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在《福布斯》網站發表文章，對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進行了點評。以下為內容全文。
謝國忠：
諾貝爾委員會將今年的經濟學獎授予了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戴爾·莫頓森(Dale T. Mortensen)和克里斯托弗·皮薩裡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以表彰他們對勞動力市場一方面失業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卻人才難求的這一問題的研究。
這一研究基於戴蒙德教授成型於上世紀60年代的一個理論。經濟被分為宏觀和微觀。即使微觀經濟主要研究靜態局勢，仍與真實世界的熙熙攘攘相去甚遠。當然，理論學家可以將細節視為噪音而予以忽略，即市場最終總是符合理論的。而戴蒙德教授向全世界展示了細節變數將導致迥異的結果這樣一個道理。
我仍記得他當時是如何生動地說明這一點的：儘管在某地有數量眾多的店舖，但最終零售價格水平仍將等同於壟斷價格水平，而非完全競爭狀態下的價格水平，如果從一家店舖走到另一家店舖非常麻煩的話。如果購物者不願勤快地貨比三家，就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
戴蒙德教授是現時真正配得起諾貝爾獎項榮譽的少數幾個經濟學家之一。他的研究成果將使那些基於高效市場假設構建漂亮數學模型、並被實踐者濫用對世界造成巨大傷害的「聰明人」黯然失色。與理論世界不同，現實世界的表面崎嶇不平，絕不光滑。忽視現實因素可能是致命的，正如上一場金融危機所驗證的那樣。
我讚揚戴蒙德教授，不是因為他在我的博士論文上簽了名。這是一個原因。我寫論文的過程中，反而和另一名教授合作時間比較多，然而他卻不願意在論文上簽字。我的論文主要探討了兩點：(1)日本的金融系統並不高效，其獨特性正反映出其不完美之處，而不是創新和改良；(2)日本的資產價格被這一個系統誇大了。那個時候正是一大批著名經濟學家致力於開創理論解釋日本金融系統為什麼更好的原因。戴蒙德教授和我一起工作了幾個月時間，並簽下了自己的名字。這段經歷令我感動。我在論文中提到的觀點後來被證實是正確的。戴蒙德教授簽署我的論文並沒有錯，我希望如此。而我非常感激他如此善待我。
為什麼要設立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原因尚不得知。經濟學既不是科學也不是哲學。現代經濟學使用複雜的數學運算來賦予自己科學的假象。這非常具有誤導性，有時候甚至會產生災難性的後果。
納新姆·塔勒布(Nassim Taleb)曾經提到想要起訴諾貝爾獎委員會，原因是它是金融危機的元凶之一。1990年，委員會將經濟學獎授予創立最佳資產配置理論的哈里·馬克維茲 (Harry Markowitz)、莫頓·米勒(Merton Miller)和威廉姆·夏普(William Sharpe)。塔勒布的觀點是，所有這些模型都是基於已經發生過的事實，它們忽視了金融投資人所面臨的最大風險--擾亂性事件。此類事件並不經常發生，且無法用依賴近期數據的數據模型來解構，因此，此類模型將誤導投資人過度投資股票，而不是債券。據塔勒布稱，諾貝爾獎委員會給資產配置理論頒發了獎項，就等於是造成股票投資人遭受十數億美元損失的同謀。揹負「黑天鵝」名聲的塔勒布先生或許怒氣滿腹，需要個宣泄的出口。
我不確定諾貝爾獎委員是否應該承擔起責任。最佳資產配置理論，或者說這一理論的衍生產品--資產組合保險理論--引發了1987年10月19日的股市崩盤。理查德·布克斯塔伯(Richard Bookstaber)在他的《我們自己設計的惡魔：市場、對沖基金和金融創新的風險》一書中詳細講述了這個故事。
股權定價模型造成的傷害更大。1997年，諾貝爾經濟獎授予了羅伯特·莫頓(Robert Merton)和邁倫·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以及已故的費希爾·布萊克(Fischer Black)--三人一起開發了股權估價的工具。早在這項諾貝爾獎頒布之前，金融行業就已經開始使用布萊克-斯科爾斯模型進行股權估價。當我學習這一理論之時，每一位教授都會嚴肅強調這個工具在現實世界的適用性：它假設市場是連續的、無限流動的，也就是說，當市場從A移動到B時，人們可以以A和B之間的任何價格執行任何數量的交易。問題在於，當你最需要市場的時候，它卻不在那兒。正如塔勒布先生所指出的那樣，最大的風險是不可預見的擾亂性事件。忽略這一點的模型只能是一個欺騙工具。
華爾街用錯誤的理論創造出巨大市場的過程中，學術有沒有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我不知道。市場之所以為市場，是因為太多人需要賺錢了。他們需要創造新的東西。理論不過是藉口。即使沒有這些理論，也會有其他的東西出來，而造成的傷害卻是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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