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隱逸文化（圖）

(明)吳偉《東方朔偷桃圖》東方朔詼諧滑稽的性格使得後世常以其逸事作為畫題。此圖描繪東方朔從西王母處偷得仙桃後，匆匆逃跑的情景。

如果從傳說中堯舜時代的「洗耳翁」許由算起，中國古代的隱逸文化可謂源遠流長。如果按照唐朝詩人白居易在《中隱》詩中的概括，中國古代的隱逸形式大致有大隱、中隱、小隱三種。依此來看，漢代的東方朔要算是中國大隱形式的首創者，也是大隱智慧的代表人物。

東方朔，字曼倩，漢平原厭次(今山東惠民縣欽風村)人。東方朔的一生大致可以第一次得官做常侍郎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即滑稽求官時期，後期即直言切諫時期。無論是前期的求官，還是後期的直諫；無論是第一次應詔上書，還是後來的「陳農戰強國之計」，東方朔都是為了得到漢武帝的重用，進而「為天子大臣」，實現自己建功立業的宏偉抱負。

然而，終其一生，東方朔並未獲得漢武帝的政治信任和重用，「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反而被別人視如倡優，以喜劇人生開始，而以悲劇人生結束。耳聞目睹和親身經歷了封建專制主義政治的黑暗、不公、殘酷和凶險的東方朔，總結了歷史和人生的經驗教訓，開創並實踐了大隱的處世之道。

東方朔的大隱思想主要表現在他的《據地歌》和《誡子詩》中。《據地歌》云：「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這簡短的二十八字的歌吟，思想明確，感情真摯，語言平實，是東方朔大隱哲學的詩歌式自白。在朝廷間避世，隱身於區區郎官的地位而不求顯達，就是東方朔的「大隱」。《誡子詩》云：「明者處世，無尚於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為拙，柳慧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群累生，孤貴失和。遺余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現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這首八十八字的整齊莊重的四言詩，是東方朔的「顧命之作」，也是東方朔大隱思想全面、深刻、集中的表達。

東方朔的「大隱」就是避世金馬門，隱居於朝廷。之所以稱之為「隱」之「大」者，是因為隱逸於朝廷屬於深藏不露，所謂大隱無形。朝廷豈是隱逸之所？這似乎是個自相矛盾的悖論，因為在東方朔之前，隱居避世之士大都選擇遠離朝廷的深山幽林或田野蒿廬，前者如伯夷、叔齊，後者如長沮、桀溺。而從價值觀的角度分析，隱逸凸顯的是隱逸主體對自我生命價值和精神價值的維護。至於隱居山野或朝廷，那只是形式問題。如果過於看重形式，拘泥形式，而不執守隱逸的內在旨趣，那反而極易走向其反面，走向如唐朝盧藏用那樣的「終南快捷方式」。尤其應當強調的是：東方朔的大隱思想，視自我的生命價值和精神價值同等重要，它並不主張只有精神價值才是至高無上的。

伯夷、叔齊原是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紂，他們扣馬而諫；武王滅殷，他們義不食周粟，隱居首陽，採薇而食，最後雙雙餓死於首陽山。古人以他們為高尚守義的典型。東方朔也曾把他們當作自己學習效法的楷模，「與其隨佞而得志，不若從孤竹於首陽」。但是，東方朔認為，伯夷、叔齊遠離朝廷，隱居山林，不僅於現實政治絲毫無補，更重要的是他們雖成就了高尚的精神節操，卻在生活困頓中雙雙餓死，沒有保全自我的生命，這種「貴心傷身」的處世之方，是不符合《周易》「肥遁無不利」的義理的，也不符合道家的養生之道。他們與那些被戮及生命的人們有何區別？所以，儘管孔子稱讚伯夷、叔齊是「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但東方朔卻直言「首陽為拙」，不取其道。

柳下慧的事跡在《論語》、《孟子》中都有所記載和評論。他為魯國仕師(獄官)，「三黜」而不離開父母之邦魯國隱避他鄉；他不以侍奉污君為羞辱，也不以官小而辭掉，在朝廷上不隱藏自己的才能，辦事奉行自己的原則。他被遺棄也不怨恨，身處窮困也不憂愁。即使是與鄉下佬相處，柳下慧也高高興興地不忍離開。他的名言是「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由此看來，柳下慧是一個既能珍重自己的生命又能保持自己的高潔精神的兩全其美的智者。所以，儘管孔子評說柳下慧「降身辱志」，但東方朔仍然稱讚「柳下為工」，並效行其道。

總的來說，在秦漢之前，特別是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士人在政治上是有其獨立自由的人格的。在中央集權的秦漢帝國建立之後，士人政治上的獨立自由受到很大限制。至高無上的皇權、勢力無邊的皇威使得封建士人在人格上由獨立自由轉變為依附侍從，甚至有時要犧牲自己的人格，東方朔所處的漢武帝時代正是這樣一個時期。

東方朔對封建帝王的獨斷專行、官場吏治的黑暗不公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在《答客難》中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士人在至高無上的皇權面前，簡直是無所逃遁！從《嗟伯夷》來推想，東方朔很可能曾一度想像伯夷、叔齊那樣隱居山林，但他最終決定不辭小官，「以仕代農」。但是，在朝廷為吏，卻又不能阿諛逢迎，失去正直為官的原則，還要保持高尚的節操和高潔的人格尊嚴，這不能不讓東方朔頗費思量。為此，東方朔雖身處卑微的如同倡優的郎官地位，仍然不斷地直言極諫。諫起上林苑、賀殺昭平君、諫殺董偃、諫戒奢侈，直至死前諫遠巧佞等，東方朔的行為確如張溥所評：「正言岳岳，汲長孺猶病不如，何況公孫丞相以下？」

可是，東方朔也深知，伴君如伴虎，總是直言極諫吉凶難卜。於是，他就利用滑稽天性和異世脫俗的行為來保護自己，迷惑他人。長安娶婦、拔劍割肉、醉遺殿上、智辨騶牙等，也確如張溥所論：其形跡與侏儒俳優相近——只不過這就是東方朔所說的「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現神藏，與物變化」的處世思想的外在表現，是東方朔的大隱智慧而已。

我們過去似乎過多地批評東方朔的大隱思想是一種庸俗的混世活命哲學，是一種消極有害的思想。其實，從社會政治歷史的角度看，它反映出在封建專制主義政治下正直的封建士人遭受壓抑、不平的悲哀的生存困境，也委婉曲折地表達出封建士人對封建專制主義政治的不滿、反抗、憤懣和無奈；從士人個體的角度看，它反映出封建士人對獨立、自由、高尚的人格精神頑強不息的追求，也折射出封建士人進退兩難而又委曲求全的辛酸心態。伯夷、叔齊以犧牲自己的生命來維護自己高尚的精神節操，顯示出高揚精神價值的傾向；以「自隱無名為務」的老子、莊子，主張保身、全生、養親、盡年，顯示出高揚生命價值的傾向；而東方朔的大隱之道，就是要在二者之間尋求平衡和統一。這或許就是東方朔大隱智慧的思想文化意義和人生意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