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隔六七年,中國經濟都會出現驚險的一跳:上世紀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80年代末的價格闖關、90年代初的吸引外資熱、90年代末的國企轉制、本世紀初的加入WTO
在美國,一部iPhone的售價為499美元。富士康是蘋果手機的唯一代工企業,它離不開蘋果,蘋果同樣離不開它。你猜富士康每做一部iPhone的收入是多少?8.47美元,其中包含了員工工資、廠房租金、運輸等全部成本。
隨著富士康的工人工資在兩個月內幾乎翻倍,這個故事也要重寫。今年以來,中國31個省市中有27個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平均提高了22%,許多內陸省份的漲幅超過30%。當然,最低工資並不能完全反映勞工市場的實際情況,不過今年農民工工資大漲25%-30%,應該是板上釘釘的。筆者預計,低端勞工工資今後3-4年將每年上漲20-30%。在全球勞工市場不景氣的2010年,中國的工資上漲絕對是一道罕見的風景線。
中國政府在低端工資政策上的態度,有一個180度的轉變。過去,憚於競爭力的下降,政府有意無意地壓抑製造業工資的上漲。近來,全世界都在逼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匯率上揚,出口訂單流向第三國,受益的是其他國家的工人。既然如此,不如給自己的工人加工資,這樣做同樣可以減少貿易順差,但是得益的是中國的工人,「肉要爛在鍋裡」。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上的變化,屬於名義匯率的變化;工資等生產成本的上升,其實是實際匯率的上升。目前人民幣名義匯率是小升,實際匯率卻在暴漲。
工資的暴漲,對沿海出口企業可以說是災難性的。在瑞信最新的跨國公司問卷調查中,勞工成本上升已經超過人民幣升值,成為CEO們最大的困擾。其中36%的CEO更對勞動成本上升「極度擔憂」(對人民幣升值極度擔憂的佔18%)。
面對激增的生產成本,外資會內移還是外遷?筆者相信,今後幾年選擇將生產線移向內陸省份的企業,會明顯多過離開中國的。首先,與中國競爭外資的發展中國家,沒有一個基礎設施的效率可以與中國媲美,運輸效率、交貨準時與勞工成本同樣關鍵。其次,在電子等產業,中國已經發展起龐大的產業鏈,集群效應非常重要。如果廠家孤身脫離產業鏈,零部件供應等會面臨重大阻滯。再者,中國巨大的內需市場,為所有外資所覬覦。所以筆者相信,願意留下的外企居多。
然而,本次中國的工資上漲,根本不是一次性的。儘管勞動力供應的頂峰還要幾年才會出現,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筆者估計沿海地區農民工今後每年面臨500萬-800萬缺口,其背後是當地就業機會的湧現。基建工程在內陸展開、生產線內移,大大降低了農民工到沿海省份打工的積極性。農產品價格上漲、農業稅取消,在家務農也成為一種生活質量更高的選擇。筆者因此認為,中國低端工資的補漲要持續若干年,勞資糾紛也會直線上升。這就決定了製造業外資最終出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中國出口業的結構性萎縮,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出口業面臨結構性萎縮的同時,中國的內需卻面臨著一次歷史性的增長機遇。2010年將是二十年來第一次,勞動收入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份額出現上升。生產線的內移,帶來了內陸地區就業與收入的改善,新的乘數效應正在孕育中。這些是城鎮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環節,也將是帶動中國經濟向前的下一個超級因素。
從新興國家的發展歷程看,當人均收入進入5000-8000美元區間時,消費往往有一次爆發性增長;而消費的突增,往往與消費信貸進入家庭有直接關係。由於人民幣匯率被低估與中國龐大的農村人口基數,筆者相信,中國進入消費增長階段所需的人均GDP數值可以相對較低。由於人口、地域的多樣性和收入的階梯分布,中國消費增長期的持續時間也會比較長。
當然,消費長期看好,不代表短期也看好。目前中國經濟面臨轉型,房地產市場面臨調整,消費者信貸、農村信貸的發展仍有很長的路要走。不過筆者相信,中國經濟今年十年的主旋律是消費,不僅是現有的5億城市人口的消費,更是城鎮化所帶來的第二個5億消費者的消費。
隨著消費取代出口(及某種程度上的投資),中國的長期增長率(potential growth)估計會由上世紀90年代的10%及過去十年的10.3%回落到7-8%之間。不過,增長的質量會有所改善。到2020-2030年,預計中國的長期增長率會進一步回落至4-5%,人口老齡化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陸續浮現。
每隔六七年,中國經濟都會出現驚險的一跳:上世紀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80年代末的價格闖關、90年代初的吸引外資熱、90年代末的國企轉制、本世紀初的加入WTO。這些自上而下的結構轉型多數成功了,不過也出現過價格改革的失敗。以漲工資促轉型,中國又將進行新的驚險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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