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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周扒皮是個厚道人:土改時被打死(圖)

 2010-08-14 17:24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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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土改中,農民鬥地主。1950年6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頒布, 土改運動開始,一直持續到1952年。

1947年,黃店屯村發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這年6月,共產黨打回來,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隊進村,發動大夥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則 是,村裡的大戶——老周家的戶主周春富死了。

黃店屯村位於遼東半島中西部的復縣(今瓦房店市)。東北光復不久,八路軍接收了偽滿政權,1945年10月,復縣民主政府成立,黃店屯村也隨之「解放 了」。可沒想到,一年之後,國民黨軍隊又打進來。又過了半年,遼東地區東北民主聯軍反攻勝利,黃店屯又迎來了「二次解放」。

「二次解放」後,黃店屯最激烈的變化,就是土改工作組進村了。工作隊來的時候,是12月,村裡的老人們回憶,「工作隊的人當年大都是兵,還有幹部,有從瀋陽來的,有從膠東來的。」

也就是在這個月,隨著土改的進行,周家的戶主周春富,被當作「階級敵人」的典型,打死了。

家業

「老周家也是闖關東過來的。」83歲的黃店屯農民閻振明說。具體哪年哪月從山東遷來的,周家後人也不明曉,周春富的玄外孫孟令騫推測,大概是在清初。

和東北其他地方一樣,復縣長期地廣人稀。清初召民墾荒,一些山東人來到這兒。雍正十二年(1734年),人丁才增至 5278名。當時,八旗官兵「跑馬圈地」,戍邊官兵「按丁授田」,包括周春富的先輩在內的移民們,則自己動手墾荒。周家的先祖在這裡定居下來,開荒、種地、生孩子,一戶人就這樣繁衍生息下來。

後來的移民,能選擇的好地越來越少,有人乾脆租地。天災人禍、家道中落等變化,也會導致土地的流通和集中。即便如此,這裡的人地關係遠沒有中原地區緊張。民國三年(1914年),政府丈量登記,明確土地所有權,3年後統計,復縣共有耕地面積1517570畝,農戶46610戶,其中87%是自種戶、自種兼租種戶,僅有少量農民完全靠租地為生。

周家到了周春富這一輩,並不算富裕,按閻振明的說法,周春富「繼承了一些土地,但不多」。但在周春富看來,那些浮財不過是過眼雲煙,只有土地才是結結實實的保障,地裡出一家人的吃喝,子孫也能受益。

於是,這個勤儉、精明的農家子弟,開始一點點地攢錢、置地。他的勤儉甚至到了苛刻的程度。在黃店屯,年長些與周春富有過接觸的老人都知道,「周春富這人無論吃的還是穿的,都很寒磣,褲腰帶都不捨得買,是用破布條搓的。」周春富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摳門。一個流傳甚廣的細節是,「周家吃剩的粉條用筷子撈出來,放到蓋子上曬乾了日後吃。」

在周家做過多年長工的王義幀回憶說,周春富從「從不閑著」,夥計鍘草的時候他幫著續草,他續草鍘出的苞米秸長短勻齊,牲口愛吃。「有個特殊要求,無論是夥計還是兒女媳婦,幹活時不准穿紅挂綠,怕粘灰就不能撒手干。」

「周家院子裡是不能有雞糞的,孩子回家了就拿起小鏟子往院坑裡拾掇。家裡不養牛養騾馬,腳力快也乾淨。我在他家要早起。他家人養成了習慣,冬天天沒亮點了火油燈,家裡人做飯的做飯,餵牲口的餵牲口。人家都起來了,你夥計還能賴在被窩裡嗎,起來沒有事摑著筐揀狗糞。」 2006年,王義幀在接受周春富的玄外孫孟令騫訪談時回憶說。

在黃店屯,老周家的5個兒子也讓人羨慕,「家裡人手多,大兒子干農活,二兒子管家,三兒子趕車,幾個兒子都有分工,個個勤快。腦子也靈,都能掙錢。」

為了更多地瞭解自己的太姥爺,孟令騫多年來尋訪了幾十個與周家有交往的人,據他介紹,周家「掙錢了就買地,地多了就雇長工,從三五個到七八個的時候都有。太姥爺和長工一樣幹活,一大早就趕馬車出去,回來挂一鬍子霜。」

長工王義幀對周春富買地的嗜好印象深刻:「老頭把家,就願意買地。和人家在地頭說話,末了就問,你賣不賣啊?」

周春富憑藉自己多年的努力,為周家積攢了一大份家業。1947年,也就是土改隊來到黃店屯的那一年,這份家業包括40天(約合240畝)土地,還有「四大 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個雜貨鋪。

階級

在土改隊到黃店屯來之前,周春富對「土改」這個詞兒已不陌生。此前一年5月4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 問題的指示》,決定放手發動與領導群眾運動,「從地主手裡獲得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東北黨政軍萬餘幹部下鄉,在各地黨委領導下組織了許多小型工作隊,半個多月的時間就迅速掀起了土地改革高潮。

「土改」很快成為東北農村的流行語。不過,1946年那次土改跟周春富沒太大關係。當時的主要內容是「減租減息」以及分配「敵偽大漢奸」土地給無地和少地農民,周家沒土地出租,也沒人當漢奸,算不得改革對象。

1947年年底,當土改工作隊第二次進村的時候,周春富年逾花甲,和黃店屯的其他老人一樣,他夏天上身不愛穿衣服,後背晒得黑紫黑紫。如果沒什麼意外,他也快像其他老人一樣,不用再自己下地,把土地徹底交給下一輩,自己含飴弄孫。

但周春富的命運卻因為一紙通知而發生了徹底改變。這年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土地改革會議,之後發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東北局發出《東北解放區實行中國土地法大綱補充辦法》,遼寧各地黨政領導決定,「貫徹依靠貧雇農,團結中農,打擊地主,消滅地主階級的階級路線」, 「徹底解決平分土地問題」。也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這一年12月,中共復縣縣委抽調上千名幹部,組成工作隊進村了。

早在1933年,毛澤東在《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中,對農村的階級關係進行了分類。那些「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的勞動,而靠剝削農民為生的,叫做地主。」「地主剝削的方式,主要地是收取地租,此外或兼放債,或兼雇工,或兼營工商業。」而對富農的描述則 是,「富農一般都佔有比較優裕的生產工具和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經常地依靠剝削為其生活來源的一部或大部。富農的剝削方式,主要是剝削雇佣勞動(請長 工)。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剝削地租,或兼放債,或兼營工商業。」這一分析成為農村社會關係分析的主要依據,但是按此判斷,周春富似乎劃為富農更合適,因為他雇佣了長工,但並無土地出租。

學者黃宗智則把這類人,稱之為「經營式農場主」——他們雇佣了3到8個,耕種100到200畝土地。在黃抽取的33個村莊的樣本中,有17個村莊裡有這樣的農戶。

對於這些「經營式農場主」,最初在1942年,中共內部曾提出應當視作為資本主義,而不是封建主義的,應當和富農歸為一類。因為黨內很多人看來,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要先進。

但在1947年的大環境下,這些理論上的劃分只是參考,村內的政治氛圍和工作組的工作方式決定了一切。在黃店屯,擁 有 20多口人,200多畝土地的周家最終被劃作了地主。人均十畝地,在地廣人稀的東北農村,算不得突出,但周家除了土地,還有幾個坊鋪,這在村裡是被認為「很有錢」的象徵,而「有錢」,則是劃分階級,平分財產的一個前提。周春富費盡心思積攢起的家業,最終成為了致命的包袱。

同樣在黃店屯,擁有40多畝地,10口人的閻振明家,被劃為中農。閻振明回憶,黃店屯以及附近三個屯,有300多戶,被劃為地主富農的有六七戶,貧農和雇農不到20戶,其他都是中農。

批鬥

革命作家周立波,在1948年出版了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故事內容即是1946年到1947年的東北農村土改,可以看作是黃店屯土改的一個背景說明。

在小說中,「土改工作隊」的蕭隊長率隊進駐元茂屯。他們調查研究,組織隊伍,發動群眾,在《白毛女》的歌聲中,通過 「訴苦會」等多種形式,不斷強化農民對地主階級的仇恨,調動他們參加土地改革的積極性。於是,村民們逐漸意識到,村裡的富戶不僅有錢,不僅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東家,不僅是鄉親,而且是「我們的階級敵人」。

1947年12月的某天,黃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學。「周春富被拎過來,貧下中農代表們控訴完畢之後,上去圍攻,打啊踢啊。」 閻振明至今還記得當年的場景。

「你踢了嗎?」閻振明一楞,沉默了兩秒鐘,臉扭向一旁,苦笑著說:「誰敢不踢啊,階級鬥爭,階級一劃分那就是敵人。你不踢,不表態,就說明階級立場有問題。」

在這樣的氛圍中,周春富的一些問題,逐漸被「挖掘」出來。一個當年在周家放過豬的小孩,若干年後回憶,「這地主真太可恨!周家的四個兒媳婦,得被他逼著幹活!一個月頭10天,大兒媳婦做飯,二兒媳婦做菜,第三個兒媳婦當‘後勤部長’,推碾子拉磨什麼都干。這10天四兒媳婦可以‘休息’,給孩子縫縫補補做衣服。下一個十天,就按順序‘輪崗’……對家人他都這麼摳,對我們扛大活的長工,你想想得狠到什麼地步!」

這種憶苦思甜式的批鬥方式甚至一直持續到文革。文革中,時任革委會主任的孔慶祥找到曾在周家當過長工的孔兆明,要他上臺講講周春富的問題,對貧下中農進行再教育。他是當年周家4個長工裡年齡最小的一個。

孔兆明上臺開始講周春富如何剝削長工,講著講著不自主地說起,老周家伙食不錯,「我們吃的是啥?吃的都是餅子,苞米粥,還有豆腐,比現在還要好。」 幹部們一聽,急了,趕快拉他下來。

60多年過後,當「階級鬥爭」不再流行,周春富的苛刻似乎被逐漸淡忘,而他為人「厚道」的一面也慢慢被追憶起來。曾 在周家打過短工的孔憲德說,「農忙的時候,就去幫忙,好吃好喝不說,你還得給我工錢,不給工錢誰給他幹?一天的工錢還能買十斤米呢。你不好好待我,我就不給你幹。」而孔憲德的哥哥孔憲丞在周家做過多年的長工,「一年掙8石糧食,養活全家。」老長工王義幀則說:「都說老頭狠,那是對兒女狠,對夥計還行。沒說過我什麼,我單薄,但會幹。老頭說,會使鋤,能扛糧就行。」

但在1947年的大環境下,這樣帶有傳統鄉村溫情的話語是不可能得到表達的。「我經常聽父輩們回憶,唉,人家周家有那麼壞嗎?但那個時候誰敢說他好?」1947年,趙桂春出生於黃店屯附近的黃堡屯。61年後,她坐在大連圖書館,看書,反思以前的事兒:「在暴力面前沒有人道,在血面前誰不恐懼?」

暴風驟雨很快席捲了周家,「數不清的腳踏進院子,翻箱倒櫃挖地刨坑,然後把篩糠樣的地主老財父子婆娘揪鬥到街上戴高帽挂鐵牌,鞭棍啐罵一浪高過一浪。太姥爺的幾個孩子扶著破碎的窗櫺驚恐萬狀。親朋們早就鳥獸散或作壁上觀或劈天跺地劃開界線。」 孟令騫根據自己的尋訪復原了當時的情景。

土改

周春富的遭遇,只是1947年「平分土地」運動中,地主命運的一個縮影而已。包括《中國的土地改革》在內的不少史誌都記載,一些地區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挖財寶」運動成為風潮,不僅僅如此,還發展成了「打堂子」運動。開始還以村為單位,即讓地主、富農淨身出戶,把他們的財物都拿來分掉。後來覺得本村的是熟人或親屬,不好下手,便發展成為以區、甚至以縣為單位的「聯合打蕩」,在村與村、區與區之間互相「掃堂 子」。

在重新劃分階級,徹底平分土地的大風潮下,不僅僅是地主,就連一些中農也未能倖免,在山東黃縣,「同一時間封了全縣各村地主、富農和部分中農的門,將其全 家掃地出門,沒收全部財產,實行武裝管制,並責令一切富裕些的農民獻房、獻地、獻東西。」

幾乎是土改剛剛開始不久,周春富就被「鎮壓」了。周春富具體是怎樣死的,由於沒有正常的法律審判程式,已經找不到檔案記載。村裡的一些老人們說,周春富就 是開批鬥會時,被活活打死的。

而那個給高家放過豬的那個小孩,多年後回憶,「周春福(富)讓人民政府召開公審大會給槍斃了!那天我們家鄉人山人海地去看,尤其是老人們都非常高興。」

典型

周春富的死,在這樣的大風潮下,並算不得什麼特別突出的事件。但讓周春富「揚名」的則是另外一件事情。周春富死後兩年,那個曾在周家放過豬的小孩,參加瞭解放軍,在行軍打仗的途中,開始動筆根據自己的經歷撰寫長篇小說。

後來,「在總政文化部首長和解放軍文藝社領導、編輯的關懷、幫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體指導下,我每天加班加點,廢寢忘食,反覆修改書稿。《解放軍文藝》把我改出的書稿全部連載了。」

這個小孩,就是著名的「文盲作家」、「戰士作家」高玉寶。1955年4月20日,中國青年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單行本的自傳體小說《高玉寶》。高玉寶講述了一個小孩子在一家周姓地主家備受剝削,最後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

小說的第九章,叫做《半夜雞叫》。在這個故事裡,綽號「周扒皮」的地主,為了讓長工早起幹活,半夜鑽進雞籠學雞叫,最後反被長工們戲弄。《高玉寶》在國內外有二十幾種版本,僅漢文版印數就高達450多萬冊,並被改編為24種連環畫和12種文藝演唱形式及其戲曲書籍,其中尤以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1964年拍攝的同名木偶片影響深遠。

黃店屯村的孔慶祥回憶,「有一年我在到黑龍江的火車上,正好遇見高玉寶,我問,大舅,有半夜雞叫這回事嗎?他沒吭聲,說是這是文學創作的藝術性問題。然後又說,咱們這兒沒有,不代表全國其他地方就沒有。」

但真實與否已不重要,這個「周扒皮」的綽號,以及「半夜雞叫」的荒唐舉動,最終成為了中國千千萬萬地主的代名詞。

黃店屯93歲的老人高殿榮,至今還住在土改時分給她的周家三間老屋裡,她回憶起周春富時,只說了一句,「不是惡人,不霸道。」在傳統的鄉村道德語境內,「好」和 「惡」是最基本的兩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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