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要做結構調整困難更大，因為我們的體制剛性，同樣也是斯蒂芬.羅奇剛才指出的，中國的結構調整需要增加消費的比重，我完全贊成，但是如何增加消費的比重？為什麼在過去的十幾年間，我們投資的比重越來越大，我們喊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喊了十幾年，為什麼到現在仍然轉變不過去？
這就是因為我們有著制度剛性，在剛性制度的約束下，我們的發展模式必然是靠投資驅動，不可能轉到消費上，除非打破剛性的體制，才有可能把增長的重點從投資轉向消費。
為什麼這樣講？為了拉動消費，首先要想一想中國的老百姓為什麼儲蓄率這麼高，存錢存這麼多，如果中國老百姓不存這麼多錢，我們也沒有錢去把投資率拉到接近GDP的50%，中國老百姓存錢存這麼多，是因為未來的不確定性。說明什麼？說明我們的社保體系不到位，中國的老百姓消費上不去，消費佔GDP 的比重逐年下降，美國人消費佔GDP70%，我們消費佔GDP35%，正好差了一半。
美國人是過度消費，我們消費不足。為什麼消費不足？社會保障體系不到位。在過去的十幾年間，國民收入的分配向政府傾斜，不是向居民傾斜，這是我們消費上不去的另外一個原因。在財富積累方面，國民財富的積累速度是落在國有部門的財富積累，央企財富資產的增長速度，我們前國資委的主任卸任的時候報了一份成績單，那份成績單也許個人會感到欣慰，作為經濟學家看到這份成績單的時候只會感覺到中國經濟結構失衡在繼續惡化。
要刺激消費，就要在財富和收入的分配上向居民傾斜，但是這個傾斜不是由政府去殺富濟貧，這個傾斜是進行制度改革，在一次分配的市場上和二次分配的市場上體現公平的原則。
收入的分配，我們首先要討論的問題是政府和民間的收入分配問題，為什麼政府佔的比重越來越大，這個收入分配問題我們要討論的是國有部門和民營部門的收入分配問題，收入分配問題我們要討論的是為什麼新增長的國民收入，王小魯做了一個出色的研究，說明我們過去幾年間收入的分配大多數集中在最高端的收入組別裡，而中層和下層的收入組別收入增長速度遠遠的落後於高端組別的收入，為什麼？
是因為灰色收入的存在，而灰色收入也就是我們講的尋租。如果不解決尋租的問題，不解決官商勾結的問題，無法從根本上改變居民的收入分配。這些大的結構性問題需要我們花力氣來進行研究。
我曾經提議過為了刺激消費，要增加居民的資產，十七大中曾經提到過，要增加居民的資產性收入，要增加資產性收入首先要增加資產，否則哪裡來資產性收入。增加資產方法很多，把土地還給農民，農民的資產立即就有了，當農民自己掌握了土地的所有權的時候，強拆強遷的問題就會得到解決。
我們幾十萬億的國有資產可以分給13億民眾，國有資產在國資委手裡管著，一分錢都不能用於消費，如果分給民眾就可以變成消費購買力。有很多的政策，政府與其花「4萬億」扔到「鐵公基」裡，不如把「4萬億」放到社保裡，與其國資委掌握幾十萬億的國有資產，不如把它放到全國社保基金裡，來充實我們的社會保障，使老百姓可以放心的把儲蓄拿出來用於消費，來支持中國經濟的增長。
當然，我提出的這些對策都很少有可能被政府所採納。之所以很少有可能被政府採納，是因為這些政策和政府的利益不協調，如何去協調政府和社會的利益？要靠政治體制改革，要靠政治體制改革才能夠把社會公眾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協調起來，我們不是不要政府的利益，也要，但是它要和社會公眾的利益保持一致，保持一致必須通過政治體制改革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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