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週前我去了趟沖繩，目睹了日本人是怎麼對待垃圾的。圖是我旅館附近一家便利店門前的垃圾桶，它們可絕不是擺設。我親眼看到一位年輕姑娘喝完一瓶軟飲料，隨手把包裝紙撕掉，連同瓶蓋一起扔進「可燃燒垃圾桶」，又把裸瓶扔進「可回收垃圾桶」，整個過程一氣呵成，就像排練了很多次一樣。
日本人垃圾分類的意識著實讓我驚訝，他們對待垃圾的態度從產品的生產過程就開始了。比如飲料瓶，在老百姓看來都是塑料，但在廢塑料回收行業看來，瓶體和瓶蓋、包裝紙是不同種類的塑料，價值也很不一樣，所以生產商會把外包裝設計成很容易撕掉，方便使用者把這3樣東西分開放置，方便後端處理。
日本人的垃圾分類意識並不是天生的，而是政府、企業和環境NGO們20多年共同努力的結果。日本早在1980年代末期就有過一次垃圾焚燒廠導致的二噁英危機，由此開始強推垃圾分類。在中國，因為前段時間的「群體性事件」，媒體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垃圾焚燒上，其實這只是垃圾大問題中的一個小問題而已，垃圾運輸和填埋過程對環境的影響更大。我上個月去調查了杭州的「垃圾清潔直運」，該項目的目的就是解決運輸填埋過程中的環境污染問題。起碼從目前來看，我覺得這個項目做得挺好。
我一年來在《三聯》上寫過3篇關於垃圾問題的調查報告，深知垃圾問題的複雜程度超過了一般人的想像。據我所知，不少中國城市都把垃圾處理定位為「公益事業」，刻意淡化（甚至拒絕）企業的參與。我採訪過的北京和杭州都是這樣，其結果就是花大錢建設現代化填埋場和垃圾分類設施，前者有可能做得很好，後者幾乎全都失敗了。北京小武基垃圾轉運站花900萬人民幣從德國引進的一套垃圾「光分選設備」，據說每天能分揀出200噸塑料。可我下午1點鐘去參觀的時候這套機器已經停工了，因為沒那麼多高質量的垃圾「餵」這套設備。我敢打賭，目前這套設備的實際處理能力絕對達不到設計要求。
讀到這裡，「市場派」經濟學家肯定會說，垃圾問題應該讓市場來解決，政府不要插手。從我個人的經驗來看，這個做法同樣不靠譜。沒錯，中國有一個龐大的拾荒者大軍，他們多年來一直在以市場化的方式運作。但我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了很多問題，第一是工作條件極端惡劣，勞動者起碼的衛生條件都無法保證。第二是他們有可能造成二次污染，比如，如果允許拾荒者進入小區垃圾中轉站的話，無一例外會把垃圾翻得到處都是。第三，拾荒者肯定只撿高附加值的垃圾，因此那些低附加值，同時往往也是對環境污染最嚴重的垃圾就被忽視了。比如像利樂包這樣的軟飲料包裝，因其本身含有一層塑料和一層鋁膜，自然狀態下很難分解，對環境很不友好。但也正因為這兩種添加劑，使得利樂包的回收利用成本大大提高，一個利樂牛奶包裝盒的回收成本只有降到2分錢回收廠才能盈利！這個價格對於拾荒者來說是很沒有吸引力的，其結果就是，如果沒有其他的資金支持，利樂包回收幾乎肯定要虧本，因此也就不會有人做了。
歸根到底，問題就出在老百姓看待垃圾的態度上。中國人歷來有節約的傳統，所以牙膏皮和廢報紙這類垃圾是不愁的。但這種把垃圾當寶貝的心態嚴重影響了垃圾回收行業，使得中國本地產生的垃圾無論是質量還是價格都遠高於進口垃圾，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造紙廠和塑料加工廠都特喜歡「美廢」的原因。所以我特別想扭轉一下大家對待垃圾的態度：垃圾就是垃圾！在沒有分類的情況下，垃圾的價值是很低的，在這種情況下搞垃圾回收市場化，其結果必然導致二次污染，以及許許多多的其他問題。垃圾處理企業也想掙錢啊！！
在我看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只有一個：強行推行垃圾分類。只有當消費者養成垃圾分類的習慣後，垃圾才能具有合理的價值，後續處理企業才能活得像個正常人。
接下來我想找機會去臺灣和巴西考察一下他們的垃圾分類，原因在於這兩個地方的經驗比較值得我們借鑒。首先，因為中餐烹調方式的原因，中國的生活垃圾和歐美的很不一樣，我想看看臺灣是怎麼做的。其次，巴西和中國一樣有一支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大軍，他們的做法是由NGO帶頭，政府參股，在市郊建設人工垃圾分揀站，垃圾從傳送帶上過，拾荒人員站在兩邊撿，其效率要比分揀機器高多了。
巴西的做法還有一層意義，那就是他們的垃圾分類政策屬於「過渡型」，很適合中國國情。具體來說，他們只要求老百姓把垃圾分成「干」和「濕」兩類，干垃圾隨便扔，濕垃圾則要收費。干垃圾在過傳送帶的時候乾淨多了，方便拾荒者分揀。換句話說，這個「乾濕法」把拾荒者的因素考慮了進來，這才是尊重現實的思路。中國的垃圾分類政策太過超前，很容易成為「面子工程」。
總之，垃圾問題不光是環境污染，還涉及到資源。21世紀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資源，最近的釣魚島危機其核心問題就是資源之爭。中國和日本爭了這麼多年，如今再一次落在了人家後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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