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幾位部隊政工幹部突然接到緊急命令，連夜乘專車從天津奔赴北京軍區大院，第二天又馬不停蹄趕到北京展覽館「首都紅衛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抄家戰果展覽會」(以下簡稱「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籌備處報到。
「林辦」指示
據籌備組領導傳達：林彪聽到關於「紅衛兵」抄家「輝煌戰果」的匯報，感到非常滿意，辦好「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是按「林辦」指示，由中央文革領導小組直接指導的一項重要工作。根據指示，展覽會由「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革命造反聯合司令部」(包括各中學)、北京軍區、公安部共同牽頭，組織各院校紅衛兵、解放軍、公安部及北京市公安局、中國革命博物館、中國歷史博物館等單位的200餘名骨幹參加籌備工作。
在文革初始階段，由首都紅衛兵掀起的所謂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破四舊運動」立即風起雲湧，席捲全國。舉辦這個展覽會，就是要借展示所謂「紅衛兵破四舊運動」，特別是抄家的「輝煌戰果」，把「文化大革命」運動引向深入。破除「四舊」首先是從道路、街道、店舖、城市設施易名開始的，繼改名之後，這種「破四舊」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對人們的正常生活習慣也橫加指責，對所謂不合「無產階級口味」的髮式、服飾、裝飾等發起攻擊。 「破四舊」發展到極致是「抄家」狂風的刮起和肆虐。
所謂抄家「戰果」確實十分驚人，無比「輝煌」：據不完全統計，從1966年6月至10月初，全國紅衛兵收繳的現金、存款和公債券就達428億元，黃金118．8萬餘兩、古董1000多萬件，挖出所謂的「階級敵人」1．66萬餘人，破獲「反革命」案犯1700餘宗，從城區趕走的「牛鬼蛇神」達3900多萬人。紅衛兵在抄家過程中，還私自批鬥、抓人。一些紅衛兵甚至私設公堂，濫施酷刑，打人致死。
頭頂「內戰」壓力猜政治「謎語」
舉辦如此大型政治性展覽，是一項政策性極強、涉及面極其廣泛的政治任務，需要做大量艱苦細緻的籌備工作。但是，按照「林辦」指示和一些雖然擔任展覽會領導要職、卻從未接觸過展覽業務的年輕人的想像，這個展覽會似乎只要集中精力突擊，拼上兩三個月，湊齊材料，碼放好展品，便可望在1967年元旦前後對外展出。但事實上在當時極其複雜的政治鬥爭條件下，要想籌辦這樣大型的、「高精尖」的展覽會，其困難程度和潛在的政治風險遠遠超出人們的想像。這裡的核心問題就是如何頂住愈來愈瘋狂的「內戰」壓力，走出猜「政治謎語」的怪圈，隨時掌握瞬息萬變的鬥爭 「風向」，吃透和準確把握當時一天三變的所謂「中央精神」，使展覽會不會偏離「大方向」，不致犯「政治路線錯誤」。
但「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籌備工作內部人員常常爭論不休，很多意見根本對立。分歧愈來愈大，遲遲沒有進展，半年多仍弄不出個眉目來，無法向「上級」「交賬」。一些紅衛兵急躁情緒點火就著，便想撒撒氣，毫不客氣地把「鬥爭矛頭」直接指向擔任實際領導工作的北京軍區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和公安部一位局長，立即組織群眾批鬥大會，坐起 「噴氣式」，對他們橫加指責，吼聲震天動地。幸虧這些領導早就做好思想準備，並不感到意外。好在批鬥會雖無限上綱，大吼大叫，其實他們心裏也明白這裡面也有他們自己的責任，而且談不上什麼原則路線問題，而下一步具體領導工作還得依靠這些領導，也就走走過場，草草收兵了。但參展紅衛兵內部的你爭我斗、大大小小、雞爭鴨吵的辯論會、批判會幾乎一個接一個，一天也沒消停過。
一次，一位神情嚴肅的觀眾指著展板上集體照片中一個白髮蒼蒼的人像怒氣衝天地指責我們：「你們好大膽子，膽敢把劉少奇的照片展出!」幸虧我們事先「過完粗羅過細羅」，對包含上百人甚至幾百人的集體照片都逐個反複審核，心平氣和地告訴他，那張照片中的白髮長者是劉寧一同志而不是劉少奇，才避免了一場重大「政治事件」。
「耀眼」的歷史縮影
「首都紅衛兵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抄家戰果展覽會」成了這一時期最為耀眼的歷史縮影。
這個幾乎佔據了北京展覽館全部展廳的大型展覽會共分為4個展館：第一館，「紅衛兵運動的蓬勃興起」；第二館，「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館，「紅衛兵抄家戰果」；第四館，「紅衛兵運動震動了全世界」。
展覽會最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館「紅衛兵抄家戰果」，那裡展出了大量珍貴的抄家物品，如珠寶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樣的鑽石、寶石飾品以及其他奇珍異寶。我父親在解放前曾從事過珠寶古董業，他3次來「紅衛兵抄家戰果館」參觀，曾不無感慨地說：可不得了!都是些貨真價實的一流珠寶啊。有好多寶貝只聽說過，沒見到過實物，這回可算大開眼界了。其實，當時在這個館裡，可以說一般金銀珠寶已經不足為奇了，不少展品的價值是無法估量的，有的金銀珠寶背後則隱藏著十分驚人的內幕和故事。
抄家展品中，有4件一套宋代鈞窯「洗子」，每隻直徑30公分左右，由外貿部派專人每天專車送展，當晚撤回。我假裝外行說這幾隻破 「碗」連吃飯都不方便，幹嗎看得這麼緊。負責看護寸步不離的一位長者驚得目瞪口呆，反問我，你猜猜這4件「鈞窯」能值多少錢。我說撐死了也就兩三千塊吧。他把嘴一撇，指著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東」字一角，神秘地說：我告訴你吧，這原本是清宮東宮的珍藏，是國家一級國寶，現在到香港市場至少能賣人民幣 100萬!能買88輛「解放牌」大卡車(多年後在香港拍出4000萬港元的一串翡翠項鏈，在當時出口售價僅40萬元)。
宣武區「丞相胡同」原來住有6家「丞相」級的人物，他們在抄家中無一倖免。其中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紅衛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傢俱等各類物品就裝滿17 輛解放牌卡車，僅古籍就足足裝滿3卡車。事後多年，當我和著名文物專家史樹青提及此事時，他十分惋惜地說：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這樣一個能一直延續 600年而未遭破壞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蹟，它的每件歷史遺物都有十分可貴的歷史價值，可惜這個系統的家族史料遺存在文革中被破壞了，實在太可惜了，否則我們可以從中找到許多重要歷史資料和有價值的文物。
與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意外會面
經過半年多艱苦奮戰，到1967年春末夏初，籌備工作總算有了點模樣。但展覽中有些重大問題卻久久爭執不下，仍然難以定論。況且，這個觸動文革政治神經的大型展覽，畢竟觸及到國內外特別是兄弟黨之間方方面面的尖端問題，其中有些問題會牽一髮而動全身，是非同小可的大事情，要想公開展出，非要請「最高權威」過目並拍板定案不可。在紅衛兵小將和其他領導同志一再請求下，突然傳來一個驚天動地的特大「喜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將要集體接見「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的主要領導成員，幫助解答有關問題。
那天下午，我們按要求提前吃過晚飯就在展覽大廳整齊列隊集合，耐心等待。晚上7點多鐘，終於把中央文革領導小組成員等來了，只見陳伯達帶隊，江青、張春橋、康生、姚文元、王力、關鋒、戚本禹等一齊走進會客大廳。與此同時，聞名全國的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等一批首都紅衛兵領軍人物也一齊到達，等待接見。
進入警衛森嚴的會客大廳後，我趕緊主動向江青提出有關展覽中十分敏感的涉外問題：一是如何處理兄弟黨對「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問題。據有關方面提供的 「內部消息」，當時在報紙宣傳與我黨關係親密無間如越南等「同志加兄弟」國家的共產黨，就對文革始終不公開表態。如果展覽一點不反映，與報紙宣傳反差太大，擔心觀眾會引起疑問；其次是當時《參考消息》上刊登過一些照片，反映一些國家如澳大利亞、荷蘭等西方國家也出現了少數「紅衛兵」，他們也手拿「小紅書」，戴著與我們相同的紅色臂章，有的還聲稱要「造反」。對這方面問題不知如何處理。江青雖然身居高位，但顯然也不敢對此隨意表態，只哼哼哈哈地吹了幾句牛。
「紅衛兵抄家戰果展覽會」展出了將近兩年，於1969年初宣告結束，我是從始至終的參加者之一。這是迄今為止，我所參加的一次極為特殊的展覽會。從世界範圍來說，也是極為罕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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