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高中生遭遇的「反右」和目睹的「組織保證」(圖)

2009年8月，是我高中畢業50週年，也即我被剝奪上大學權利的50週年。而今我已是個古稀老人，50年前的往事，不堪回首，感慨萬千。

1953年秋，13歲的我考入貴州普定縣唯一的一所中學——普定中學（原私立建國中學，現名普定一中）上初一，1956年升入高中。我們班是人民政府接管私立學校後的首屆高中班，自覺榮幸，也受眾矚目。當時正是第一個五年計畫時期，開展以蘇聯援助的156項大工程為重點的社會主義建設，呈現生機勃勃、欣欣向榮的景象。我們青年學生懷著建設祖國美好明天的崇高理想，奮力地學習著。突然，1957年春，毛主席號召幫助黨整風，要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要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作為一個青年團員，我憧憬著美好的未來，滿腔熱情地投入到運動中去。

受到屈原《天問》的啟發，我寫了一篇《天問地答》的大字報，用一問一答的形式提了幾條意見，曰：某某同學為何不經考試就入大學，因為她爸是縣裡某局長；等等。自認為排比得好，還有點文采，甚是得意。在鳴放會上，我知無不言，如兵役局某幹部上街不扣封領釦子；家鄉民辦學校時有時無，沒有人管；等。就在這天真無邪不知不覺中，已被誘入了一個早已預設好的「言即有罪」的圈套。

運動開始不久，校長王德文（民盟盟員）就靠邊站，後來還被插上黑旗。副校長陳毓林，原係縣委辦公室秘書，因接到棉布開始實行憑票定量供應的密件後即叫他愛人去買幾板布放著，事發後受到黨內嚴厲處分而調到普定中學任副校長。有位魏支書，系老干，頗識幾字，不太管事，由陳副校長以黨支部的名義行使學校的黨政大權。參與領導學校運動的還有兩位重要人物，即我們班上的黨員同學甘忠信和張漢才。阿甘同學系從部隊復員回來和我們一起從初一讀起的，大約是1956年入黨的學生黨員。阿才同學1956年考入我校之前就入黨的調干生。他倆年齡都比我們一般同學大七八歲。因為是黨員，運動一開始即被抽調脫產（脫學習）搞運動。起初他倆的作業由同學代勞，後來乾脆由黨支部決定「免作業」，成績以最高分計算。

阿甘同學本來學習就吃力，見他兩個來月不上課了，我不知裡究，還很天真關切地問：「你脫產搞運動，以後怎麼考學校呢？」他說「我們是有‘組織保證’的。」在一次批判一位女同學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時，我出面頂了一下，說屬於私生活（那時還沒有「隱私」一詞）問題，不宜公開批。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阿甘說我 「不讓批判資產階級思想，並企圖動搖他脫產搞運動的決心，把水攪渾，把運動引向斜路，混水摸魚，以此掩蓋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反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罪行。」這幾個突然飛來的大帽子把我壓得暈頭轉向，分不清南北東西。

在幾天後阿甘主持批判我的會上，他把平時收集到的我的材料都「提高到原則上來」，安排同學坐在不同方位通通拋將出來，似乎造成聲勢浩大的陣式，揭發和批判我的「罪行」。所謂的「罪行」，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醜化黨的領導，說黨的領導官官相衛，罵黨員是‘落湯雞’」。除上提及的《天問地答》大字報外，確還事出有因。由於阿甘的年齡大得多，可能失戀之故，精神一度萎靡不振。一次郊遊，他情緒低落，叫他去，先說不去，後來又獨自趕後去了，不知何因，「掉」進陰河（溶洞中的河）裡。同學們將他扶上來，週身濕淋淋的。這在後來的團組織生活會上，我批評他意志不堅強，鬧情緒，跳進陰河裡，弄得像落湯雞一樣，有損形象。不過，這還是初中的事，此時他還未入黨，何來的罵黨員？

——「組織反黨小集團進行反黨活動，其成員還有代號，有組織有計畫地向黨猖狂進攻」。這太誇大我的能力了，我們被牽扯到得五六位同學當時十五六歲，黨員都不是，何來的反黨集團？一般理解應當是中央一級組織中，地位相當高的一些人拉幫結派，企圖把地位更高的主要人物拉下馬，取而代之，事情敗露後被稱為反黨集團。蘇共有過，如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崗洛維奇等；中共有過，高崗一饒漱石反黨集團。因為提及「代號」我才想起，曾有一次幾位同學坐在路邊侃天，見一老人步履蹣跚而過，觸景生情，不知誰說了一句「我們將來也如此這般」。於是就用老頭們常用的名字如子雲、子安、雲臣、少華、炳奎之類，互相呼綽號。僅此一次，以後再沒有叫過。說者無意，聽者有意，阿甘動輒就「提高到原則上來」，去向組織上打小報告。為此我還罵了他幾句，沒有男子漢的氣派。這也還是初中時的事。

——「攻擊社會主義制度。」除上面提及的兵役局幹部和民辦小學事外，再就是阿甘同學的父親有精神病，一邊拾糞一邊罵街：「我的兩個兒子是黨員，我的肚子餓成古老錢。」難免有同學學舌過，我並未說過，也說我借別人之口污蔑社會主義制度。這一點後來許多同學證明與我無關。

——「攻擊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有人唱蘇聯歌曲「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我隨口說了句「這是大國沙文主義。」有人說蘇聯16個（後來為15個）加盟共和國，我說什麼加盟，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是二戰後蘇軍強行佔領的。有關蘇聯方面，當時我國是「一邊倒」政策，在1956年波匈事件之後，也被認為是個重要「罪行」。

凡此種種，在當時那種在上無善政的大環境下，有口難辯。自此，寫不完的檢查，每次交上去後，阿甘說我「沒有深刻認識，思想沒有提高、狡辯。沒有按他們的要求承認‘罪行’」，說我「像擠牙膏一樣」，只好又再寫。運動後期，阿甘作我的思想工作，說「屬於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反黨小集團，但落後小集團你總該承認吧，」似乎很親和，好像還為了說了好話的樣子，誘我簽字。後來，我才知道，當時中央文件對中學生的處理，雖不劃右派，但不論是「反社會主義」的，還是「落後的」，都不准上大學。

我校運動的結果，有兩位老師被劃為「右派」，一位老師被送去勞改（20年後平反時無任何文字依據，原來僅憑陳毓林副校長一句話即送去勞改的）。我本人則被開除團籍，學校行政的處分是「嚴重警告」，畢業證書上附蓋的操行成績「丙等」。政治鑑定沒有見過面，寫些什麼就不知道了，還會有什麼好的。我還算不幸中的萬幸，敖正權同學就比我慘多了。他因為「當官的必須考試合格才能當官，考不合格的應當滾蛋」的言論和反對幹部特殊化，對看電影給領導幹部及其家屬留位置表示不滿，把板凳弄翻，被劃為「青年右派」、開除團籍、開除學籍，遣送回農村監督勞動。這就是「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了吧！

高考報名時我本不想報，因為我深知鑑定很糟糕，考了也枉然。阿甘同學春風得意地報了名（據說去北京上學的路費都準備好了），且似乎故意說給我聽：「不報名就是對現實不滿」，又是個「帽子」，不外乎笑話我，反正他知道我是考不取的。終於我只好報了名。我們幾位經濟困難的同學是半夜起床步行50多里由普定走到安順參加高考的。高考下來，自我感覺良好。（寫此文之前，我去檔案館查過，我的考分比正規錄取一般院校（二本）的同學高50多分）。

說起當年高考，神秘得很，不像今天公布考生分數，公布重點院校，一般院校、專科學校的錄取控制分數線。更有甚者，在填報高招會發下去的考生登記表和投寄高考錄取通知書的、印有大紅字「貴州省高等學校招生委員會」落款豎式牛皮紙信封時，信封必須填寫「普定中學黨支部收轉」字樣。至今我也弄不清，專制到如此程度是普這中學黨支部的發明，還是全省的統一規定。我想，之所以必須填寫「黨支部收轉」，不外乎起到卡壓作用，看一下高考結果和黨支部預想的是否一致：不讓錄取的，取了，壓下或退回高招會；屬「組織保證」的未被錄取，設法推薦吧。發錄取通知書時，有同學見「黨支部收轉張文淵」字樣的通知是第一批到的，黨支部始終沒有把這封信轉給我，內容無從知曉。我猜測，高招會或許看到我的材料算不了什麼給錄取了，不合黨支部的口味，就將錄取通知退回了呢？或者是徵求意見，放我一碼？果然，招生工作結束，取的或者落榜的同學，都得到他們填寫的「黨支部收轉」的信封了，最後只剩我還沒有個結果。在焦急等待中，我到校收發室玻璃框裡一看，有我的一封信躺在裡面。信封為小攤上賣的那種橫式的、小草花圖案的那種，當然已沒有黨支部收轉字樣，落款為手書的「高招會」三字，已經不是我親筆填寫有的 「黨支部收轉」字樣的印有高招會大紅字落款信封了。拆開一看有介紹我到貴陽醫學院工作的函件。這個普通的市售信封可救了我的命，如果用的是高招會的辦公信封，即使不寫「黨支部收轉」字樣，黨支部也會強行拆閱的，閱後又要置我於死地。高招會的老師們為了給我一個農村學生（或許還有命運類似我的一小批學生）的前途，用心良苦啊！我想，高招會這麼大一個省級機構，不至於缺乏這麼幾個辦公用的信封吧。

在此還須提及的是班上袁名鐘和徐啟賢兩位同學，在「反右」中他們沒有什麼言論方面的辮子可揪，高考成績也好，就因為家庭成分不好，未被錄取，被分配到省城貴州工學院工作。

再說阿甘和阿才同學，他倆的政治評語令我輩羨慕不已：「該生在反右鬥爭中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在大躍進的勞動中又能吃苦耐勞，可以攻克尖端科學，建議清華北大錄取。」啊，原來「組織保證」就是這樣的，但具體是加20分，加50分或者不經考試就可保送上大學，就不得而知了。

高考結果，阿甘同學連專科也沒考上。有人揶揄地問他：「你不是有‘組織保證’的嗎？」他大概感到被陳副校長開些保證上大學的空頭支票，實現不了，被當猴耍了一陣子，大發起牢騷來：「保證個屁，連國民黨都不如！」這種言論算不算反黨呢？對別人可是天大的罪過！以損人為手段，最終又達不到利已的目的，有點情緒發作，暴露一下內心世界是自然的了。阿甘同學參加工作不久就結了婚，接二連三生了6個孩子。子女隨母上戶口，7個農村戶口，他一人的工資，光是買黑市糧一項就不夠開銷，生活相當艱難。大約是「文革」中期因為生產不正常，我和貴陽某中學伍校長等五六個老鄉邀約乘坐某廠郭師傅開的廠交通車，去老家普定玩一趟，順便捎點糯米、花生之類回貴陽。半夜三更，車到阿甘家門口停下，郭師傅叫阿甘，「老戰友，許久不見，來看你一下，生活過得好嗎？」（我還不知道原來郭師傅和阿甘是戰友）阿甘開門，披件軍大衣出來，又一陣牢騷：「好個屁，比國民黨不如！」車頂燈未開，我們都沒下車。聽到阿甘的言詞，都感愕然。車繼續開行後，伍校長說：「這人是誰？牢騷滿腹的。這些言論要是有人檢舉要遭處分的。」此時我才說，要是當年在阿甘手下，這些話出自我的口，早蹬監獄去了，甚至連命都保不住了。這真可謂對別人馬列主義，對自己自由主義，甚至於可以有反動言論！

對於阿才，高考時，「組織保證」是起了作用的。同學們都說：「憑他那個成績，居然還能考取師院物理系，鬼知道。」可能是被普定中學黨支部嬌慣了，一進大學就想繼續享受「組織保證」的優待，向校方提出申請「免作業」，當然不被批准。真可笑，連作業都不做，還當什麼學生呢？第一學年下來，據說除體育外，門門功課不及格，反正是連補考的資格都沒有，只好走人。他回到普定中學，王德文校長讓他選個科目送出去進修回來教書，他說：「我只適合當領導。」其結果一個小小縣級中學有好幾位專職團委書記。由於種種原因，幾年以後，他進了興義師範學校速成班，結業後在某廠子校教書。雖然做倒事，本來已上大學的，反過來讀中專，但也算腳踏實地了。

在社會生活中，教育人們愛國愛鄉，奮發向上，樹立科學發展觀，構建和諧社會，政治是必要的。但像當年那樣，政治衝擊一切，政治代替一切，政治販們整得別人斷送前程，而他們中有的沒有撈到好處，反而誤了自己應做的正事。阿甘、阿才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把整別人的精力放到學習自己的上去，那多好啊！說實在的，他們也是「運動」的受害者。

現在回過頭來說我自己以後的經歷。老師們聽說我被分配到省城工作，紛紛誇我說：「在被批鬥的情況下還那麼努力學習，真是善有善報。」我懷著脫離貧困農村的喜悅，同時又背著沈重的政治包袱走上工作崗位。到單位後，可喜的是填的表是幹部履歷登記表，從此我當幹部了。煩心的是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權利，一個人能有幾度青春？顯得太殘忍了。耐人尋味的是工資26元，北京大學法語專業畢業的「右派」張勇翔君分配到醫學院工作，和我同住一間宿舍，工資也是26元，據說給的是基本生活費。（當時勤雜工為34元）。

說到煩心事，多著哩！比如：上面分配來的外出參觀學習的名額，從來沒有我的機會；民兵訓練可以參加排隊操練，不安排我射擊打靶；不能看內部電影，甚至不能參加一些神秘兮兮的群眾大會，更重要的，晉職稱受到種種限制。總之是感覺到是被「專政」了一下的，就像「二等公民」。當然也不至於像那些有「帽子」的一樣，被呼來喚去打掃廁所，干髒活累活。在文革中，我的檔案材料中，除了中蘇公開交惡，有關「反對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項外，「反黨反社會主義」內容的通通被拋出來在大字報上又「晒」了一番。好在我所在的單位「反動學術權威」、國民黨的「殘渣餘孽」和「右派份子」多的是，有這些「高個子」頂著，我只是被警告一下「只准規規矩矩，不准亂說亂動」，並無肌膚之傷。

粉碎「四人幫」後，我原就讀的普定一中的黨支部書記、校長黃華芳老師曾通知我，說學校已給我單位來函，給我「徹底平反，恢復團籍，檔案中反右時裝進的各種材料請予一律清除銷毀。」但這已於事無補，其時我四五十歲，青春已逝，難道還能和小青年們坐在一起去過團組織的生活嗎？難道還能按當年我高考的成績送我去上大學嗎？更何況我單位一直都未通知我說普定一中曾來函給我平反一事，我也不曾問檔案中那些無事生非的、斷送我前程的材料是否已清除，因為這一切已經毫無意義了。

雖然1957年歷史開了個大玩笑，65多萬人被劃為「右派」，像我一樣遭遇的高中生也大約55萬，而當年的這部分高中生的遭遇，往往是被社會和歷史忽略了的。這是國家的巨大損失，是民主制度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