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盧•多布斯(Lou Dobbs)到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所有人都在攻擊中國，紛紛指責中國正在「耍花招」。加大西方企業在華投資難度是在耍花招，允許外企投資、但竊取技術也是耍花招。通過指令方式引導低息貸款進入政策傾斜的行業是在耍花招。允許在華經營的企業向員工支付較低工資、製造更多污染也是花招。最重要的是，操縱匯率、壓低人民幣幣值，從而使本國出口產品具有超強的競爭力，更是一種花招。
有一句話或許可以回應以上種種指責：為什麼中國不應該「耍花招」呢？畢竟，許多國家都曾有過這樣的歷史。
英國的重商主義增長模式可以追溯到亨利七世(Henry VII)時代。他在法國勃艮第度過童年時，瞭解到該地區從英格蘭進口羊毛製造紡織品，並由此致富。據說，正是他觀察到的這種情況，催生了一套複雜的保護主義體系。英國政府對出口的羊毛徵稅，對本國羊毛製造商減免稅負，還曾短暫施行過專營權。
1651年，英國頒布了第一部全面的《航海法》(Navigation Act)，禁止外國船隻從歐洲以外地區向英格蘭運送貨物。後來得的版本要求，運送貨物進出殖民地的船隻必須取道英國港口。而這些殖民地並不是公平貿易的證據。為了追求財富，英國動用過炮艦、鴉片以及其他卑劣的手段。
美國以及（其後的）日本也曾亦步亦趨。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採取保護主義政策扶植新興工業站穩腳跟，他曾宣稱不喝啤酒不吃乳酪，「除非它們產自美國」。前美國貿易代表克萊德•普雷斯托維茨 (Clyde Prestowitz)表示，在為美國經濟成功奠定基礎的美國內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平均關稅從未低於40%。美國第26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曾說過：「感謝上帝，我不是自由貿易主義者。」
近幾十年，日本——及其後的韓國和臺灣——都曾遵循類似的趕超策略。日本追求帝國夢的過程與英國相似，也曾對周邊地區大肆劫掠，而且手段更為野蠻。戰後，日本與戰前的美國一樣，向外國乞求、借用技術，甚至有時還加以竊取。日本也曾向政府傾斜的行業提供低息貸款，壓低日元匯率，並以非常精細的方式，實施一些非關稅壁壘。讀者一定還對日本特殊的雪質記憶猶新——該國借用一個大自然的小把戲，將外國滑雪板拒之門外。
普雷斯托維茨在《美國繁榮之背叛》(The Betrayal of American Prosperity)一書中辯稱，英國幼稚地相信，是自由市場使得奉行重商主義的美國超越了自己。同樣，他還批評美國先是允許日本——現在又是中國—— 加以效仿。但這種說法很容易反駁：適用於這些國家的，當然應該也適用於中國。
日本最終確實遭遇了與中國目前處境類似的貿易爭端。1985年，一些富裕國家迫使日本對日元重新估值，但當時日本已經是一個富國。這就引出了中國發現利用現有體系牟利的難度加大的兩大原之一：中國規模龐大。中國扮演落後國家角色的能力正迅速下降。儘管中國仍較為貧窮——人均名義GDP與安哥拉相當，但由於規模龐大，中國不可能隱藏什麼。從發展的角度來說，中國比日本被早「發現」了20年。
中國的第二個問題是，由世界貿易組織(WTO)支撐、基於規則的國際貿易體系，比其他國家趕超強國時更為發達。如果中國今天將關稅維持在美國當初 40%的水平上，就不可能逃脫懲罰。因此，中國政府手中可用於推動經濟騰飛的工具更少，而其中就包括資本管制和操縱匯率。在後WTO時代，匯率低估就是另一種方式的關稅壁壘。
如果說歷史站在中國一邊，未來則並非如此。這個世界的確無法吸納足夠多的出口，從而使中國得以無限期地利用自由貿易體系牟利。這是中國增長戰略面臨的一種物理侷限，而非道德侷限。
說起來有些荒謬的是，這其中存在一條擺脫僵局的路徑。中國政府自身可能正逐漸傾向於這樣的結論：操縱這個體系不再符合自己的利益——至少不像以往那樣符合。不妨留意，對於美國方面提出的為貿易順差設定數字目標的主張，中國表現出了令人驚訝的接納態度。
如果繼續當前的發展路徑，就可能拖垮中國從中受益良多的自由貿易體系。這可能迫使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美國採取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幸運的是，中國擁有 13億消費者，他們願意彌補由此造成的缺口——儘管其消費能力不一定夠。人民幣穩步升值，會讓消費者逐漸變得富裕。中國政府或許認為，自己完全有權利繼續 「耍花招」——這種想法不無道理。但它或許還是會發覺，為了自身利益，應當停止這種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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