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兒童相約自殺是斷裂社會之痛

並不是所有的童年都是無憂無慮的,同一片藍天下,一些經常被我們忽視的群體,卻一直在社會的邊緣,默默地譜寫著不一樣的童年故事,這樣的對比我們可以輕而易舉地找到,比如有的孩子,可能沈迷於網路,昏天暗地生活在另一個虛擬世界;有的孩子,甚至連電腦是何物都不知道,孤單寂寞地生活在另一個現實的殘酷世界。

城市裡喧鬧甚至奢華的六一兒童節才過去不久,近日我們又發現一個令人難過的對比:陝西杏林鎮5名小學六年級的學生,相約到古廟裡喝農藥自殺,幸被過路村民發現後及時送往醫院。5個孩子中4個是農村留守兒童。2日,5個孩子經過一夜暢談,相約同月同日死。3日上午8時左右,5個孩子用帶來的農藥勾兌飲料,發誓一起喝下去。事發後孩子們都選擇了沉默。

在印象中此類的新聞,還有5月初在浙江臺州務工3名90後「農二代」相約自殺,而其中一個自殺者的QQ簽名是:「身上的皮肉之痛怎麼比得過內心的痛」。

任何時候,我們都應該明確,自殺是一個悲劇,是可以和必須被制止的。當兒童和青少年有自殺的想法的時候,他們很難從這種低落的情緒中走出來。他們遇到問題往往不是單一的,可能是自身的或者外界的影響,也可能是長期被忽視、學習壓力和自卑等等,這些因素加起來就將他們推到輕生的邊緣。所以最重要的一點是,讓他們把自己的痛苦說出來。但是遺憾的是,我們看到這些孩子們,他們選擇了沉默,這無疑更是令人擔憂,因為沉默則意味著問題更難以解決,心理輔導更難進行。

2008年年初,全國婦聯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顯示,農村留守兒童大約有5800萬人。這樣的數據,讓我們無比沈重。對於孩子們來說,沒有了父母了陪伴,他們的世界就像是殘缺不全的,在這個的殘缺世界裡,他們在寂寞成長是歲月中,天倫之樂不是日常生活用品了,而是一種奢侈品。

我們也明白,心理輔導可能也只能是醫治個體問題,它無法醫治整個社會的一種深層問題。當下中國的社會格局,按照著名社會學學者孫立平的說法,就是「斷裂社會」,這個斷裂造成了群體間的疏離,在社會等級與分層結構上,一部分人被甩到社會結構之外,而且在不同的階層和群體之間缺乏有效的整合機制,在現實的意義上,首先是指明顯的兩極分化。

而在這樣的分化之下,社會已經逐漸形成了一種放大效應,我們可以將之稱為「斷裂社會的剪刀差效應」。這種效應讓上一代人的可能覺得不是太大的問題,一旦投放到下一代人身上,就會加倍地擴大影響。像留守兒童與他們父母,對於父母來說,他們在城市裡艱難地務工賺錢,雖然也在不斷地思念著家鄉的孩子與年邁的雙親等親人,但是這一切似乎都還是可以承擔的,同樣在打工的生涯中各種艱難也都可以默默地承擔下,而且很多時候也可以以賺更多的錢來改善家庭生活等為精神慰藉。但是對於孩子們來說,他們失去的遠遠比沒有孩子陪伴的父母來得多。更為典型的是,像前段時間富士康的N連跳自殺事件,那些輕生者也大多為20歲出頭的新生代農民工,那種可能對上一代農民工沒有太多影響的生活,在他們經歷時就是一種無法忍受的痛苦。於是這樣的自殺,成為了一道道斷裂社會之痛。

這所有的一切,就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的現實。一個時代的各種弊病,它最終的所有結果,都可能毫無保留地傳承給了下一代,比如那些被污染物致鉛中毒、被疫苗致死致病、被屠刀砍殺、被毒奶粉侵害的孩子,這些孩子承擔了絕對不該是他們應該承擔的人生災難。此外更有各種負面的精神污染,比如小學生立志成為貪官,理由是因為貪官什麼都有等等,這都表面很多的社會問題,已經從娃娃開始病起了。因此很多時候,我們解決現實問題時,除了反思當下的各種眼前問題,更應該將眼光放到如何消除長遠的影響上去,著力於改善下一代最基本的生存土壤。

在一百多年前,憂國憂民的梁啟超寫下著名的《少年中國說》,他希望中國能夠重生為一個少年,朝氣蓬勃,充滿希望。今日的中國是強大了,朝氣蓬勃,但卻讓很多的少年缺失了朝氣,走向了憂慮與輕生,假如當年的梁老能到看到現在,將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觸與心情呢?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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