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並不如煙 連載一(圖)

史良（1900∼1985）江蘇常州人，女。1931年後，任上海律師公會執行委員，上海婦女救國會常委。1936年被國民黨所逮捕，為歷史上著名「七君子」之一。抗日戰爭期間，在武漢、重慶等地從事民主運動。1938年後，任婦女指導委員會委員兼聯絡會主任，第一、二屆參政員。1942年，任民盟中央常委、重慶市支部組織部長。解放戰爭期間，為上海民盟執行部負責人之一。1949年後，任國家司法部部長，全國婦聯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主席。是第二至四屆全國人大常委，第五、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至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摘自《二十世紀中國名人辭典》

這個辭典上的史良，是以職務為材料，年經事緯，敘列出來的人。在民主黨派史料彙編裡或共和國部長傳記裡，對她的介紹要比這個條目詳盡些，約有千餘字。除了對「七君子事件」的敘述而外，還強調解放前的史良作為享有崇高威望的著名律師，如何敢於同邪惡勢力進行鬥爭，營救受迫害的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解放後的史良作為首任司法部部長（她和衛生部部長李德全是當時僅有的兩位女部長），如何建立和健全了人民司法機構和工作；作為一個民主黨派（民盟）負責人的史良，如何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即使在「文革」期中，也沒有動搖對社會主義的信念，等等。這些內容寫得準確又周正。但活在我心裏、刻在我記憶中的史良，就不僅是條目所寫的這麼一副乾巴巴的樣子。

她是我小時候崇拜的美麗女性。只要父親說上一句：今天史大姐要來。我聽了，頓時就血液沸騰，興奮不已。自己長得不漂亮，常對著鏡子自語：不是說女大十八變嗎？我啥時能變得有點像史良就好了。史良長得美，也愛美，又懂美。這三「美」相加，使得她無論走到哪裡，來到什麼場合，都與眾不同。

史良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在五十年代初的夏季。她讓秘書打來電話說，有事要來我家和父親商量。那時，父親官場得意，我家住的是座有七十九間房的大四合院。寬闊的庭院，已是綠葉成蔭，晨風拂來，透著涼意。在家中，沒有父親的容許，子女是不能隨便跑出來叨擾客人的。我便躲在耳房，兩眼直瞪窗外。

那年頭的北京，人稀車少。史良坐小轎車從她的住地東總布胡同到我家的地安門內東吉祥胡同，要不了多久。過一會兒，淡施脂粉的史良，身著白嗶嘰西服套裙，腳穿白色麂皮高跟涼鞋，飄然而至。庭院裡纏繞在竹籬笆上的鳥蘿松，正綻放著朵朵紅花。那小巧的花形和鮮麗的花色，勾起她的興致，俯身摘了幾朵，托在手心，便直奔北屋。接著，從大客廳傳來了一聲史良的吳儂軟語：「伯鈞（父親姓章名伯鈞），你家的鏡子呢？」父親帶路，引她到母親的梳妝臺前。我瞅見史良仔仔細細地把小紅花一個個嵌入上衣的釦眼，嵌好後還左右端詳。公事談畢，她帶著胸前的那些「鳥蘿松」匆匆離去。

一個炎熱的下午，史良又來我家做客。這次，她穿的是用香雲紗①做的「布拉吉」（即連衣裙）。她走後，母親把史良的這身衣服誇讚得不得了，對我說：「自從新中國的電影、話劇，把香雲紗的褲褂作為國民黨特務的專業服以後，人們拿這世界上最涼快的衣料簡直就沒有辦法了。你爸爸從香港帶回的幾件香雲紗成衣，也只好在家休息的時候換上，成了業餘裝。看看人家史大姐（這一直是母親對她的叫法），居然能做成「布拉吉」穿到司法部去。」此後四十餘載，我沒見過第二個女人像史良這樣地穿著。

直到九十年代末，北京的時髦女性在「懷舊風」的席捲之下，揀起了香雲紗。我跑遍大型商廈，終於也找到一件用它做的西式襯衫。面對三百多元的價格，我毫不猶豫地拿下。其實，這不是在買襯衫，而是為了複製出一種記憶。

一九五六年，母親與她同去印度訪問，史良是中國婦女代表團團長，母親是代表團的成員。這些中國婦女界的精英們在參觀了醫院、學校、幼兒園，瞻仰了泰姬·瑪哈爾陵墓，被尼赫魯總理接見後，由接待人員將她們帶到新德里最繁華的地段去逛街，帶到一家最高級的服飾店去購物。史良在華貴精美的眾多印度絲綢中細挑慢揀，抽出一匹薄如蟬翼且用銀絲繡滿草葉花紋的白色衣料，欣賞再三。她把末端之一角斜搭在肩上，對著鏡子左顧右盼，並招呼母親說：「健生（母親姓李名健生），快來看看，這是多好的衣料哇。」母親湊過去，看了一眼，扭身便走。

走出商店，史良氣呼呼地問：「那塊衣料，你覺得不好看嗎？」
母親說：「你光顧了好看，不想想我們口袋裡有幾枚銅板。團員每人八十盧比，你是團長，也才一百八十盧比。買得起嗎？」
史良說：「買不起，欣賞一下，也好。」
母親說：「老闆、夥計好幾個人圍著你轉，到頭來你老人家只是欣賞一下。這不叫人家看出咱們的窮相嘛。」
她不作聲了。　　

史良是考究生活的，希望別人也能如此，同她一樣。我的這個看法，是由一樁小事引起。一個寒冷的冬日，民盟中央的幾個負責人羅隆基、胡愈之、周新民、薩空了、楚圖南、鄧初民、吳晗、閔剛侯、許廣平等，在我家開會。但凡家有來客，父親必給每位沏茶。人多的話，還叫洪秘書事先在玻璃杯外壁貼上一個用白紙剪成的圓形小標籤，那上面有用毛筆工整地寫著的阿拉伯數字：一，二，三，四，五……客人按先後依次而拿。會開久了，茶喝多了，大人們陸續如廁。我和姐姐的書房緊挨衛生間，誰去方便我都能瞧見，而且這些先生們進進出出，看到我都要打個招呼，聊上幾句。第一位如廁且多次方便的人，是羅隆基，因為他有糖尿病。這次的會可能是開得太長了，女士們也開始方便。許廣平先來，由於是第一次，不熟悉我家的衛生間，故讓我陪廁。

我告訴她：「您用過的手紙直接丟進馬桶，用水沖掉。」
許廣平聽了，極認真地對我說：「這個做法不好，手紙容易堵塞馬桶。要放個紙簍，用過的手紙就丟進去，每晚再把它倒進垃圾箱。」她又用手指著水箱底下的一角說：「紙簍可以放在這個地方。」

史良繼之。來了，又走了。她沒有對我家的衛生間及其使用發表任何看法。翌日下午，我正在做功課，突然門鈴聲大作。洪秘書跑進客廳，對父親說：「史部長來了，手裡還提著兩大包東西。」聽罷，父母二人你看我，我看你，顯然不解其來由。

史良被請進客廳。她把牛皮紙包的東西往客廳當中的紫檀嵌螺鈿大理石台面的圓桌上一放，笑瞇瞇道：「我今天不請自到，是特意給你們送洗臉毛巾來的。一包是一打，一打是十二條。這是兩包，共二十四條。我昨天去衛生間，看了你家用的毛巾都該換了。」她轉身對母親說：「健生，一條毛巾頂多只能用兩週，不能用到發硬。」母親的臉頓時紅了，父親也很不好意思。

我跑到衛生間，生平第一次用「不能發硬」的標準，去審視家族全體成員的洗臉毛巾。天哪！父親、母親、姐姐和我的四條毛巾，活像四條發黃的乾魚掛在那裡。尤其是我用的那條，尾梢已然抽絲並綹兒了。此後，我家的毛巾不再使到變硬發黃，但始終也沒能達到史良指示的標準：一條用兩週。那年月提倡的是艱苦樸素、勤儉節約。我問父親：「史阿姨的生活是不是過得有點奢侈？」

父親說：「這不是奢侈，是文明。我在德國留學，住在一個柏林老太婆的家裡。她是個猶太人，生活非常節儉。但她每天給我收拾房間的時候，都要換床單。雪白的床單怎麼又要換？——我問老太太。她講，除了乞丐和瘋子，德國的家庭都如此。」

在民盟中央，一般人都知道史良與父親的私人關係是相當不錯的。一隻小罐燜雞，也讓我看到了這一點。一次，父親患重感冒，愈後人很虛弱。史良得知後，很快叫人送來一隻沉甸甸的宜興小罐，母親揭開蓋子，一股雞湯的濃香直撲鼻底。她還帶話給母親：「不管伯鈞生不生病，他今後吃雞都要像這樣單做。」
父親用小細瓷杓舀著喝，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說：「史大姐因高血壓住進北京醫院的時候，小陸都要送這種小罐雞湯。」

對父親吃小罐雞，我特別眼饞。一日，又見飯桌上擺著那只史良送的宜興小罐，不禁嘆道：「什麼時候我能得上感冒，才好呢。」
母親問：「為什麼？」
我說：「那樣，我不就也能喝上小罐雞湯了。」
父親大笑，並告訴了史良。

史良來我家，每次都是一個人，她的丈夫在哪兒呢？在我對史良產生了近乎崇拜的好感之後，便對她的一切都有了興趣和好奇。我問父親：「史阿姨的丈夫是誰？我怎麼從來沒見過？」

父親說：「她的丈夫叫陸殿東，外交部的一個專員，這個差事是周恩來安排的。他的年齡比史大姐小，所以大家都叫他小陸。當時在上海，史大姐已經是個名律師的時候，小陸還在巡捕房當巡捕。」
母親小聲地矯正：「到了1946年，人家小陸也在上海掛牌當律師了。」
「那是跟她結婚以後的事。」父親接著說：「他們的結合幸福不幸福？大家心裏明白。有時我想史大姐一覺醒來，恐怕會發現自己的眼淚濕透了枕衾。」從語氣裡，看得出父親對她的憐惜與嘆惋。

我認識小陸是在全家去青島避暑的途中。在火車的軟臥車廂裡，他對妻子照料之周，體貼之細，令所有的男人自愧弗如，也讓所有的女人暗羨史良能有這樣的夫君陪伴，實在是福。小陸出出進進，端茶，倒水，提拖鞋，送零食，都不在話下。午飯後，史良說要小憩片刻。小陸聽了，立刻打開行李箱，先拿出雪白的睡衣睡帽和一卷鑲有法式花邊的白色織物；繼而取出一個紙口袋，口袋裡裝的是一把小釘錘，兩粒小鐵釘，一節軟鐵絲。我們面面相覷，不知要搞什麼名堂。接著，他請來列車長，比比劃劃，低語幾句後，只見小陸攜工具爬到上鋪，在左右兩壁各打進一小釘，然後把那卷織物抖落開——原來是兩尺見寬的幃帘。幃帘上端綴著一個個小銅環，小陸將它們套入鐵絲，再把鐵絲的兩端繫於兩邊的鐵釘。這樣，一副床幃在幾分鐘之內便做成了。它質地輕薄，尺寸合適，既把上鋪遮得嚴嚴實實，又開合自如。史良在帘內換上睡衣，戴好睡帽後，小陸從行李箱拿出一個木質衣架，把史良換下的衣服撫平撐好，挂於下鋪的衣帽鉤。

車在行駛，車內寂靜。幃帘將夏日的陽光擋在了外邊，也遮住了午休者的睡容。小陸端著自己的水杯，站在通道的窗前，欣賞著窗外的風景。我只要從他身邊經過，叫聲「陸叔叔」，他都要點點頭，圓圓的臉上泛起淺淺的笑……

後來母親告訴我，儘管小陸對史大姐的生活照顧得無微不至，比保姆還保姆，但人們都認為史大姐應該享有更好的婚姻生活，可惜她失去了機會。
「什麼機會？」我追問著。

母親說：「就是和你的羅伯伯（即羅隆基）唄。抗戰時在重慶，他倆的關係已基本被大家默認。史大姐對這件事是認真的，表現得從容大度。可誰也沒料到會冒出個浦熙修來，老羅遂又向浦二姐去大獻慇勤。史大姐察覺後，立即結束了這段浪漫史。」不想地位那麼高、每逢「三·八」便要向全中國婦女大談或大寫女性解放問題的人，在內心深處同樣掩埋著一個普通女性在感情上的傷痛。

一九五六年的夏季，官方在北戴河召開什麼會議，參加會議的既有中共的高官，也有民主黨派的領導。會議規定：與會者可攜帶一名家屬，那時母親在北京市衛生局當副局長，幹得十分起勁。她說自己沒有時間休假，叫我去陪父親。會議似乎開得輕鬆、順利，父親的臉上總掛著笑容。趁著開會的空隙，他和交通部的人並邀請了蘇聯專家去視察秦皇島港（注——父親時任國家交通部部長）。大概父親覺得到海上一遊的機會難得，便請史良同行。

那天的風浪特別大，我們乘坐的船，是艘類乎快艇的玩意兒，顛簸得厲害。好多男人都受不了。他們一個個在大海的魔力下，像顯了原形一樣：或東倒西歪，或愁眉苦臉，或鉤腰駝背。我乾脆就趴下放平，如一隻壁虎，緊貼於地。這時，發現整條船上唯有史良在正襟危坐，並保持著正常的表情和原有的風度，連她腳上的高跟鞋也是那麼地昂然挺立。洋專家非常佩服這位端莊高貴的中國婦女，特別是當父親介紹她是中國司法部部長的時候，他們都情不自禁地驚呼起來，讚嘆不已，並爭先恐後地要求和史部長合影。

翻譯把這些俄羅斯男人的要求轉達給史良的時候，她搖頭說：「不行。」且向父親及翻譯解釋道：「我今天來這裡，如果是外事活動的話，我一定同他們合影。但在這樣的私人活動中，當有我的先生在場。遺憾的是，他今天沒有來。沒有他或者有他在場卻不被邀請的話，我一個人是不和誰照相的。」

吃過簡單的午餐，看著蘇聯專家恭敬禮貌地與史良握手告別的情景，我心生感動。古書上說：「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古人指的是聖人之德行，我雖未遇一個偉大的聖賢人物，但我面前的這個女人，確讓我感受到有容、有執和有敬。

轉眼間，便到了一九五七年。這年的春與夏，對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來說，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春暉霜露，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季節；對我的父母來講，則親歷了由天入地的墜落。

二月，是傳統的新年，適逢父親隨彭真參加全國人大代表團出訪東歐六國。以往過節，父親要把能找來的親戚都找來，吃喝玩樂，鬧到半夜方肯罷休。這回，母親帶著我和姐姐過了一個清靜的除夕之夜。父親從國外打來電話說：想我們，還想稀飯。

臨睡前，母親說：「爸爸不在家，明天不會有人來拜年，咱們可以睡個懶覺了。」我們母女真的大睡而特睡。萬不想初一的早上，約8點來鐘的樣子，史良便來拜年。
「伯鈞不在，你還跑來。」母親的話，埋怨中透著欣喜。
「知道他不在，我就更要來了。」史良的回答給了母親極大的快慰。

然而不久，這種快慰便隨著暗中變化的形勢迅速消失了。

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作關於整風問題的講話。講者說：今後在中國，政治上實行「團結——批評——團結」；中共和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在科學文化領域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在總結了斯大林錯誤的背景下發表的談話，著實讓父親興奮異常。他說：「老毛對人民內部矛盾這一概念的提出，是政治的，也是哲學的，雖是矛盾論的延續，但有其創造性。這個概念還是一把時代的鑰匙，運用好了，能建立起一種社會主義的民主生活方式。」

在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後，父親的興奮立即轉化為動力，起勁地去到農工中央和民盟中央作報告，玩命地組織參加各種座談會，以幫助整風。在民盟中央除了他積極，羅隆基也積極，史良也沒落後。那個有名的「六六六」教授會議，就是在六月六日由父親和史良主持，有曾昭掄、吳景超、黃藥眠、費孝通、錢偉長、陶大鏞六位教授參加，在北河沿大街政協文化俱樂部召開的。會上，他們一個個頭冒傻氣，替我們的中國共產黨擔心著急，生怕大鳴大放在青年學生中搞出亂子。此時如果誰用刀子把他們的胸膛剖開看一看，我想裡面裝的都是不遜色於工農兵的顆顆紅心。最後，父親提出大家應該去見周恩來、彭真、康生、李維漢，反映情況。當晚，熱情而焦急的史良見到了周恩來，便把情況反映了。

第二天，6月7日國務院開會，父親和史良都去了。史良見到父親就說：「前一天晚上我已和總理談了，可總理未置可否。你是不是趁今天這個機會，再和總理談一談。」

會上，父親寫了個條子給周恩來，說明眼下的情況嚴重，民盟的同志反映問題的態度很誠懇。周恩來看了條子，仍然不置可否。在政界搞了一輩子的父親，也不想想藏在這「不置可否」的後面是個啥東西？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