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題解:
《詠懷古蹟五首》是一組七言律詩,作於大歷元年(766),是杜甫在夔州和自夔州赴江陵途中陸續寫成。此為第三首,是杜甫離開夔州東下、途經荊州府歸州(今湖北秭歸)東北四十里的昭君村時所作。
有人認為,「詠懷」、「古蹟」本是兩題,後人誤合為一,如果並讀,則不成話;有人則認為,借古蹟以詠懷,詠古即詠懷,一題而兼有二義。從詩的內容主旨說,這兩種看法都有道理,但就語義而言,將「詠懷古蹟」解釋為「歌詠懷抱、古蹟」,「詠」字下有兩個賓語,一為「懷」,一為「古蹟」,讀起來很彆扭。而將「詠懷古蹟」直接解釋為借古蹟以詠懷」,用以解釋詩的內容主旨是確切的,但用以解釋題目含義,則不免牽強。實際上,「詠懷古蹟」就是「懷古」,「詠懷」二字都是動詞,意為歌詠懷念,題目之義就是歌詠和懷念古蹟。
句解: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三峽之中,成千上萬的山巒山谷,相依相連,一齊奔向荊門。就在那一帶,還保留著生長明妃的山村。首聯點出昭君村所在位置和環境。「荊門」,指荊門山,在今湖北宜都西北,長江南岸,荊門以西多山嶺。今湖北秭歸有昭君村,在與巫峽相連的荊門山裡,傳說是昭君出生的地方。「明妃」,即王昭君,名嬙,字昭君,湖北秭歸人,漢元帝時宮女。竟甯元年(西元前33年),昭君被遣,嫁給匈奴呼韓邪單于,後死於匈奴。晉時因避司馬昭諱,改稱明君,也稱明妃。交待地點,本來是很平常的起頭,卻寫得極有氣勢。一個「赴」字突現了三峽和荊門那種山連嶺接、雄奇生動的走向和動勢,所以《唐宋詩醇》評為「破空而來,勢如天驥下阪,明珠走盤」。讀者的視線一下子被吸引到荊門這個點上,進而定格在昭君村。昭君雖為女流,但她身行萬里,心與故國同在,芳名萬古長傳。其人其事,有一種悲壯的色彩,彷彿正如她生長的地方那樣,氣象不凡。所以在詩人筆下,這畫面的底色,不是陰柔的秀麗,而是陽剛的偉岸。
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
當年王昭君孤獨地離開漢宮,遠嫁到北方大漠之地,就再沒回來;最後身死異域,只留下青色的墳墓,籠罩在昏黃風沙中。頷聯營造出悲涼蕭瑟的氛圍,與前兩句形成生地和死地的鮮明對照,概括了昭君一生的遭遇。《後漢書·南匈奴傳》載,呼韓邪單于死,昭君曾上書求歸,成帝令從胡俗,不許,昭君終死於匈奴。「一去」是悲之始,「獨留」是悲之結。「一」,這裡是獨自一人的意思。「連」,指連姻,即「嫁」。「紫臺」,即紫宮,帝王所居之處。「青塚」,指王昭君墓,在今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南二十里。傳說當地多生白草,獨王昭君墓地多生青草,故稱「青塚」。「向」,這裡是「在」的意思。「黃昏」,當作「昏黃」,這裡指昏黃的風沙。一是為了與上句的「朔漠」對仗,二是為了協韻,所以倒裝,就像宋代林逋《山園小梅》中的名句:「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一樣。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
單憑畫圖約略看識,怎能辨出青春美貌的容顏呢?昭君身死匈奴不得歸,能夠帶著環珮在月夜歸來的,恐怕只有她的幽魂。《西京雜記》載:漢元帝因宮女太多,不得常見,就讓畫工為宮女畫像,便於隨其臨幸。宮女們爭相賄賂畫工,而昭君自恃貌美,不肯行賄,畫工就故意把她畫得很醜。後元帝實行和親政策,匈奴入朝,求美人,元帝憑畫像派昭君去匈奴,等到臨行時,才發現她青春貌美,閑雅大方。元帝追悔莫及,命令將畫工處以死刑。
這兩句從昭君命運的轉捩點說起,寫她生前不遇的原因,並將生前的青春美貌和死後的月下幽魂相對照,文字對仗工巧,又蘊含著無窮感慨:生前已經錯過知遇的機會,死後魂魄歸來也是枉然!同時,詩人在對昭君埋沒宮中,葬身塞外,一生孤苦獨幽的際遇深表同情之時,也藉以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感慨。「省識」,猶略識,即未仔細辨認。 「環珮」,古時女性的裝飾物,這裡代指昭君。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千載以來,琵琶彈出的都是胡地之音;昭君雖死,其怨難平,琵琶曲中傾訴的分明是她的滿腔怨恨。「琵琶」,本西域胡人樂器,漢劉熙的《釋名》說:「琵琶,本出於胡中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卻曰琶。」 故詩人稱其樂曲為「胡語」。傳說漢武帝嫁公主(實為江都王女)於西域烏孫王,公主悲傷,胡人乃於馬上彈琵琶以娛之。後人把這些與昭君的故事攙合起來,寫出《昭君怨》等琴曲,於是,就有王昭君慣彈琵琶的說法。
尾聯正面寫昭君的怨恨。昭君之怨,主要是一個遠嫁女子永遠懷念故土的怨恨憂思。杜甫當時身處異地、遠離故鄉的處境和昭君相似,從詩題《詠懷古蹟》可知,詩人在寫昭君的怨恨之情時,是寄託了自己的身世家國之情的。
評解 :
《唐宋詩醇》評價這首詩說:「詠明妃者,此為第一。」清代唐汝詢《彙編唐詩十集》中說:「此篇溫雅深邃,杜集中之最佳者」。清代瀋德潛《唐詩別裁集》也說:「詠昭君詩,此為絕唱。」《網師園唐詩箋》幫腔說:「奔騰而來,悲壯渾成,安得不推絕唱?」確實如此。
這首詩由寫昭君村開始,進而寫昭君的身世遭遇,最後突出昭君的怨恨。表面看來,好像是詠昭君而非詠懷,實際上還是詠古蹟以感己懷。在抒寫昭君的怨情中,寄寓自己的身世之慨。杜甫一生,濟世之志甚高,但終其身,也未得一展抱負。肅宗朝雖任職京師,也只不過是一左十遺。就這,還因憂國惜才,疏救房琯,而觸怒肅宗,差點獲刑。雖然獲救,卻終被疏遠,終於鬱鬱辭官,漂泊西南。而昭君也是因漢元帝昏庸,不辨美醜而遠嫁異鄉,流離而不得歸,身死而遺長恨。
二人的遭遇、經歷、處境,不無相似之處。杜甫《詠懷古蹟五首》其二所謂「悵望千秋一灑淚,蕭條異代不同時」,《唐宋詩舉要》所謂「此自喻其寂寥千載之感也」,正是詩中所要傳遞的。昭君未能見知於君王,詩中對她深寄同情,也有怨君之意。當然更主要的,還是一個遠嫁異域的女子,永遠懷念故土的怨思,這是千百年世代積累的更為普遍的更為深厚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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