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兒童相約自殺是斷裂社會之痛
並不是所有的童年都是無憂無慮的，同一片藍天下，一些經常被我們忽視的群體，卻一直在社會的邊緣，默默地譜寫著不一樣的童年故事，這樣的對比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比如有的孩子，可能沈迷於網路，昏天暗地生活在另一個虛擬世界；有的孩子，甚至連電腦是何物都不知道，孤單寂寞地生活在另一個現實的殘酷世界。
城市裡喧鬧甚至奢華的六一兒童節才過去不久，近日我們又發現一個令人難過的對比：陝西杏林鎮5名小學六年級的學生，相約到古廟裡喝農藥自殺，幸被過路村民發現後及時送往醫院。5個孩子中4個是農村留守兒童。2日，5個孩子經過一夜暢談，相約同月同日死。3日上午8時左右，5個孩子用帶來的農藥勾兌飲料，發誓一起喝下去。事發後孩子們都選擇了沉默。
在印象中此類的新聞，還有5月初在浙江臺州務工3名90後「農二代」相約自殺，而其中一個自殺者的QQ簽名是：「身上的皮肉之痛怎麼比得過內心的痛」。
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明確，自殺是一個悲劇，是可以和必須被制止的。當兒童和青少年有自殺的想法的時候，他們很難從這種低落的情緒中走出來。他們遇到問題往往不是單一的，可能是自身的或者外界的影響，也可能是長期被忽視、學習壓力和自卑等等，這些因素加起來就將他們推到輕生的邊緣。所以最重要的一點是，讓他們把自己的痛苦說出來。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看到這些孩子們，他們選擇了沉默，這無疑更是令人擔憂，因為沉默則意味著問題更難以解決，心理輔導更難進行。
2008年年初，全國婦聯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農村留守兒童大約有5800萬人。這樣的數據，讓我們無比沈重。對於孩子們來說，沒有了父母了陪伴，他們的世界就像是殘缺不全的，在這個的殘缺世界裡，他們在寂寞成長是歲月中，天倫之樂不是日常生活用品了，而是一種奢侈品。
我們也明白，心理輔導可能也只能是醫治個體問題，它無法醫治整個社會的一種深層問題。當下中國的社會格局，按照著名社會學學者孫立平的說法，就是「斷裂社會」，這個斷裂造成了群體間的疏離，在社會等級與分層結構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階層和群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整合機制，在現實的意義上，首先是指明顯的兩極分化。
而在這樣的分化之下，社會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種放大效應，我們可以將之稱為「斷裂社會的剪刀差效應」。這種效應讓上一代人的可能覺得不是太大的問題，一旦投放到下一代人身上，就會加倍地擴大影響。像留守兒童與他們父母，對於父母來說，他們在城市裡艱難地務工賺錢，雖然也在不斷地思念著家鄉的孩子與年邁的雙親等親人，但是這一切似乎都還是可以承擔的，同樣在打工的生涯中各種艱難也都可以默默地承擔下，而且很多時候也可以以賺更多的錢來改善家庭生活等為精神慰藉。但是對於孩子們來說，他們失去的遠遠比沒有孩子陪伴的父母來得多。更為典型的是，像前段時間富士康的N連跳自殺事件，那些輕生者也大多為20歲出頭的新生代農民工，那種可能對上一代農民工沒有太多影響的生活，在他們經歷時就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痛苦。於是這樣的自殺，成為了一道道斷裂社會之痛。
這所有的一切，就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現實。一個時代的各種弊病，它最終的所有結果，都可能毫無保留地傳承給了下一代，比如那些被污染物致鉛中毒、被疫苗致死致病、被屠刀砍殺、被毒奶粉侵害的孩子，這些孩子承擔了絕對不該是他們應該承擔的人生災難。此外更有各種負面的精神污染，比如小學生立志成為貪官，理由是因為貪官什麼都有等等，這都表面很多的社會問題，已經從娃娃開始病起了。因此很多時候，我們解決現實問題時，除了反思當下的各種眼前問題，更應該將眼光放到如何消除長遠的影響上去，著力於改善下一代最基本的生存土壤。
在一百多年前，憂國憂民的梁啟超寫下著名的《少年中國說》，他希望中國能夠重生為一個少年，朝氣蓬勃，充滿希望。今日的中國是強大了，朝氣蓬勃，但卻讓很多的少年缺失了朝氣，走向了憂慮與輕生，假如當年的梁老能到看到現在，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觸與心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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