不可否認,1949年中國的國家解放並沒有必然導致中國社會的解放。全能國家體制的過於強大,主要體現在這個國家的經濟組織與社會組織都被政治組織所吞噬。政治本為「眾人之事」,也因此失去其應有之義。

建國之初的中央集權與公有制道路,實際上暗含了國家對社會的兩次「沒收」或「充公」。其一是經濟上的沒收,比如「割資本主義尾巴」;其二是知識上的沒收,這就是緊隨其後的「反右鬥爭」。當公有制異化為對民眾精神與肉體雙雙充公的一種國家體制,社會主義同樣表現為「有主義無社會」,或者「主義壓倒社會」。

毛澤東曾經說:「我們提倡百家爭鳴……可是就世界觀來說,在現代,基本上只有兩家,就是無產階級一家,資產階級一家。」當「百家爭鳴」淪落為「兩家爭鳴」(勝負已成定局),這種主義上的「兩極分化」,本質上說是將人類已經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識一分為二,使之裂變為兩個截然對立的主義直至「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完全勝出。主義代替知識的結果必然是主義君臨一切,並且直接導致「知識被主義所奴役」,導致整個社會知識體系的崩潰與喪失,從而進入一種「無知無識的狀態」。或者說,進入一種國家有行動力,而社會無判斷力和約束力的危險之境。

有人說,「反右鬥爭」就是依靠知識份子中間的左派力量,起來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識份子的命,最後的結果是「沒有一個勝利者」。應該說,從表面上看,「反右鬥爭」的發起的確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誰都知道如果只是一個社會內部的觀點紛爭,絕不可能在中國思想史與社會史上釀成這樣一場反智的災難。正是因為看到國家力量的介入,筆者認為「反右鬥爭」不是「左右之爭」,而是「上下之爭」,它突破了左右共謀社會福利與自由的底線,「反右鬥爭」的結果是主義對知識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國家對生機勃勃的社會的清算,是政府在沒收資本之後繼續沒收知識。其結果是,社會陸續喪失了產生「資本家」與「知本家」的土壤,甚至連最日常的思維體操都開始銷聲匿跡。政治話語佔領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人們不僅失去說不的自由,而且失去了不說的自由。當社會被國家機器化,人們變成了只問耕耘不問收穫的螺絲釘。螺絲釘雖然也有大頭兒子一樣的腦袋,但它並不用來思考。

失衡的思想

無論是突破自由底線的極左,還是突破平等底線的極右,都可能導致「堪薩斯暴亂」。「堪薩斯暴亂」出於影片《幸運數字》裡的一句經典台詞——「所謂‘堪薩斯暴亂’就是當所有人向右走時,你向左走。」

相同的邏輯,當所有人向左走時,向右走的你會被洶湧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捲入人群者同樣可能因為身不由己而成為沒有惡意的踩踏者,並且最終迷失自己的方向。極左與極右所導致的悲劇,就是無數人「同去同去」,他們無不朝著一個方向走,最後都在一個方向中失去了方向。個體的命運,在萬眾一心(方向)的洪流中從此湮沒無聞。

2006年,筆者在柬埔寨旅行,親眼見證了這個國家至今未癒的破敗以及極端年代留下來的創傷。在首都金邊,由於電壓不穩,上網都是件不容易的事。時常有人說,自啟蒙運動以來,法國人向這個世界輸出的多是包含著危險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時代深受法共《人道報》熏陶的波爾布特,最終在柬埔寨製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間地獄。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人道報》及其宣揚的共產主義必須對此負責。法國生產思想,但不只是生產一種思想,它生產矛也生產盾。法國有羅伯斯庇爾,也有雨果和夏多布里昂;有薩特,也有阿隆。法國從來並不缺乏極端的思想,2006年底的民意調查顯示法國極右翼勢力獲得超過四分之一的支持率,然而誰會相信今日法國人真會將自己的命運交付給國民陣線?真正重要的是,在這個國家各種觀點可以充分表達。所以,法國的自由制度從來沒有因為豢養「一個主義」而遭受滅頂之害。

顯然,共產主義思潮流播到柬埔寨,並且導致「南橘北枳」「西風東瘋」的危局,完全是因為在柬埔寨本土並沒有與之平衡的主義與力量。從這方面說,從制度上保證每個人都能自由思想與自由表達,能夠自由組織,是避免一個主義踐踏整個社會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語與法語中,「右」還具有「權利」之含義。應該說,一個公民無論是信奉左派還是右派,抑或中間派,這都是個體可以自由選擇的權利。在此意義上,「反右鬥爭」所反對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權利。或者說,反右(Right)的本質就是反權利(Right)。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政府不可與民爭利,同樣不可與民爭思想,使民眾變得無知無為。

對立之中也有自由

人,這充滿悖論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與行走,見證了許多看似對立的關係。比如早期的人類,站起來行走,頭頂星空、腳踩大地,這裡便有了「上下」這組關係。在具體的行走過程中,會有前進和後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轉彎,不知道退步,一個人即使體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達自己的目的地。同樣,說到轉彎,便有向左轉,還是向右轉的問題,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關係。

如果我們稍有一點頭腦,能夠抱持一點美好的願望,都不難發現,這裡的上與下,前與後,左與右,並非水火不容。顯然,對於一個人來說,無論他向前向後、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躍起,無論方向如何改變,怎樣位移,所有「對立」都會回到「統一」的層面,統一到行動者——人這一層面。無論朝著哪個方向前進,人始終如一是出發點。

換言之,「左右之爭」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而且社會需要它們互相救濟與協調。在民主國家,左右兩派無論怎樣互挖牆腳,誰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為議會不是戰場,議員並不殺戮,理論上,每一個派別都有捲土重來、引領社會的機會。

一個社會中沒有對立的觀點,只會一團和氣、隨大流,這個社會就不會有真正的幸福與自由。我們講左右之間「同社會共濟」,並非一廂情願或不切實際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堅守這個社會追求自由與幸福的底線,通過左右之間的充分爭論與積極思想,從而超越於左右紛爭之上,以達到這個國家向上與向前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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