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為何不記載文人墨客？

司馬光以宰相的當量來編輯《通鑒》，其用意不言自明。而他以政治家的眼光來審視歷史事件，其著眼點與境界自然如山登絕頂般的一覽無餘，又恰是庭中觀月般的空闊無邊，這是《通鑒》不同凡流的地方。

臺灣錢穆說：「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多年，他只用二百九十四卷就拿下，可見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進史料，更重要是在刪去史料。」

又說：「他書的原來重心是要寫‘歷代君臣事跡’，都與政府有關係的。亦有許多大學者，根本沒有講政做事，或是個隱士，或是個文人，當然他書裡沒有。」此語極是精當。《通鑒》用意在資治，於事功有益為第一，閑雅文藝司馬氏就算有心，怕也無力企及。

《通鑒》卷一百二十三明瞭地說：「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為人弟為人子，出孝入悌這方面的力行功夫做好了，有閑暇，才可以有詞章琴棋的風雅。這個觀點祖述孔子。

清初的顧炎武，花費數十年的精力著有《日知錄》一書，以札記的形式記錄他數十年如一日讀經史的心得，響譽士林。他在「通鑒不載文人」條敘及與友人李因篤閑論《通鑒》的事。

李大概對《通鑒》不載文人表示不滿，他說：「就如屈原，太史公稱讚他，說是可‘與日月爭光’，卻不得書於《通鑒》。杜甫如果不是‘出師未捷’一詩為王叔文所吟誦，則他的姓名恐怕也不得見載。」顧炎武大為不然，「此書本以資治，何暇錄及文人？」

他舉了一例，唐朝的丁居晦，官居翰林學士，一天，也喜歡文學創作的文宗李昂召見他，估計李昂也想讓帝國的文藝大繁榮大發展，因而關心起文壇時況，語及杜甫、李白等文學前輩。丁居晦卻極不給面子地頂了一句，「這不是帝王所要瞭解的事。」

李昂記住了此事，丁居晦卻不因此而惹禍，相反卻被委以御史中丞的要職。御史是言官，中丞是言官的首領，只有敢於講話才能勝任。

然後顧炎武不客氣地批了李因篤一頓，「就你這見識，比文宗差遠了。」顧炎武極力主張經世致用，所以力翼司馬光的綱旨。也是文宗，一天又要與宰相討論詩歌創作——可見作為文學青年的文宗的不死心，非得撞南牆。

大臣們不解風趣也就算了，卻再一次打壓了他的文學前景，鄭覃說：「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採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後代辭人之詩，華而不實，無補於事，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通鑒》之本義於此見之。

王夫之認為「經義者，非徒干祿之器也，士之所研精以及道者也。文賦者，非幼學之習也，志正學充，傷今思古，以待人之微喻者也。」

士子十年寒窗，苦讀經書，是期盼有朝一日出來做官，用滿腹的經綸來安邦定國，造福百姓，實現平生抱負，是拿來治世用的，並不如現在人的理解，把國學關進小樓成一統，孤芳自賞，儼然秦磚漢瓦。國學需要倡興，必須根絕這種觀點，使國學走進尋常人家，重走治世的路子才行。

《通鑒》不載文人，卻是看重寫一手好文章。《通鑒》援引華嶠的話說：「班固序事，不偏不倚，不刻意拔高，也不故意貶低，詳略得當，行文委委，使人百讀不厭，（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之者亹亹而不厭,）信哉其能成名也。」

被當作鏡子的魏徵論文，用無厘頭翻譯法可以這樣翻譯：「寫一手好文章太重要了，歸納起來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國家施政的需要，要想以先進的思想指引人，以先進的典型鼓舞人，不能不靠它；二是百姓申述的需要，百姓有什麼冤情不滿，想上達天聽，不能沒有它；三是參政議政的需要，忠臣所以勸誡帝王，能臣所以進言獻策，忠義之士所以指陳時弊，全得靠它；四是發現人才的需要，國家可以在一些托物言志的文章中，發現確有才華卻鬱鬱不得志者，詳加臻別，為我所用，更得指望它。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魏徵的觀點與王夫之相同，歸根結底還是關乎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