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於軾寫了一篇《有些領導人講平等卻抵制自由更抵制反特權》大文，我很同意他對中國等級社會的分析和批判。文中關於上下層關係的陳述中提出了一個很普通的城管打人現象，作出了城管打人是源於下層民眾『對上是順從和逢迎，對下是發威和教訓』，總是向更弱者發惡，是下層民眾劣根性本質表現的結論。對茅於軾的這些理論、觀點，有不同看法。
寫出來供芧於軾和讀者參考。
茅於軾說：『中國是一個分層的社會，人生來就是不平等的…平時他們處於社會的低層，經常受特權人士的欺侮，他們不得不忍氣吞聲地接受。可是一旦他們自己有了一點特權，就會根據自己的經驗加以利用。城管和保安都要穿制服的。一套制服上身，就能夠耀武揚威，平時受的氣現在有了出氣的機會。所以他們憑著自身的這套制服自以為了不起，動不動就會打人。』城管『對上是順從和逢迎，對下是發威和教訓。』
張三一言解讀和評論。
其一，對的，中國是一個分層的等級社會。但是，這個分層的等級社會無例外地影響到所有在這個社會的每一個人──從社會最高層到最低層的每一個人。對上下層都有負面影響：承認或忍受等級社會制度；屈服、馴服、臣服等級制度及等級制度的權力者；正面反應是改善或反抗、推翻壓迫的權力、等級制度。其手段有改良、革命（暴力或非暴力）。人們都知道，屈服、馴服、臣服是不光彩的事，反抗則多會得到人們的讚賞、肯定和支持，是光榮的大好事。
一般地說，屈服、馴服、臣服上層者表現突出，改善也是上層演主角。革命（暴力或非暴力）反抗、推翻等級制度以下層（有少數異類知識精英則站在下層民眾一邊）為基礎和也是主力。這個事實置上層知識精英於道德良知上不利地位，令他們心虛和尷尬。一些位屬馴服、臣服的上層精英就需要改變自己的地位和形象。他們為此做了大量、多方面的工作，其中最顯著者就是對下層民眾的誣指誣論。精英利用其掌握話語霸權之便利，掀起一浪又一浪的批判暴民論、刁民論、群氓論、痞子論、民粹論、不理性論，和反對原始正義、革命、暴力、「民主專政」…意圖以誣指誣辯來貶低民眾和拔高自己，以取得心理和道義的平衡。
我並不反對反暴民、反刁民、反群氓、反痞子。但是，我是有條件才反。我的條件是，第一，反暴民、刁民、群氓、痞子之前必需先反共產黨的暴政、刁官、干氓、管痞。理由很簡單。今天的暴民、刁民、群氓、痞子主要的是共產黨暴政、刁官、干氓、管痞的產物。只除毒果不砍毒樹，本末倒置，永遠解決不了問題，勞而無效。
第二，不能把反共產黨的暴政、刁官、干氓、管痞與反民眾中的所謂暴民、刁民、群氓、痞子等量齊觀。這除了在第一條說出的理由外，更重要的是還有一些與暴民、刁民、群氓、痞子完全扯不上關係，是反暴政（包括以暴力反暴政）的正義言論與行為者，都被共產黨真理部誣之為暴民、刁民、群氓、痞子；一些身處象牙塔的高級知識精英，例如韓一村、茅於軾等人也跟著共產黨起洪起罵這些為正義與公平而鬥爭的下層民眾；且美其名為：為真理鬥爭。謬誤得可以。
第三，在消除了暴黨暴政建立民主社會後才能單獨反暴民、刁民、群氓、痞子。
其二，上面是總體攏統的說法，這裡更具體地響應。受到影響的人會對這個等級社會作出不同反應；茅於軾說的城管打人只是底層人們中多種反應之一。我也看到這個等級社會對上層者影響。上層者受益多於受壓（甚至沒有或少），所以他們不會有底層者那樣需要受氣後還要忍氣吞聲地接受的情況，因之，他們大都會維護等級制度，並把它固定化合理化：這是這些上層中多種反應之一，也是主要的反應。就是像茅於軾那樣，劃分有廁富人住宅與無廁窮人居所。這一劃分既可贏得為窮人辦事的美譽，又可把等級制度固定化，維護上層人的高地位和厚利益。底層民眾在等級社會中受壓極多得益極少，所以大多會走上兩條相反的路。一是忍氣吞聲地接受不公平不正義的等級社會現實；一是反抗，推翻現政權或現制度。在無可奈何、被逼迫下還會採用暴力反抗手段。所有革命理論和實踐都是民眾反抗的表現。歷史上的造反、革命，近期的翁安石首楊佳等事件都是例證。所有這些民眾反抗都是住在象牙塔裡的高級知識精英痛惡和誣批的對象。
其三，底層的人對等級社會反應是多樣的，芧於軾所舉的「向更弱者發惡」城官打人式只是其一。從文章行文看來，芧於軾是把他所舉的「向更弱者發惡」城官打人式視為底層民眾整體（代表性）的本質表現。這反映了等級社會對位於上層者的影響：對下層的鄙視、惡誣。事實是，這只是底層眾多反應之一而已，不是唯一；其它還有多種反應。在今天中國民眾對現實等級制度的反應是爭取、反抗多於屈服、忍受。起碼是反抗的越來越多──維權、圍觀、散步、飯醉、殺官…無日無之。這些反抗大體上都以下、中層民眾為主。可見，現實與茅於軾給出的結論正好相反：下層民眾對等級社會的主流是「向更強者發惡」。在「向更強者發惡」中突出事例是楊佳和楊佳們（式）的反應。楊佳一點也沒有『對上是順從和逢迎，對下是發威和教訓。』
如果等級社會中的中下層反應全是茅於軾所舉的城管打人式反應，那麼等級制度就必然固化，萬歲。但是，事實並非如此，中國華人中有一部分人已經在民主制度上生活了，其他的反對不平等的等級社會追求自由平等法治的民主憲政制度的大有人在。這說明，芧於軾所證的底下層民眾對等級社會反應是非主流，而是支流──反等級制度才是主流，才是歷史方向，才是推動歷史發展的動力。
其四，最重要一點是「向更弱者發惡」式城官打人是共產黨本質延伸表現還是民眾本質的真實表現？
芧於軾的判斷是：社會的低層受特權人士的欺侮的受辱感，有權力時異化表現為向更無權的弱者行惡；是底層民眾劣根性的表現。我承認底層民眾有此劣根性，但是這不是底層民眾劣根性的本質表現，而是共產黨欺壓、迫害民眾本質的延伸。這不用從另外地方找證據，茅於軾就提供了現成的理由：在形象上就給我們充足證明。城管是穿上共產黨的城管制服才會（能、敢）作惡，而不是穿上民工服才會（能、敢）作惡。這說明，打人之惡是共產黨教的；打人之權是共產黨給的──打人源於共產黨，是共產黨惡行暴政本質的延伸。梁效、張春橋、饒文元、戚本禹等人的惡行，並不是中國文人本質的表現（雖則中國文人有這一劣傳統），而是與民為敵的共產黨打擊政敵在思想文化上的延伸。因為他們是作為黨喉舌寫手才會（能、敢）作惡，若沒有這寫手職責，就難於表現中共的這種劣根性；起碼不能作出如此瘋狂、徹底的表現。
把共產黨與民為敵本質在城管的延伸，說成是民眾劣根性本質在城管的表現，極沒有理由。很難理解像茅於軾這樣的高級知識精英會作出這樣不合理的判斷。
張三一言 2010.12.06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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