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共內鬥看中國經濟（下）

地方不聽中央, 新政府將面臨最困難時期。

伍凡：各位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上期節目我們談到了中國目前的四大集團。今天我們談這些集團的博弈問題。

草庵：其實，我們從目前的新聞中和 中國政策中就可以看到中國內部的爭鬥非常的厲害。在過去20個月裡我們看得非常清楚，先是在金融政策裡出現重大的分歧，接著是在產業政策裡出現重大的分 歧，因為這些分歧都不是通過講壇、討論的方式來進行，不是在國會爭辯的方式進行，而是以內陰謀的方式進行，這就造成了很多的黑幕。中國的財富就在這樣的不 確定政策裡突然間暴漲，突然間暴跌，你也不知道為什麼暴跌。更重要的是，這個內部爭論因為到了要換屆的時期了，很多官員都開始換新的了，開始新一輪的謀篇 布局，大家想的都是自己未來的事情，胡溫想的是如何混過這兩年，在下一屆政府裡多安插幾個自己的人。而習近平、李克強想的是自己如何掌權，安插自己的人。 汪洋、王岐山、薄熙來想的是如何也在其中混水摸魚。一方面客觀形勢是面臨巨大的不確定，第二個方面是人事方面也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所以中央政府內部的政 策衝突將會非常激烈。

伍凡：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政策衝突也非常厲害，以前，中國政府就是一收就完，一放就亂。幾十年的政策就是放了收，收 了放，翻來覆去。80年代就是一個充分放權的過程，當時是五大包干，首先就是土地包干，農民積極性激活，1984年「包」字進城了，開始城市體制改革，企 業承包了，最大的就是財政承包。大包干之後造成的結果是什麼呢？一個是地方經濟開始活躍、開始發展，但是中央政府沒有錢，李鵬當總理時，每年全國開「兩 會」，李鵬就坐專機來到南方，江蘇討一點，浙江討一點，廣東討一點。當時給錢最多的是廣東，上海就不給他錢，上海就跟他說，李總理，我們這裡還有80萬的 紡織女工，要不你拿10萬走，李鵬一聽就慌了，趕緊對上海說：說我走了。廣東是給的最多的。然後就開始對廣東放權。

草庵：80年代趙紫陽沒 有完成這個改革，到了朱鎔基時期，又開始另外一套，稅收、財政歸中央所有，其中最重要的改制就是稅收這一塊，稅收重新被國家所有，把包干制改成分稅制。分 稅制建立起來的結果，首先就是中央集權重新出現，中央財政年均增長17.5%，2003年之後中央財政年均增長23.5%。分稅制的實施效果之二是轉移支 付沒有制度化，地方負擔過重。中央分稅制中央拿60%、地方40%，但是到了實行分稅制之後的94年到98、99年之間，很多地方政府給公務員發不出工 資，工資打白條，因為中央政府將該收的錢收走了，地方政府負擔很大，到99年之後突然之間地方政府又富可敵國，因為98年金融風暴之後中國將房地產從籠子 裡放出來了。他的目的是為了給中央政府解困，將問題轉移到百姓身上。第一是取消福利分房，第二是鼓勵按揭貸款。這兩個政策將房地產從籠子裡放出來了，到了 99年就出現了所謂的城市經營這個名字，地方政府大肆的從農民土地裡便宜的獲取土地，然後高價賣給開發商，成為房價上漲最重要的推動力。

伍 凡：其實，中共是非常幸運的。這個幸運不僅是中國百姓非常的溫順。而且趕上了世界經濟變革的一個重要時代。 78年中國經濟改革， 90年全世界信息革命開始了，中國趕上了一撥浪潮，經濟高速發展，而這個時候，美國經濟轉型成功，中國產品大量出口到了世界各地，一下就把中國經濟帶動了 起來。本來在這個時刻，中共應該馬上進行政治改革，解決民主人權問題。

草庵：但問題是，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斷了這個進程。結果就出現了 目前中國的勞資問題和貧富分化問題。也形成了目前的四大集團相互對抗的結果。 2012年是一個很危險的年份，2018年更是一個危險的年份。目前中國的改革全面停滯，經濟改革停止，政治改革更個沒有進行。中共用泡沫掩蓋所有的問 題，然後將體制問題往後推。財政消耗巨大。 08年之後中共用大量的超負荷的財政拉動經濟，為下一屆政府的財政背上了巨大的包袱。中央財政、地方政府都背上巨大的包袱，現在縣、省這一級的地方政府的 融債平臺9500多個，接近每一個地方有四個這樣的平臺。貧富拉大，財富向政府、 壟斷集團、有錢人聚集。而這些壟斷集團和有錢人做什麼，他們都在移民，將財富轉移到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因為他們看不到中國的未來。而貧困的窮人在做什 麼？他們在找機會發泄，找機會圍觀鬧事。

伍凡：98年開始到02年這一段時間，中國開始大規模的產權改革，朱鎔基任期的晚期。2001年中 國加入WTO的時候，中國很多經濟學家認為能夠在經濟領域裡解決的問題，各位都已經解決完了，不能解決的問題你必須要在更大的改革範圍內才能解決問題。那 個時候，大家都這樣認為，中國已經在經濟上與世界接軌了。只要如此走下去，中國就會和美國一樣一帆風順地成為世界強國。但沒有想到，盛世剛過，中國就走不 動了。

草庵：從某種意義上講，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事件，這個歷史重要意義不僅是政治上的，更重要的是經濟意 義上的，這個事件幾乎改變了中國未來五十年的經濟發展。更可能嚴重地影響到未來幾代人的生活。而在他、如今的時候，全球面臨經濟危機，而中國的政治問題沒 有解決，社會制度問題沒有解決，整個國家體制沒有解決。特別是中國又大量地在經濟政策上學習美國，而美國的聯邦制度及自由經濟制度又無法完全和中國的在一 黨獨裁專政很好的融合，這就給中國的經濟和未來帶來極大的損失。

伍凡：就在這個關鍵的時刻，中共黨內又面臨著新一屆的領導人交接班。江澤民 與胡錦濤之間的爭鬥，新一代接班人之間的爭鬥。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爭鬥，壟斷利益集團與貧困的百姓之間的爭鬥，這些爭鬥都會嚴重地影響中國經濟政策和方 針的制定及實施。從而對中國的未來經濟走向產生極大的不確定性。

草庵：這就是中國百姓的悲哀。沒有政治改革，中國就不可能有好的經濟政策和 長期穩定的經濟發展方針。目前的中國經濟很多是依賴前一段時期的國際經濟轉型取得的，另一方面的原因是中國實行低人權、低福利、低環保的政策和不計資源成 本換取的。而今天，當80後、90後開始承擔這些責任的時候，百姓不可能再忍氣吞聲，因為他們已經無路可走，而中共一拖再拖的掩蓋經濟真相的手段再也實施 不下去了。這時候的中國就必然會出現更多的動盪。

伍凡：中國出現動盪是不可避免的，我們用三期節目將這個問題，就是期望避免這個動盪的產生，但中共不進行政治改革，這個動盪就會出現。今天的時間到了，我們就談到這裡，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