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伯樂」是何許人也 (圖)

      

伯樂(約公元前680年-前610年),原名孫陽,春秋中期郜國(今山東省成武縣)人。在秦國富國強兵中,作為相馬立下汗馬功勞,得到秦穆公信賴,被封為「伯樂將軍」。伯樂後來將畢生經驗總結寫成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相馬學著作——《伯樂相馬經》。

春秋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軍事的需要,馬的作用已十分凸顯。當時人們已將馬分為六類,即種馬(繁殖用)、 戎馬(軍用)、齊馬(儀仗用)、道馬(驛 用)、田馬(狩獵用)、駑馬(雜役用), 養馬、相馬遂成為一門重要學問。孫陽就是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選擇了相馬作為自己終生不渝的事業。孫陽從事相馬這一職業時,還沒有相馬學的經驗著作可資借鑒,只能靠比較摸索、深思探究去發現規律。孫陽學習相馬非常勤奮,《呂氏春秋·精通》說:「孫陽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

少有大志的孫陽,認識到在地面狹小的郜國難以有所作為,就離開了故土。歷經諸國,最後西出潼關,到達秦國,成為秦穆公之臣。當時秦國經濟發展以畜牧業為主,多養馬。特別是為了對抗北方牧人剽悍的騎士,秦人組建了自己的騎兵,故對養育馬匹、選擇良馬非常重視。

孫陽在秦國富國強兵中立下了汗馬功勞,並以其卓著成績得到秦穆公信賴,被秦穆公封為「伯樂將軍」,隨後以監軍少宰之職隨軍征戰南北。伯樂在工作中盡職盡責,在做好相馬、薦馬工作外,還為秦國舉薦了九方皋這樣的能人賢士,傳為歷史佳話。

伯樂經過多年的實踐、長期的潛心研究,取得豐富的相馬經驗後,進行了系統的總結整理。他搜求資料,反覆推敲,終於寫成我國歷史上第一部相馬學著作——《伯樂相馬經》。書中有圖有文,圖文並茂。《伯樂相馬經》長期被相馬者奉為經典,在隋唐時代影響較大。後雖失傳,但蛛絲馬跡在諸多有關文獻中仍隱隱可見:《新唐書·藝文志》載有《伯樂相馬經》一卷;唐中葉張鷟寫的《朝野僉載》、明人張鼎思著《琅琊代醉編·伯樂子》和楊升庵著《藝林伐山》中均有大致相同的記載。

1973年11月到1974年初,在湖南長沙馬王堆第二、三號漢墓,出土了大批珍貴文物,其中就有一部失傳已久的《相馬經》帛書。 《相馬經》帛書上共七十六行、五千二百字,其中殘缺五百字(有二百字可以查補,有三百字無法處理),因為這部古書沒有相當的今本可以查對,所以一些內容,我們無法完全瞭解。但其第一篇就寫到「伯樂所相,君子之馬」,並且多次延用相馬「法曰」和「吾請言其解」的措辭,說明這部相馬經即使不是伯樂相馬經原文,也是傳承、吸收和發揮了《伯樂相馬經》的成就寫成的。此《相馬經》內容包括經、傳、故訓三部分。

經文部分,用韻文寫成,類似於描寫詩或賦。 它把相馬法的要領概括為:「得兔與狐、鳥與魚,得此四物,必相其餘」。具體說就是:「欲得兔之頭與肩,欲得狐周草與其耳,與其肫,欲得鳥目與頸膺,欲得魚 之耆(鰭)與脊」。形象生動,言簡意賅。帛書《相馬經》的出土,展現了伯樂相馬經的豐富內涵,也證明了《伯樂相馬經》作為我國最早的一部相馬專著在中國養馬學、相馬學等領域裡的重要地位。

伯樂在相馬事業上孜孜探索,在研究醫治馬病方面也不懈追求,成為春秋時期著名的畜牧獸醫。有《伯樂針經》、《伯樂療馬經》、《療馬方》、《伯樂治馬雜病經》等傳世。在後世獸醫學術的發展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獸醫針灸發展探源》(作者為臺灣大學畜產系教授林仁壽博士、柯飛、吳雨新博士)一文記述:春秋戰國時代秦穆公時的監軍少宰孫陽,擅長相馬,精通獸醫,後世尊頌,以其名而命名的獸醫第一部針灸書——《伯樂針經》,為民間獸醫用針之重要依據,歷代畜牧獸醫經典內均有針灸治療的記載。臺北市仁愛動物醫院發行的《寵物情事電子報》,也有類似的說法:春秋戰國,已經提出狂犬病、疥癬、牛豬寄生蟲的人獸共用藥物……秦穆公時的孫陽,擅長相馬,精通獸醫,其第一部針灸書《伯樂針經》,為民間獸醫用針之重要依據。可以說,《伯樂針經》的出現,標誌著家畜針灸學的形成。  

伯樂去世後,葬於故里。墓地就在今成武縣伯樂集鎮駐地伯樂村前。20世紀50年代猶存明嘉靖重修孫陽伯樂墓,雖飽經風雨和磨難,今墓址仍存。20世紀70年代,曾於伯樂墓前挖掘出伯樂殘碑,上有篆書「孫陽」。

現今伯樂集村孫姓村民口碑代代相傳,都認伯樂是他們的「老爺爺」。村民們清明節都要來到伯樂墓給「老爺爺」燒紙;平時說話還避「伯樂」之諱,把韓愈「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的話,改為「千里馬常有而老爺爺不常有」。(見《伯樂墓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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