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藏千年的唐代佛國(圖)

              

                                  龍興舍利寶塔

佛教從印度沿著古老的絲綢之路傳入中國，一路上留下了諸多精美絕倫的石窟造像，從新疆克孜爾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雲岡石窟、龍門石窟。安史之亂中，中原大型石窟相繼衰落，盛唐以後，中原再無大規模石窟造像。

接過中國石窟藝術接力棒的，則是四川。這其中，成都佛教造像年代最早，大多是南朝作品，而中國的南朝造像在成都以外還少有發現。清代末年，成都萬佛寺曾出土了大量南朝造像，近年來西安路、商業街也屢有出土。

安史之亂後，中國經濟中心南移，石窟藝術循著金牛道進入四川，在涪江、嘉陵江、沱江、岷江流域的岩壁上，星星點點出現了諸多石窟。四川幾乎每個縣城都有石窟分布，而又以唐代存世最多，以一種充滿生命力的狀態發散。中國宋代石窟存世最少，以致清代學者提出「唐盛宋衰」之說，認為宋代石窟早已衰落，不值一提。大足、安岳石窟的相繼發現修正了這種觀點，也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晚期石窟藝術的代表作。

如果說北方、中原的石窟寫下了中國上半部石窟史，四川，顯然就是下半闋。

邁過了道路的瓶頸，四川唐代石窟如雨後春筍一般，在涪江、嘉陵江、岷江、沱江、青衣江岩壁上處處生花。唐代的四川，出現了夾江千佛崖，蒲江飛仙閣、大邑藥師岩、丹棱鄭山—劉嘴、資中北岩、仁壽牛角寨、榮縣大佛岩等諸多精品，由此看來，石窟藝術在四川，是以一種充滿生命力的狀態發散。這其中，又以邛崍龍興寺、石筍山、花置寺最為精妙，2006年整體獲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四川其他石窟比起來，邛崍石窟往往竭盡奢華、繁複之能事，殿宇塔剎、亭臺軒榭，堪稱四川石窟藝術一個獨特流派。

龍興寺洪水衝出唐人瑰寶

1947年並不算個安定的年頭，這年秋天，連綿的暴雨引發的洪水在四川境內氾濫。一場暴雨過後，邛崍措水河河岸一個叫大佛灣的地方露出幾個菩薩頭，村民對這些殘破的佛像並沒有太大興趣，它們一直裸露在荒野之中。幾個月後，四川大學博物館才得知這個消息，先後五次派專人赴大佛灣，在一年多時間中，共徵集、出土石刻佛頭、佛像、經幢、脊獸、經碑、銅佛像等文物200餘件。一件殘缺的經碑上，考古工作者看到「龍興寺」三個楷體小字，這批佛像遂命名為邛崍龍興寺石刻。

當年徵集、出土的文物，如今靜靜陳列在四川大學博物館石刻藝術館中，每一件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菩薩立像通高198厘米，頭戴寶冠，週身裝飾華麗、繁複的瓔珞，上衣通肩，下裙緊貼雙腿，出土時已斷為四截，雖經修復，雙臂已不知去向，故又有「東方維納斯」美譽；韋陀立像高71.9厘米，身披菱形鎖子紋鎧甲，飾有護膊、護腰、脛當(綁在小腿上的一種防護甲冑)，腰間束帶懸有法器，凜然有武士之風；比丘頭像滿額皺紋，雙眉緊鎖，口角深陷，工匠只用寥寥數筆，便將一個僧人老邁滄桑的形象刻畫得淋漓盡致，給冰冷的石頭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龍興寺佛像大多體態豐滿，面相溫和，雲岡石窟、麥積山石窟、敦煌莫高窟中粗獷飄逸的風格到唐代已經衰落，代之以雍容華貴、豐潤健美的氣質，佛與菩薩多給人一種和藹、親切的人情味，顯然更符合中國人的審美情趣。

與佛像一起出土的是一些經幢，大多為八邊形，幢座雕有四甲冑神王倚像，幢身浮雕樂伎、佛龕、盤龍，一些經幢、燈台上尚能看到「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唐德宗貞元十一年(795年)」以及太和、會昌、大中、咸通等唐代年號。種種跡象表明，龍興寺應該是唐代一處規模頗大的寺廟。

2005年9月，在龍興寺佛像出土58年後，成都市考古隊進駐大佛灣，試圖尋找龍興寺的更多線索。當年水田密佈的大佛灣，如今已被廠房與民宅包圍。發掘從一開始就驚喜不斷，修建環繞遺址的圍牆時，發現一個大型佛像坑，出土佛像30餘件；遺址東南部發現一個始建於唐代的磚塔，宋代仍在使用。

兩次跨越時空的考古，最終使得在地下湮沒千餘年的龍興寺逐漸清晰起來。史料記載，公元705年，武則天還政於中宗，中宗時為太子，下詔在全國各州創立中興寺、觀，以寓意大唐中興；公元707年，中宗即位，為了避諱，全國各州中興寺均更名為龍興寺。邛崍唐時為邛州，是西南軍事重鎮，龍興寺應該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成的，這座有著皇家淵源的寺廟此後香火一直頗為旺盛，並在中、晚唐年間達到鼎盛。

 

石筍山絕壁上的西方樂土

就在龍興寺終日香火繚繞之時，邛崍石筍山大佛溝岩壁上，「叮叮噹噹」的鑿石聲已不絕於耳。2010年初春的一個清晨，我來到石筍山時，濃霧在山中上下翻騰，遠遠望去，岩壁上的佛像似在騰雲駕霧一般，在褚紅色的岩壁與蔥鬱的籐條中時隱時現。

鄉民告訴我，大佛溝過去有座寺廟，從山腳直到山頂，規模大得很，至今山腰、山頂都能找到成片的條石壘成的地基，石筍山就在寺廟後山上。龍興寺有著深厚的皇家淵源，大佛溝這座無名古廟規模倒一點也不遜色，石筍山5號龕造型為一佛二僧二菩薩，姿態、衣紋、蓮臺與龍興寺53號坐佛幾乎完全一樣，可見它們之間確有著某種關聯。

民國《邛崍縣誌》記載，「(石筍山)山間有洞，曰仙人洞，土人言洞內有三十六堂，未之詳也」，或許就是指這些絕壁上的石窟。此後的石筍山石窟逐漸為荒草與枯籐掩蓋，上世紀80年代，邛崍文管所進行文物普查，才重新發現。然而，這次發現並未改變石筍山的命運，由於地處深山，遊人罕至，文管所在石窟前攔上了一排鐵柵欄，並一直鎖到現在。

大佛溝現存唐代造像33龕，739尊，彫刻在長120餘米、高40多米的絕壁上，錯落有緻，大者如彌勒佛，高逾7.5米，小者如諸天(二十四諸天為佛教護法神)，只有手指大小。據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學者胡文和考證，造像分為南北兩段，北段年代稍早於南段，古時開龕大多先在較好的位置開鑿大型佛龕，石筍山最早開鑿的應當是北段第14龕彌勒佛。彌勒佛手掌早年殘損，後世雖有修復，手掌與身體不成比例，早已失去了昔日神韻。

北段第六龕西方淨土變，是石筍山頗具代表性的龕窟：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端坐中央，七寶蓮池黃金、白銀、瑪瑙、琥珀遍地，龕內彫刻殿宇塔剎、亭臺軒榭，重檐、斗拱、勾欄清晰可見，以迴廊相連，一百多位天仙或徒步漫遊，或挺腹伸腰；後壁雕有「划船圖」，船頭高昂，船尾隱入橋洞，三個船夫正拚命划船，為首的仰頭蹬腿，中間的弓腰埋頭，第三個轉身拱背，船上的達官貴人倒是怡然自得，樂得清閑；兩邊還有敲鑼、打鼓、翻跟頭等各式雜耍。這幅圖景，就是唐人心目中的西方樂土。

菩薩、天仙、船工、達官貴人，一百多號人物神態各異，錯落有緻，與其說是佛龕，還不如說是一幅唐代風情畫，傳神地再現了唐人的建築、水運、民俗乃至他們的心靈史，而這一切竟然由工匠在石頭上一鑿一鑿完成，令人驚嘆於唐人的鬼斧神工。

邛崍文管所原所長胡立嘉數十年來一直往來於縣城與石筍山之間，進行了細緻考察，他提出，與四川其他地區石刻比起來，石筍山石窟有兩個特點：其一，石窟出現了大量樓臺、橋池、船舫，雖是直接表現的虛幻的佛國，卻如同一幅風情畫，讓後人可以一睹唐人的生活；其二，石筍山石窟往往三壁皆有造像，竭盡繁複、奢華之能事，殿宇塔剎、亭臺軒榭，使得整個佛龕連為一體，更具動感，這種風格同樣出現在邛崍磐陀寺、花置寺以及岷江流域的樂山、大邑某些石窟中，成為中國唐代石窟一個獨特流派。

玄宗避難成都佛教造像興盛

2002 年6月，日本早稻田大學與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學藝術學院、北京大學考古系合作，對邛崍境內的石筍山、花置寺、磐陀寺等石窟群進行系統調查、編目，並首次運用三維成像技術對石窟進行測繪。調查從2002年一直持續到2004年，石筍山的諸多細節，也在這次調查中水落石出。

在南段第29龕旁岩壁上，研究人員找到一通題刻：石筍山菩提、釋迦兩像龕並銘……大歷二年二月十五日。大歷是唐代宗李豫年號，大歷二年即767年。就在十一年前，安史之亂戰火波及長安，唐玄宗避難成都，中原大批官吏、商賈、工匠、畫師流亡入蜀，盛唐之後，中原再無力開鑿大型石窟，而石窟藝術自金牛道傳入四川以後，卻如雨後春筍一般，星星點點地出現在四川岷江、嘉陵江、涪江、沱江、青衣江流域的岩壁上，又以廣元、巴中、邛崍、安岳最為興盛。

廣元是佛入四川的第一站，安岳則最終點燃了中國宋代石窟的火種，為何在邛崍出現石筍山石窟與規格極高的龍興寺，也引起了學者諸多關注。

歷史上，石窟的流傳往往與交通不無關聯，比如須彌山石窟、敦煌石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之於北方絲綢之路，廣元千佛崖之於金牛道，巴中南龕之於米倉道，而邛崍地當南方絲綢之路要衝，南方絲綢之路從成都出發，經邛崍、雅安、滎經、西昌、德昌、會理進入雲南，最晚在漢代就已成為四川聯繫雲南的重要通道；邛崍自古盛產鹽、鐵、酒、茶葉、天然氣，得益於南方絲綢之路的恩賜，各路商賈接踵而至，百姓富裕，有財力進行造像活動。這裡成為成都平原最為重要的一處石窟中心。

南段第28龕毗沙門天王造像高約4米，身披甲冑，腳踩夜叉，右手叉腰，左手托塔。唐玄宗天寶年間，吐蕃出兵包圍安西都護府，安西都護府路途遙遠，救兵難至，唐玄宗無奈之下，請不空和尚在皇宮設壇作法，安西都護府後來遣使來報：城東北三十里雲霧中看見毗沙門天王現身，三五百神兵盡著金甲，地動山崩，同時有金鼠咬斷敵軍弓弦，吐蕃軍隊不戰而敗。因為這個淵源，毗沙門天王在唐代興盛一時，往往被軍隊視為保護神，在城樓、軍營皆建有廟宇，連唐朝軍旗上都飄揚著他威武的形象。

花置寺正在隱去的唐人面龐

毗沙門天王造像在四川巴中、資中、夾江、大足、邛崍等地頗為常見，年代皆在中晚唐時期。在邛崍臨邛鎮花石山上，研究人員又發現兩龕毗沙門天王造型。第二龕毗沙門天王殘高150厘米，第十二號龕殘高123厘米。千百年的風吹雨淋慢慢隱去了他們威武的臉龐與精緻的鎧甲，青苔爬滿了整個石窟，時間在佛像表面風化成一層青色的外殼，脆弱地彷彿一陣風就要吹掉一般。

花置寺石窟造像，一般認為與唐朝高僧馬採不無關聯。馬採早年在長安章敬寺講習佛法，一時間「聲馳上國，名重神都」。唐貞元十四年(798年)，馬採入邛崍。也就是在這一年，花置寺花石山岩壁上，鑿石聲再次響起，馬採在邛崍開壇講法幾年中，花置寺開鑿的石窟據說有「千億萬佛」之巨。

一千多年後，當我在一個黃昏來到花置寺時，當年規模宏大的花石山，如今已是一個水庫環繞的孤島，而唐時的「千億萬佛」，如今僅剩下9龕石窟。第4、5龕合稱千佛崖，寬約5.6米，高6米，雕有巴掌大的唐代佛像20排，1745尊。遺憾的是，文革年間，當地村民幾乎一夜之間就鑿去了一千多個佛頭，現在的佛頭是幾年前才用水泥補上去的。

馬採在邛崍一直往來於花置寺、磐陀寺之間，磐陀寺石窟大抵也鑿於此時。磐陀寺現存石窟三龕，其中一龕為千佛龕，三面龕壁上雕有一千餘尊唐代佛像，佛頭同樣蕩然無存。在安岳毗盧洞，我曾看到過一龕宋代的千佛龕，當年捐資造像的僧、尼、供養人都坐進了神龕，享受著人間煙火，造像也是千姿百態；相比之下，磐陀寺千佛龕佛像幾乎千篇一律，身著「U」形領通肩長衣，衣褶之間的過渡頗為生硬，這都是唐代佛像常見特點。

在磐陀寺岩壁上，研究人員找到幾龕奇怪的石窟，佛像並未彫琢成形，都是些粗坯子，似乎出了什麼變故，工匠未能繼續彫琢下去。上世紀80年代，大足寶頂山也發現了幾龕未完工的石窟，有學者猜測，南宋末年，蒙軍入侵四川，雙方鏖戰長達五十二年之久，這些未完成的龕窟當與此不無關聯。

邛崍地處南方絲綢之路要衝，和平時期是商旅往來的通道，戰爭時期卻往往首當其衝。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南詔攝政王嵯顛率軍攻陷嶲州(治今西昌)、戎州(治今宜賓)後，旋即與西川節度使杜元穎大軍戰於邛州，「遂陷邛州」，又從邛州引兵攻下成都外城。退兵時，「大掠子民、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

胡文和認為，磐陀寺這幾龕未完成的石窟，應當與南詔大軍入侵有關，覆巢之下，豈有完卵，邛州淪陷後，驚魂未定的工匠隨著百姓四散逃亡，從此再未回到磐陀寺。同樣毀於戰火的還有龍興寺，2006年的考古發掘，發現了大面積的紅燒土與瓦礫堆積，夾雜著大量殘損的佛像、經版。考古學家猜測，龍興寺或許毀於一場大火，極可能與南詔入侵不無關聯。事實上，磐陀寺、龍興寺也成了邛崍唐代石窟藝術的終點，此後，邛崍石窟趨於衰落，再無值得一提的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