麗牲有碑 刻在廟門

元和十年(八一五)三月,柳宗元遠放至「去國六千里」的柳州擔任刺史。揮別永州十年投閑置散的歲月,在瘴雨蠻煙之地躍升為方面大員,韓愈在〈柳子厚墓誌銘〉說柳宗元堅定表達一展抱負的決心:「是豈不足為政耶?」因此剛上任就大修孔子廟,振興教育文化;重建大雲寺,以佛教佐理王化,並分別寫下〈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與〈柳州復大雲寺記〉。

大雲寺是逐神祠巫教於隱遠而取其地,所以耗時兩年餘才竣工;新修孔廟是廟屋毀壞,就地補葺,所以兩個多月便完舊益新,但碑文最末云:「麗牲有碑,刻在廟門。」卻頗費人疑猜。

「麗牲」即是拴系祭祀用的牲畜,難道柳宗元特別立一塊碑來綁牲畜,而他的文章又另刻在孔廟門上嗎?這與篇題「新修廟碑」,明白指出碑有銘文,似乎相牴觸?

按照古代碑制,宮廟之碑,是用以測日影,祭時用來系牲口;塚壙之碑,則是葬時用以下棺。

下棺之碑,原本用木柱,在木柱當中安放轆轤,以方便引棺,後來子孫就在木柱上銘記功德。秦漢之際,開始有刻石記事,求其不朽。

宮廟之碑,據《儀禮.聘禮》鄭玄註:「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禮記.祭義》說碑在廟內:「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

至於唐代碑銘實已脫離測日影、系牲畜的功能,專用來稱頌功德,銘記盛事勛績,具有旌表宣化意義,如封演《封氏聞見記》卷十記載顏真卿任平原太守,立三碑,皆自撰親書,一立於郡門內;一立於郭門西;一鐫刻東方朔廟碑。

但是「麗牲」的傳統用途,在唐人碑記仍頻頻出現,以中唐文人的作品為例,權德輿〈薛公先廟碑銘〉云:「麗牲有碑,乃琢乃鏤」;韓愈〈袁氏先廟碑〉云:「唯敬系羊豕幸有石」、「刻詩牲系」;白居易〈李公家廟碑銘並序〉云:「書於麗牲之碑」;劉禹錫〈彭陽侯令狐氏先廟碑〉、〈許州文宣王新廟碑〉云:「麗牲之石,宜有刊紀」、「遂銘於麗牲之碑。」

所以柳宗元的文章也應如此,上下文意就是刊刻碑石,立於廟側。觀其〈湘源二妃廟碑〉云:「立石於廟門之宇下」;〈南嶽彌陀和尚碑〉云:「刻石於寺大門之右。」意思都一致的,由於〈新修廟碑〉文句稍有變化,倒令人起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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