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與凡夫俗子的猶豫(圖)

孔子、老子、帝王、凡夫俗子、幾乎每個人都有猶豫的時候，仔細觀察，我們便可從中看出不同的境界。

孔子無疑是個有智慧的人，可是他堅決不談鬼神，「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子路向老師請教如何侍奉鬼神，孔子的回答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路又問人死後會去哪裡，孔子的回答是：「未知生，焉知死？」在那個時代，孔子又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他還精通祭祀的禮儀，也「敬鬼神」。可是，他為什麼不正面回答子路的問題呢？ 《說苑·辨物》中的一段記載讓我們看出了孔子的猶豫。這段記載是———

子貢問孔子：「人死之後有知還是無知？」

孔子回答：「不說。」

子貢問：「為什麼不說？」

孔子回答：「我若說死者有知，恐怕孝子賢孫會過分厚葬死者而妨礙生者的生活；若我說死者無知，又恐怕不孝子孫丟棄遺體不予安葬，敗壞了道德。所以，我既不能說有知也不能說無知。」
這便是大師的猶豫。 孔子之所以猶豫，是因為他考慮得週全，他不僅要照顧到有與無、真與假，還要照顧到好與壞、情與理，他不僅要做出事實判斷，還要做出價值判斷，所以他不肯滿足於一般性的事實陳述，還要考慮事實陳述之後可能引發的各種後果。 作為聖人，孔子當然不能說謊———即便是善意的謊言，也會有流弊(別人會以此為藉口說謊不臉紅)。 可是，若說出了全部的真相而使人們喪失了敬畏之心，那也是很可怕的。所以，權衡再三，孔子選擇了沉默———擱置鬼神問題的討論。

這是一種高境界。他一方面讓人不要迷信鬼神，把最主要的精力用在「事人」上，另一方面也讓人們保持必要的敬畏之心，不要狂妄自大、為所欲為。

我們在老子的《道德經》中也可以看到這種高境界的猶豫。《道德經》開篇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人以為老子是在搞文字遊戲，是在玩玄學。其實不然。這是思想大師的一種猶豫。他深知，自己因為寫下《道德經》會得到後世的推崇。因為推崇，有些人就會對他的話深信不疑，並以此為全部真理。而這無疑是一種誤讀。為了向後世傳播思想，老子不得不借用文字，但他同時也知道，後人若執著於文字，反而會有誤解思想的危險。所以，他在開篇就做鄭重的提醒。道(真理、規律)確實是可以說的，但是，一定要明白，說出來的道其實已經與真實的道不一樣了，二者之間至少隔著一層語言的幔帳。何況，語言有時是很笨拙的，它有著無法超越的侷限性。

在我看來，思想大師的猶豫代表著一種微妙的分寸感，是一種難得的遠見卓識。此為猶豫的第一境界。
第二種猶豫可以理解為帝王或當權者的心虛。史書記載，陳橋兵變的前幾天，京城開封的百姓就在風傳，說趙匡胤要發動兵變當皇帝。趙匡胤聽到傳言後回到家，問正在廚房做飯的姐姐：「外面傳言很凶，你說我該怎麼辦呀？」趙匡胤的姐姐毫不客氣地說：「大老爺們兒做事，一人做事一人當，行與不行你自己決定，幹嗎回來嚇唬我們這些婦道人家？」得到了姐姐的「授權」之後，趙匡胤才發動了陳橋兵變。

在發動兵變之前，趙匡胤和他的幕僚們當然進行了周密的策劃，對於勝算，他有十足的把握。可是，他為什麼還要回家問姐姐？因為他還是有點心虛。在內心深處，他知道這樣奪人家孤兒寡母的江山不厚道，缺乏足夠的道義支持。 就實力而論，他發動兵變的勝算幾乎是100%，可就心理而言，他還有一個道德的門坎需要跨越。他詢問姐姐，其實是在猶豫，是在試探，是在尋求一點來自民間的微弱的道義支持(起碼不是激烈反對)。 我們設想，若他的姐姐激烈反對，他還可能真就不發動陳橋兵變了。

對於帝王和當權者的這種猶豫，我們亦應給予一定的認可。因為這說明趙匡胤還是有點敬畏之心的。他起碼知道：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槍桿子，除了實力，還有一種別的力量———道義的力量———也是不能不考慮的。因此，我們說這種猶豫是次一等的猶豫。

最差一等的猶豫就是凡夫俗子的斤斤計較、患得患失。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這類人的猶豫無關思想，無關大局，只關一己之利害(有時甚至只是多得點還是少得點的問題)。可是，就這點小利害，不知讓世人生出了多少煩惱！禪宗裡有一個狗叼熱骨頭的例子最能形容此種猶豫的痛苦：狗叼著一根剛出鍋的熱骨頭，骨頭燙嘴，想扔掉不舍，一口吃下去又不敢。其實，這種情況下，一口吞下或者果斷放棄都是解脫之法，可實際上，很多狗都是選擇了猶豫。猶豫的原因是患得患失，猶豫的結果是被熱骨頭燙壞了嘴巴和牙齒。

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每個人幾乎都有猶豫的時候。猶豫的時候，我們是不是該想一想：我的猶豫屬於哪一種境界？看自己在哪些問題上猶豫，就大體能判斷出自己氣度之大小、境界之高低。如果猶豫的境界很低，那就說明我們做人的境界還不夠，還需要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