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張公民權利，化解社會戾氣

二○一○年八月三日，山東淄博博山，一名歹徒闖入博山區機關小區一幼兒園，砍殺小班的多名幼兒及一名教師，造成四人死亡，十三人受傷。雖然官方媒體對這次 屠童案沒有進行任何公開報導，但是藉助於網路和海外媒體，這一悲慘的消息還是快速傳播開來，再次煎熬著國人的神經。今年以來連續的屠童案只是當下社會病態的一個極端的徵兆。類似的徵兆還有不少，比如湖南永州槍殺法官案件，長沙稅務大樓爆炸案，這些接連不斷的暴力事件是瀰漫在中國社會的戾氣的沉悶迴響。

如果執政者有心傾聽網路上表達的更深層的憤怒，則他們應該感到更加驚恐。面對永州槍殺法官和長沙稅務大樓爆炸案，網路上幾乎很難見到對死傷者的同情，反而充斥的是對殺人者的叫好聲，凶手被看成英雄。從道德的角度去指責這種扭曲的價值觀是乏力的，因為這些扭曲的表達背後，其實反映的是無力的普通公眾對公權力的厭惡與憤怒，恨屋及烏，以致發泄到那些和體制有些關聯但是同樣是受害者的身上。

瀰漫在中國社會的這種戾氣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並不是一個容易 回答的問題。但是壓制性的政治結構，畸形的經濟發展模式，以及逼仄的公民權利空間，無疑是最重要的成因。更重要的是，最近這些年來，中共集團不深刻反思目前制度的弊端，不思進取，改革失去動力，社會發展方向開始逆轉。政治上集中收權，經濟上搞國進民退，在社會上強化控制，在道德上展開「反三俗」運動等等， 都是這種病症的表現。這種倒行逆施，使得公民權利和公共權力之間關係漸趨緊張，衝突頻發，這是普遍性社會戾氣的制度土壤。

從諸多跡象來看， 執政者對這種公眾情緒有一定的瞭解，但是他們似乎並沒有勇氣和智慧來系統性的化解這些潛在的暴力，他們更多的是採取治標不治本的方式，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不斷擴張的維穩體系就是這種典型的徵兆。從機構設置上，維穩體系已經貫穿整個官僚系統，無數無法見光的維穩辦隱匿在各個官僚層級中。根據社會科學報的 消息，二○○九年全國內保費用5140億元，已經接近軍費開支；二○○九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達47.5%。因此有評論認為，為了維持穩定，國內已經陷入某種內戰狀態。

在如何理解穩定，如何維持穩定缺乏清晰的甄別，維穩機構的運作缺乏透明度，也缺乏問責的情況下，維穩機構很容易異化為一 種特殊利益機構，以此來榨取公共資源，目前的維穩泛化就是這種機理的後果：拆遷要維穩，征地要維穩，教育要維穩，奧運要維穩，世博要維穩，任何風吹草動， 都可能激起維穩體制敏感的神經。其實，很多衝突是正常的經濟社會現象，和穩定大局根本不沾邊；但是在穩定壓倒一切的政治壓力下，在不受約束的財政資源的縱容下，維穩機構客觀上成為了縱容惡邪的力量。福建上杭紫金礦業的污染事情，當地政府機構就是以維穩的名義拒絕公布污染信息。因此目前的維穩機制同時也是一個死結，其效果並不是導致穩定，而是庇護邪惡，正義得不到聲張，其客觀後果是醞釀了更多的不穩定，這個社會的戾氣越來越重，暴力行為越來越普遍，就印證了其中的相互關聯。社會矛盾加劇導致更多的維穩投入，維穩資源的佔用擠壓了社會矛盾解決的空間，這種惡性循環是對正常社會生活的最大威脅。

那麼如何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呢？其實道理已經被反覆陳述，路徑也並不複雜，最重要的是決策層是否有能力和智慧啟動必要的政治變革，約束公共權力的惡意擴張，給公民權利的伸張提供更多的空間，同時改變目前僵化的維穩思路，撤銷維穩機構，讓社會衝突和矛盾通過法治，社會規範和道德引導等方式進行解決。化解瀰漫性的社會戾氣也許無法畢其功於一役，但是漠視公民權利，迷信暴力控制的做法將會不斷的把中國社會推向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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