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煬帝的「效率」和唐太宗的「公平」(組圖)

2010-08-30 18:48

一個國家可能在積貧積弱的情況下走向衰落，也有可能在國力強盛的情況下走向崩潰。今人常常談及「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矛盾，「效率」與「公平」孰重孰輕？或有言效率為先，公平就會達到。但就隋唐歷史來看並非如此，富強（「效率」）並未給隋朝帶來長治久安，而對於「公平」的追求，卻使得滿目瘡痍的唐朝在唐太宗的統治下走向穩定。

貞觀並非全盛日，奈何人心嚮往之

長久以來，「貞觀之治」深入人心，人們都認為那是個富強的、國力鼎盛的時代。相比之下，隋煬帝的統治在人們的心目中總是與「修鑿大運河」、「伐高麗」、「江南巡幸」、「民不聊生」、「農民起義」相聯繫，這種看法對不對呢？對，可是不夠全面。首先，貞觀年間的國力並不十分強盛。其次，隋煬帝統治時期並非一片黑暗，相反，在他統治前期國家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富強頂峰。

同樣是長久以來，我們將隋煬帝描述為昏君暴君，鮮為人知的是——隋煬帝的亡國是「極盛而衰」，並非常見的「積重難返」，他統治時期的富強程度是唐太宗統治時望塵莫及的。那時隋已平陳（平陳戰爭的總指揮正是當時的晉王楊廣），國家統一，社會安定，周邊局勢穩定。到了大業五年（公元609年），隋政府倉廩豐實，後人稱讚說「隋氏之盛，極於此矣」。隋煬帝大業年間的富強程度，唐朝花費了百年時間，歷經了太宗、高宗、武則天等，直到唐玄宗開元年間才重新超越。

相比起隋朝大業年間，唐太宗的貞觀時期似乎遠非一個「黃金時代」。隋煬帝時期的富強令唐太宗艷羨不已，以至於大業年間的各項經濟指標成了他心目中的「標尺」。史料中記載太宗多次向臣下詢問：「xx數字比起大業年間如何？」魏徵等大臣也常常誠實地回答他「度長計大，曾何等級」，意即「簡直不成比例」。

楊廣出巡:史上最奢侈的豪華游

能夠統治人心才是真正的王道

唐太宗是以「公平」使人民看到希望，使人民知道他與他們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而不是像隋煬帝那樣倚仗強盛國力肆意妄為。一句話——統治者能夠統治人心才是真正的王道。

《資治通鑒》記載，唐太宗貞觀元年，關中大飢；第二年，天下又遭蝗災；第三年，又遭大水災。但是唐太宗做得很好。他看到蝗蟲成災，就抓住一個蝗蟲吞下去，說「寧可讓你食我五臟，也不要吃百姓的莊稼」。你盡可以說這是一種政治秀，但是你要是站在受蝗災摧殘的民眾角度想問題的話，就會體會到他們看見、聽說這一幕時的心情。與此相對比，隋煬帝巡遊江南，沿途官府上供各種珍饈美味，耗資巨大，大量吃不了的東西被隋煬帝的隊伍隨地丟棄，在老百姓中造成惡劣影響。

隋煬帝時期曾經一次捕獲「盜賊」兩千餘人，並下令全部斬首。負責司法的大理丞張元濟覺得案情可疑，推勘發現這些人中具有重大嫌疑的只有9人，最後能定罪的不過5人。但是卻無人敢向隋煬帝匯報，於是兩千餘人同時被斬。那麼唐太宗怎麼對待囚犯呢？他反覆向臣下灌輸的思想是「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務在寬簡」，對待死刑案件十分謹慎，據說每年被處死刑者不過寥寥數十人而已。還有一次，唐太宗親自審查死刑案件，因憐憫這些囚犯，放他們回家探親，約好來年秋天回來就刑。第二年秋天，這些死囚無一潛逃，全部按時歸獄。唐太宗欣然發布赦令，將其全部釋放。這番歷史佳話的背後，是民眾對於君主大度的回報。

上面那個故事還反映出隋煬帝對待諫言的態度，隋煬帝早已放言：「我性不喜人諫。」於是無人敢反映死囚的冤情。一直到農民起義星火燎原之時，隋煬帝還在處罰向他匯報真實情況的人。於是大家都保持沉默。隋煬帝像一頭巨大的鴕鳥一樣把頭埋入沙子裡，直到風暴將其吞噬。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唐太宗是歷史上最善於納諫的皇帝，有關他納諫的故事大家可能都很熟悉了，茲不贅焉。納諫雖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皇帝一天能聽多少諫言呢），但是納諫的作用不僅使皇帝能修正行為、準確掌握國家基本形勢，更重要的是可以使人民相信一切問題都能上達天聽，從而使得這個社會擁有了一個壓力釋放口。

唐太宗還很明白社會各階層的所欲所求，科舉制的恢復就是他給予知識份子的「禮物」。科舉制發明於隋文帝開皇年間，隋末戰亂使其擱置，至太宗時全面恢復。隋文帝初建此制度時，每年取士寥寥無幾，並不是主要的選拔人才渠道。而唐太宗舉辦的科舉，取士名額增加，報考人數更是明顯增加，據說考試那天，唐太宗望著滾滾人流不禁得意地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那時的中國，距離門閥政治盛行的魏晉南北朝時代不遠，貴族政治的陰影尚在，一個人要想當官，血統比才能更重要。而科舉制則從根本上撼動了這種陋規，使得廣大的知識份子精英階層尋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出口，看到了希望，所以才如過江之鯽入太宗之彀，這不能不說是太宗的「長策」。科舉制此後繼續發揚光大，以至於千年後被法國啟蒙思想家借鑒，用以反對法國的貴族政治，可見太宗之舉是多麼英明。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年號貞觀，在位23年

「效率」與「公平」，孰重孰輕

說到這裡我們回到「效率與公平」這個話題上來。一個國家如果不能保證人民基本溫飽，無疑將導致動盪，但是在基本溫飽得到保障之後，「效率」與 「公平」究竟孰重孰輕就值得玩味了。隋煬帝為國家積攢了大量的財富，他開鑿的大運河澤被後世，沿用至今；他召開的外國酋長大會氣勢恢宏；他對突厥的威懾、對吐谷渾的進攻彰顯了隋的國威，一切看起來是那樣符合人們心目中一個偉大帝國的形象。當他對高麗發動進攻的時候，百萬大軍從洛陽出發，四十天方走出洛陽城，旌旗綿亙千里，隋王朝的富強可謂前無古人。可是月盈則蝕，盛極而衰，當兩百多萬民夫夜以繼日在皮鞭催促下為前線運糧之時，當山東民夫站在齊腰深的海水裡為軍隊製造戰艦以致下身潰爛生蛆之時，這種富強就勢必如過眼煙雲隨風而去。

唐太宗的成功就在於他通過一系列舉措使得人民相信他與他們有共同的價值觀，使人民相信未來是充滿希望的。他的納諫，他的氣度，他對人才的愛護，對司法的審慎，無非都是強化這一感受的舉措。唐太宗時期，國力並不十分強盛，老百姓的負擔也不少，但是「公平」使得這種負擔不再成為無法承受之重。自古以來，中國的老百姓是那樣的善良，在溫飽稍有保障的前提下，只要有一線「公平」之光就能讓他們感受到幸福。這就是百姓稱頌「貞觀之治」的根由。在「效率」與 「公平」之間，我們更相信「公平」的力量。唐太宗的政治舉措與理念具有普世價值，歷代中國人都能從他身上找到自己所需要的東西，這就是「貞觀之治」被千載傳頌的原因。

追求「公平」，封建專制時期偶爾會出現具備這種美德的明君，可是問題在於——君主的「明」與「不明」完全取決於皇帝個人的素質與品格，帶有很大的偶然性，說到底還是無法擺脫人治的特點。唯有民主與法制，才能以制度約束出「明君」，從這個角度上來說，我們更相信制度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