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欲殺的羅隆基

在暨南的教授群中,以新月社的一夥人佔最多數,除了胡適,徐志摩,陳西瀅,凌叔華,顧一樵,聞一多,陳銓等人之外,如羅隆基,梁實秋,葉公超,劉英士,余上沅,饒孟侃,蒯淑平,潘光旦,彭基相,衛聚賢,沈從文,顧仲蠡,梁遇春,余楠秋,都在暨南教過書;至於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在上海被殺的左翼作家胡也頻,他初期的作品,《鬼與人心》和《聖徒》等也是在《新月》雜誌發表的,甚至還在新月書店出版過幾本集子,也可以說是新月社的朋友之一。然而,那時新月社這一夥人是被人號為「新月派」的。但依照梁實秋先生的說法「辦這雜誌的一夥人,常被人稱做新月派,好像是一個有組織的團體,好像是有什麼共同的主張,其實這不是事實……新月派這頂帽子是自命為左派的人所製造的,後來也就常被其他自命的人所使用。當然,在使用這頂帽子的時候,惡意的比較多,以為一頂帽子可以把人壓個半死。」不過,在外人看來,新月社這夥人當中,有三個人最為特殊。一個是胡也頻,後來因為參加了左聯而被捕槍斃。另一個是聞一多,因政治問題被暗殺。還有一個是羅隆基,後來也走上政治的道路,成了中國民主同盟的要員,被人目為左翼政團宣傳家,為朝野所側目。梁實秋先生在《論羅隆基》一文的結尾,便有「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的話,並不是無因的。

大約是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間,羅隆基夫婦自海外返國,路過星加坡時,登岸拜謁他的丈人翁,因此在星加坡逗留過一個短暫時期。原來他的髮妻是英國留學生,是星加坡華僑資本家張永福的千金。羅隆基原是清華大學的高才生,送美留學,他為人急於功利,而性格又異常倔強。他因為要著博士論文,以「英國選舉」為題,蒐集材料,遠赴英倫,從英儒拉斯基請益之便,而致結識了張小姐。他之追求張小姐,由相戀而結合,原以為髮妻方面,既是有資產人家的千金,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潤多少的。誰知道他的丈人翁,雖然是苦工出身的華僑資本家,卻是一位有真實信仰的同盟會會員,並且是孫中山先生不折不扣的忠實信徒。他原是廣東饒平人,十多歲南來星加坡謀生,因種植胡椒樹膠起家而致成為巨富。並且因為少年失學,而勤學自修,尚能作詩寫文,晚年還自費印過一冊詩集《觚園耶許聲》行世。星加坡最有名的歷史勝跡的晚晴園的主人翁也正是他。一九二五年曾任廣東國民政府參事,翌年國民革命軍北伐後,他任汕頭中央銀行分行經理,不久,調任廣州中央銀行總行副經理。同年十月間,國民政府發表他當汕頭市長。那時他不過五十多歲。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汪精衛投敵,他因為與汪精衛最接近,感情最好,因此從汪,任偽府中央監察委員及國府委員。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十月間張永福被捕,被判入獄一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獲釋,年已九十餘,一年後以病在九龍去世。他早年在星加坡時,常常接待國內的客人,總以他的信仰為標準;如系黨員,便立即予以優惠招待,臨行還致送豐厚的盤纏。可是羅隆基在星加坡逗留期間,卻和這位丈人翁格格不入,致目的不達,大失所望,只得鎩羽而歸。回到上海以後,由於他最尊敬的張君勵和胡適的介紹,夫婦倆才到光華大學、中國公學和暨南大學來教幾點鐘書的。

他的這位髮妻,當年還寫過一部《楊貴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時,也是採用這部書作課本的。

羅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經濟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學,他對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議會制度」,表示非常欣賞。他雖則是口齒伶俐,辯才無礙,但聽他課的同學卻不十分踴躍。後他一連串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了好幾篇有關人權問題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與個人主義,使得《新月》有了更濃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風波,又因同學的口碑載道,方陡然驟增了不少旁聽的同學,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惜為期不久,大約是教了一年光景,便離開了暨南,到天津做《益世報》的主編去了,這都是後話。

這期間,不知怎的他對於張小姐不對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大協調,大概是為了急於功利的緣故,後來他看上了徐志摩的離了婚的夫人張幼儀,也就是張君勵的妹妹。他偽裝張君勵的信徒,加入國社黨,滿以為近水樓臺先得月。殊不知張幼儀對於羅隆基,避之惟恐不及,他對她的追求,不但徒勞無功,簡直是毫無希望。他追求張幼儀之不能成功,他懷疑是因為有髮妻的關係,遂決心擺脫。可是又怕她受律師的挑撥和教唆,向他提出贍養費的要求。他只得學楊傑的手段,決定離婚之前,就每天抓住太太沒頭沒腦的亂打亂捶,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來,什麼贍養費,簡直連想都不敢想,便自動下堂求去。張小姐本是生得弱不禁風的千金小姐,哪裡經得起羅隆基每天的拳腳,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

羅隆基和她分手以後,他的第二位太太就是有名的王家右。她當年在北方給國民黨做婦運工作。他自己時常對人說他對王家右非常好,但王女士不原諒他。他還說他和髮妻的離婚,完全是為了她。想不到現在結果如此。他對她好,而她卻要分離,這也許可以說是最早造成的錯誤——猶如他後來在政治上一樣。但他一直不承認王女士和他已經離婚,她後來卻嫁了已故電影明星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做了他的第五任太太。

羅隆基是以大學教授和學者資格,崛起於政治舞臺的,但一般人對他具好感的極少。他在天津主《益世報》筆政時,即因事飽受人恐嚇槍擊,可是他卻因此而享大名。他唯一的本領,即一方面罵,一方面又捧,甚至在前面罵,在後面捧;或者當面捧,而背後罵,自以為站在第三者的地位。結果卻為人不滿,說他是政治掮客,到處以第三者為貨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東西來。當第一屆國民參議會舉行時,羅隆基與張君勵,以代表國社黨而為參議員。他以舌鋒銳利,辯才特長著稱,在會中非常活躍,稱為參議員四辯士之一。但他的言論並不完全代表國社黨,甚至與黨魁張君勵的意見相牴觸。,當時有人問他,他的回答卻相當耐人尋味,他說:「政治家之於黨,好似行路者之於找一所屋宇,藉以避蔽風雨。國社黨並非高樓大廈,僅不過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樓大廈之前這所茅屋雖然簡陋,也可以聊蔽風雨。」

羅隆基的話,說得很坦率。他當時是沒有國社黨,就不能當參議員。以後有所謂三黨的國社黨、青年黨、第三黨,三派的職教派、救國會派、鄉建派合組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羅隆基以國社黨代表而當委員,成為「民盟」的有力的發言人。後來他脫離國社黨,大概是找到比較滿意的房子,他的作風,也正是如此。

有一次,在國大會前的一個晚上,羅隆基曾作了一番有意義的「夜談」,那晚的話是由在場的一位高級官員無意中偶然提起來的。他和羅隆基有很厚的私誼。那時國大召開在即,第三方態度不明,而他正是「民盟」的「准發言人」。他因為提到國大名單,便顯得分外感慨。他批評到與國大有關的人物,如曾琦,他就表示很不屑予,認為蔣主席高興曾琦完全是錯誤的。因為曾琦連一點派頭都沒有,見馬紹爾特使要帶翻譯,而「我羅隆基最少比他強一點」。他還批評廖雲臺,說他沒有理由充任「社會賢達」。

他滿腹牢騷,說話未免偏激。但政治還是人的關係,人與人互相批評,原本沒有什麼奇怪。

後來他又談到他自己。只要和他見過兩面的人,必定會知道他的口才。不過,在談到他個人時,他的口才卻顯得很笨拙。他過去曾當過參議員。據說他任職不久,便和若干參議員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參議員,這並不希奇,但也該換些比我好的。現在這些袞袞參政,算什麼呢?如果參議員是考選的,我考也考得上頭三四十名。」他這些話,無疑的是悲哀,而且是「懷才不遇」的抑鬱。從他的談話看來,也可以看出當年中國政治圈中一些准悲劇性文人的心情。

至於羅隆基在被除名後,才產生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這一組織。據左舜生先生說:「它是一九四一年發動的,其直接的動機,是由於政府將若干不必除名的參議員一律除名了。大家覺得與抗戰宗旨不合,與推進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發起這樣一個團體,以表示抗議。後來因為救國會分子瀋均儒、張申府、史良、劉清揚、鄧初民等人的加入,而成都、昆明的支部又先後成立,活動範圍加廣,盟員也逐漸加多,好奇者投機者,紛至沓來,盟員也一天天複雜,中共想利用民盟作為工具的要求,也逐步的趨於明顯。這時主持昆明支部的為羅隆基、聞一多、李公樸諸人,他們覺得以同盟而冠以‘政團’兩字,對於以個人資格參加者頗感不便,因提議取消‘政團’兩字,該稱中國民主同盟。後來民青兩黨退出後,民盟也就命定的只好‘一邊倒’……」

在抗戰期間,羅隆基在西南聯大任教,還流傳了不少佳話。聯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豐的,都被他追求過。有一次,他從圓通街經過,看見一位頗具風韻的少婦。她的姿色把他迷住了,他便使用他的慣伎,一步一步跟隨著,並且沿途向路人探詢她的住處。這位少婦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走進街口一個小鋪子去買花生米,想借買花生米逗留一陣,待羅走過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進小鋪子裡,從後面伸手替她付款。這樣一來,兩人當時便發生口角把事情鬧大了。這位少婦控訴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同時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學教授袁某。地方法院開庭的那天,聽審的人,人山人海,擠得水泄不通。那天羅隆基沒有出庭,由他的律師代理,又恰巧袁太太聽覺不好,法官審問時有些聽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羅隆基跟蹤追隨起,到小鋪子買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來。

當時羅隆基的代理律師,似乎也無法為羅聲辯。唯一辯護的理由,就是:「羅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羅先生不會在外攪七捻三,尋花問柳的。」後來這段公案,也經由另外幾位大學教授出面調停,才算不了了之。但是那個小鋪子的花生米,卻因此而名聲昭著,每個去游公園的人,幾乎人手一包,稱為「羅隆基花生米」。

抗戰勝利後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間,南京突然宣布「民盟」為非法組織。民盟大部分的要員,便開始遠走高飛,有的遠適異國。其中就只有素有「喉舌」之稱的羅隆基,卻一直留在南京。事實上,不是他不肯走,而是當局想請他上杭州。恰巧羅本人那時也為了行動的不自由而苦惱。於是由張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邊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離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特別約了他的愛人浦熙修話別。羅浦間艷事風傳已非一日,不過始終沒有完全公開。那晚浦小姐如約前往,兩人在梅園新村民盟總部會面,情話喁喁,離情萬千,卻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驅車趕到,因此演出了一幕動人的桃色案。

天下事真是無巧不成書。原來那天民盟內部因羅隆基即將離京,所以把所有的傳達侍役全辭退了。袁趕到門口,也沒有人攔阻,便一直撞開內室,而羅浦兩人卻正在互相擁抱,這可把盛怒的袁子英氣壞了。他上前就給羅浦二人一記耳光。羅浦也不示弱,聯合向袁反擊。後來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劇,還是附近的警察所的警員調解之下而平息下來。羅袁雙方也為了顏面關係,互作讓步了事。

不過,經過這次鬧劇演出後,羅隆基和浦熙修的艷事到底揭開了。關於浦熙修這個人,可以說的是她當年正是四十二歲,和袁子英結婚也十多年了,有兩女一子,而且都快成人。她和羅隆基的接近,還是在重慶作《新民報》採訪主任的時候。那時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當活躍,羅隆基又是政治紅人,浦因採訪之便和羅一見傾心;復員還京,再度相值,便種下了這樁不解緣。至於袁子英,則任經濟部華中礦務局副局長,素有「好人」之譽。他早就知道羅和浦之間的關係,但是為了名譽地位關係,不願傷面子。據說他幾次要子女輩環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諫,但終無法挽回。

這樁桃色糾紛,當年的確頗喧騰一時,很使人注意。因為三個主角中,一個是政客,一個是名記者,一個是現任官員。袁子英還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決定延律師和浦正式離異;而浦也寧願「為愛情死,不願受禮教束縛。」當中只有羅隆基也許還想自辯,但他的行為已受限制,嘴巴當然也不能自由了。中國內地易手後,羅滯留在故都,行動自然更受限制,嘴巴也比較更不能自由了。幸而他尚能斂抑鋒芒,得以終其天年。前二年去世時,也不過享年六十多歲。

羅隆基字努生,是江西人,有「江西才子」之稱。他在《新月》發表有關人權問題的文字,一共有十幾篇,後來匯印成書,名曰「人權論集」,由新月書店出版,現在自然成了絕版。新月社在今日已經成為文壇上的一個歷史名詞了。當年這夥人也正如梁實秋先生所說的:「……除了共同願意辦一個刊物之外,並沒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數,各有各的研究範圍,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職業技能。彼此不需標榜,更沒有依賴,辦刊物不為謀利,更沒有別的用心,只是一時興之所至。……」觀乎羅隆基,聞一多輩的行徑,堪作這些話的註腳。當年新月社的這一夥人,今日都已風流雲散了,有的垂老投荒遠適異國,有的已經是快近古稀之年,幸而大多數老而彌堅,尚閃耀著他們本身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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