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見：中國工潮的啟示

今年春夏之交，調整最低工資形成為趨勢，而罷工事件也此起彼伏。

富士康及本田車廠的工人薪資將大幅度提高，使許多的人們感到樂觀，看到希望。不過，一些評論指出，出現的罷工事件多為個案，其罷工「組織」基本上仍為個人，稱為「工潮」較為勉強。這是比較冷靜的看法。中國政府官員也有類似說法，其用意則是力圖淡化罷工的衝擊性。不過，罷工事件畢竟接連不斷，此起彼伏，外資內資，民營國企，都捲入其中。

官方媒體主要報導台資或外資企業的罷工， 體現出中共官方對於這些企業出現罷工曾刻意寬容，而這一官方控制鬆動之際，勞資矛盾過程較為正常發展，資方妥協，工人們的要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滿足。於是人們看到，工潮正在出現，正在形成之中。中國工人在這個春夏之交裡的舉動，顯出一些不尋常的意味。

■啟示之一，罷工能否「正常化」

最先引起震動的是深圳富士康員工接連不斷的非正常死亡。 從該廠的人員流動來看，辭職與招聘的數量都很大，失意員工的選擇，本來多為跳槽出走，而近來連續發生慘烈的跳樓自殺，即使所佔比例微不足道，卻理所當然引起廣泛關注。尤其是，指責富士康為「血汗工廠」的批評再起，從富士康廠到鴻海集團，都受到沈重的社會壓力。

恰在此時，本田合資廠工人罷工，於是形成了對照。

員工跳樓自殺，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抗爭， 也可能主要因為精神或情緒障礙，甚至可能是因為某種誘導因素（如優厚撫恤金），並可能因為模仿而具有傳染效應。涉及因素較多，且遺願表達不大明確或不宜公開，即使其中有抗爭因素，卻往往比較模糊，同時，即使有傳染性，畢竟是個人行為。罷工則不同，它們一般有明確的目標，是明白無誤的抗爭，且為集體行動。

罷工目標可能很狹窄，單一地要求增加工資， 涉及其它管理內容較少，體現為工人鬥爭之長期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罷工有明確的訴求，有迴旋空間，經歷過罷工的工人，其進攻、防禦及妥協的能力，多少都會有所提高。而自殺，無論其含有多大程度的抗爭意味，畢竟過於慘烈，較為消極而決絕，不僅不宜提倡，反而各界都應盡力阻止此類行為。

顯然，富士康員工之間的正常交往，受到該廠管理方式的限制， 處於一種畸形的狀態，這使得他們比較難以自發組織罷工。在這種情況下，員工竟然以自殺而表達其不滿，出現模仿效應，以及先前優厚撫恤金的誘導效應，致使自殺事件一度接連不斷。富士康方面採取了大幅度增加員工薪資的措施，同時，部署中的向大陸內地遷廠及向臺灣回遷，也驟然間加快，而對於其管理方式，目前所見，仍只是承認有「瑕疵」，未見更多的公開反省。

但是，富士康風波尚未平息之際， 爆發了本田合資廠工人罷工的事件，而且蔓延開來，其它台資、港資、韓資工廠，以及一些國有企業，罷工事件接連不斷，給人以出現工潮的感覺。

富士康員工的「第一跳」也許很偶然，甚至有傳言說，那並非自殺， 而是他殺，工廠保安行凶的真相若隱若現。然而，連續多起跳樓自殺事件隨之出現，即使廠方對某些員工密切注意之下，仍有員工掙脫身邊人的阻攔而非跳不可，抗爭的意味漸漸地顯現出來。

南海本田員工的罷工也同樣事發於偶然。與富士康員工一樣， 本田員工若對工資或工作不滿意，通常的做法是悄悄走人，另找工作。兩個已決定辭職的員工，已不再懼怕失去這份工作，他們有更多的想法，決定臨走前發動罷工，為同伴「謀點兒福利」。一人帶頭，就有其他員工響應，而那兩位發起罷工的辭職員工，在仍應工作的期間遭廠方報復而開除，更激發了更多的員工參與罷工，抗爭的潛意識清晰地顯現出來。

必然性藏在偶然性之中。富士康與南海本田， 都是工作條件不錯的工廠，制度較為規範，而工資則壓在政府規定的最低線上，須以加班來爭取更高的收入。相對於那些傳統「血汗工廠」以較為粗暴的方式體現「中國模式」，這兩家廠則是以較為文明的方式體現「中國模式」。「中國模式」以權力壓迫權利、奴性壓迫人性為其本質，而在這樣工作、生活條件比較好，權利及人性受壓迫形成鮮明反差，且大量年輕人聚集的地方，其潛在的不滿情緒聚集，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最初的工人抗爭，在任何地方都是偶然出現的。 富士康風波的悲劇性尤其在於，這一偶然出現，恰恰是在跳樓自殺，而非罷工衝動，事情隨之進入一條愈益慘烈的軌道，一度連走出來都很不容易。而在南海本田，幸運的是，那偶然的出現，恰恰是在兩個因決意辭職而不再懼怕，且因臨別行善而萌發罷工衝動的小夥子身上。同樣都是「壓迫愈烈則反抗愈烈」，然而在這裡，事情進入了更具社會性的螺旋。

再者，南海本田員工約兩千人，數十或近百員工罷工， 即成一定規模，而深圳富士康員工數十萬，管理「軍事化」或許更高，罷工衝動更容易被湮滅。

偶然出現，生長為罷工事件，一個個的罷工事件接連不斷， 看上去正在形成為工潮。這樣一來，必然性就顯現出來了──中國社會苦於「中國模式」久矣，而工人的反抗，這一次恰恰是從這一模式最文明之體現的地方爆發出來。

同樣不容忽視的是，中共官方恰恰對這些地方有意無意地放鬆一些， 對這些「別人企業」的罷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使得它們成為罷工控制鎖鏈上較薄弱的一環。

中共治下，對其視為「負面」的事情一向遮遮掩掩。例如， 先前將失業改稱為「下崗」或「待就業」，到了罷工出現並漸漸增多之際，則稱其為「停工」，出租車司機罷工則為「停運」──在國外，運輸工人或飛行員罷工，導致交通停運，而我們這裡，有些人是喜歡把事情倒過來看。其實，失業就是失業，罷工就是罷工，改了稱呼，改不了事情本身，反而造就了虛偽的形象。

這一次，似乎因為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的影響， 而罷工看上去溫和得多了，且罷工發生在本田合資廠，於是，媒體直率稱其為「罷工」，看上去比先前更為大膽。

「社會主義」中國的企業，先前只有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那麼， 罷工似乎有損「社會主義」的面子。毛澤東晚年時，對他的「革命」進展狀況很是不滿，又無可奈何，感嘆「社會主義」中國實際上「與舊社會差不多」，於是心血來潮，要在修訂憲法時，規定工人有罷工自由。到改革開放時，再次修憲，這項與「動亂」似乎有聯繫的自由消失了。這意味著，罷工不再受法律認可，而在中國社會裏，這樣一來，似乎就意味罷工為違法行為。

不過，改革開放以市場化為導向，而市場經濟之中， 勞資矛盾普遍存在，罷工是工人抗爭的基本手段之一，中共本來不必諱疾忌醫。問題是，市場經濟畸形發展，官民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勞資矛盾隱身其後，中共自己造成的局面，自己也吃著其中的苦頭。

現在，在經濟增長方式轉型、最低工資調整的大背景下， 工潮此起彼伏，中共宣傳部門儘管還是要下令禁止媒體報導罷工，而對罷工的忌諱，看來有所減少。這是否能成為一個契機，使罷工去掉偽裝、恢復其本來面目，尚須觀察。

■啟示之二，工會能否「正常化」

「中國模式」的特色之一，是官方工會獨此一家， 不准工人自發組織獨立工會。官方工會以「維穩」為己任，可以說不知工潮為何物，於是，只要出現工潮，則官方工會處境尷尬。

這一次工潮中， 罷工工人成功地迫使工廠管理層與自己推選的代表直接對話，這很自然，而不同尋常的則是，本田罷工期間，官方工會不僅阻止工人罷工，甚至悍然動手打人，與罷工工人發生肢體衝突。

如今的中國，動手打人的事情越來越普遍。警察打人，城管打人， 政府機構僱用黑社會打人，工廠保安打人，現在連工會人員也開始對罷工工人大打出手。這樣的「和諧社會」，當真是錦上添花，與時俱進，令人嘆為觀止。

可以說，官方工會對富士康員工的連續非正常死亡無所作為， 在工人罷工時貌似中立，他們甚至動手打罷工工人，意味著官方工會的存在已經毫無道理，它的現實性已經完全消失。

按照共產黨的官方教條，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而工會， 以及共青團、婦聯之類，是共產黨聯繫群眾的紐帶。單以字面意義而言，這並不排斥自發的獨立工會也作為紐帶之一，正如《共產黨宣言》視共產黨為工人政黨之一。多個工人政黨並存，多個工會並存，是這個多元社會的自然現象。但是，現實中的共產黨喜歡控制一切，支配一切，不喜歡自然生長的事物，不喜歡遵從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它排斥其它工人政黨，當然也排斥非官方的自發獨立工會。它要的是一種特殊的「紐帶」，群眾是否通過這「紐帶」聯繫共產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共產黨可以通過這「紐帶」來控制群眾。這樣一來，共產黨的控制欲得以滿足，「紐帶」本身卻萎縮得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本來，工會、農會等群眾組織有其獨立性才能夠豐富多采， 而它們豐富多采，形成深厚的社會土壤，共產黨作為先鋒隊才真正有活力，有戰鬥力。而共產黨專政的實踐，工會作為群眾組織完全聽命於共產黨，受其控制而萎縮，共產黨本身則畸形發展，不僅在政黨層面一黨獨大，且伸展到社會各個層面控制一切、支配一切。它自身不可避免地與群眾隔膜，不可避免地官僚化，不可避免地向右翼轉變。它既然要凌駕於社會之上，就只能這樣站到民眾的對面，與民眾對立。

資方當然不喜歡工會，但官方工會意在「維穩」， 願意配合資方治廠，資方何樂而不為。

富士康管理層看得很清楚，「跟我們談工會問題和集體談判」，就「 像是把富士康看作外星球的企業」──「在全中國，所謂工會的真實狀況是什麼樣的你們不清楚嗎？」

此次工潮中，南海本田廠的工會代表在勞資談判中一言不發， 而該廠所在地獅山鎮總工會工作人員，則乾脆承認，工會主要是「為工人和廠方提供一個溝通平臺」，工人爭取加工資，「是勞資雙方的事情，工會不便介入」。這樣處於勞資雙方之外的「第三方」的工會，全世界罕見，它當然不是工人的組織，當然沒有再存在下去的必要。

近來中共地方官員屢屢不顧官方偽善面目而坦率直言， 廣東工會官員的坦率，是最新的一例。

中國工人經過「社會主義」的磨練，對罷工已經很生疏。 在南海本田，發起罷工的是決定辭職而還想著為同伴「謀點兒福利」的工人，他們在辭職後的「獲准」期間發起罷工，隨即被廠方開除。其他罷工工人為躲避打壓，都戴上口罩以避免被人認出，當然也不願意推舉自己的代表，而資方要談判卻找不到談判對手，只好擺出溫和姿態，要求罷工工人推舉其代表。顯然，沒有工人自己的工會，固然對工人不利，而對資方，也會有不便之處。這樣，罷工工人提出獨立組建工會的要求，就顯出了其合理性和現實性。

其實，工人獨立組織工會，未必就一定發展為政治反對派， 他們的直接目的，主要還是維護和爭取自身的經濟利益。此次工潮出現於本田汽車零部件廠，背景即為多個省市基本工資上調，佛山市也有動作，但本田廠的薪資水平原已高於當地水平，且公司產量大增，員工遂向資方要求加薪，但公司提出的加薪方案都未能滿足員工要求，工人不滿而採取罷工行動。

然而，中華全國總工會作為官方工會做出的反應， 卻是更警惕地防範工人自己組織工會。它發出《關於進一步加強企業工會建設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的緊急通知》，其所謂「加強企業工會建設」，是要「把包括農民工在內的廣大職工組織到﹝官方﹞工會中來」，明知不得人心，還是硬著頭皮堅持，而所謂「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所謂「提高職工特別是生產一線職工的勞動報酬」，其實只是官樣文章而已。

把更多的工人，把農民工，組織到官方工會中來，這樣做是否合理， 要看這個工會是否真是工人自己的組織，是否能夠在員工薪資問題上起作用，能夠組織和代表員工參與集體談判。企業工會在工潮中一言不發，甚至動手打罷工工人，地方工會以「平臺」自居，退到「第三方」的位置，這樣的「工會」，與其官方說法大相逕庭，然而它們很真實、很坦率，不是那樣雲山霧罩，反而使得官方工會冠冕堂皇的所謂「緊急通知」，露出了忽悠本色。

這種官方工會的實際作用，只是跟在「黨和政府」以及資方後面， 為「維穩」效力，而把所謂「加強企業工會建設」作為對工潮的反應，足以看出，中共官方之所謂「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所謂「先進性」，所謂「與時俱進」，根本就是謊言。有句話說得好，一個實際行動，勝過一打綱領。官方工會在南海本田工人罷工的工潮中的實際行動，明白無誤地表明，它是勞資之外的「第三方」。它不是工人組織，是冒充的工會。

反之，工人們要求重整工會，是工會在中國「正常化」的開端。

■啟示之三，農民工能否成為工人

為調查富士康而很下了一番工夫的網友「劉德華接班人」稱，「 富士康在精神方面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血汗工廠’」。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結論。

這樣的「精神血汗工廠」，已脫離了傳統「血汗工廠」之原生態， 它的管理方式與精神，則難以超越中國的社會環境，仍顯現出工業化初期或中期的特徵。

在富士康，其管理以「軍事化」著稱，不過，這種所謂「軍事化」 更多地體現工業化初期或中期的機械精神，徒有「軍事化」之外表。軍隊講究軍紀，講究服從，然而凡是能打仗的軍隊，都注重戰友之間的生死情誼。戰友之間的溝通，士兵對將帥的信任，使軍隊具有真正的戰鬥力。而富士康，則滿足於將活人磨練為機器，致使其管理顯得生硬、冷漠，缺乏人性。

在「社會主義」中國，「軍事化」其實相當盛行。當年毛澤東發動「 文革」，在其政治意圖之外，也有改造人、改造社會的藍圖。毛澤東對「全國學解放軍」這一命題大發暢想，即所謂「五七指示」，認為各行各業都可以亦工亦農亦兵，因而，所謂「五七干校」實為整人機構，但名目冠冕堂皇，同時，工廠和學校，往往也改為軍隊的連排班建制，煞有介事地著手塑造一種新型的 「中國公社」。

富士康當然不會效仿毛澤東而改造人、改造社會。 它在市場經濟發展的時代似乎重新恢復計畫體制下的「工廠辦社會」，乃因為它不能不聘用大量的農民工，而這些農民工正是「中國模式」下的一個特殊人群。

「社會主義」中國以戶籍制度控制人口流動。 在計畫體制時代就有農民進城打工，也有城市職工的夫妻「兩地分居」。而到了市場經濟發展之際，因為捨不得放棄戶籍制度，於是生造出所謂「離土不離鄉」的「中國式」城市化道路，即農民可以離開土地而從事非農產業的工作，但同時仍迫使他們保持其農民身份，仍在農村承包土地，只是這土地由別人耕種、經營而已。這樣，大量農民「離土」而進入城市打工，人在城市，家在農村，造成空前大規模的「兩地分居」。

富士康為其數十萬農民工提供廠區宿舍， 吃飯及生活作息都納入工廠管理，本來不失為一項好事，甚至可以成為一項德政。然而，「中國模式」的特徵還是頑強地出現，即硬體設施現代化，軟體滯後差不多一個世紀。西方「泰勒制」的「科學管理」視人為機器，但它確實有其科學性，且限於工作場合，而富士康在「中國模式」 的社會環境下，將「軍事化管理」推向極端，到了迫使員工「機械化」、成為「機器人」的程度。

郭台銘既不是毛澤東，也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歐文， 絲毫沒有打算在他的深圳廠區搞社會改造的實驗。他為員工提供宿舍，與其企業的事業相聯繫，那麼，這樣的宿舍園區，不可能憑空成為一個和諧的生活社區。相反，管理層注重硬體設施，管理方式缺乏人性，保安粗暴蠻橫，都是很自然的事情，而這樣一架機器的運轉，看來也只有員工以命相拼，才對它有所觸動。

郭先生很聰明，他看到了問題所在，打算停止「企業辦社會」實踐， 把管理宿舍區這一社會功能還給地方。只是，做起來也許容易，放棄卻難。國有企業的「企業辦社會」造成了所謂「國有情結」，一旦放棄，到處都出現矛盾衝突。富士康是台資企業，但運轉在大陸的社會環境之中，能否有所不同，可拭目以待。

由員工宿舍的供給制轉為商業化，應屬必然，其中的突出的困難， 或許仍在於員工的「農民工」身份。不錯，富士康的員工不都是農民工，有許多是城市子弟，有非農身份，但畢竟還是有大量的農民工。富士康為他們提供宿舍，實際是它的一項成本，其缺乏人性的管理以及低素質保安，都與降低此項成本有關。無論是政府或租房供應商，若接手這一宿舍區，都要付出大筆資金。員工轉為租房，其增加的薪資的一部分則轉為租金，而對於富士康，大幅度增加的薪資，或許其中相當部分只是將先前的隱性成本轉為顯性而已。

這樣，人們得以重新審視「中國模式」的所謂「增長奇蹟」。

近20年時間裏，富士康的深圳廠區，聚集了數十萬員工， 從事現代化的加工、組裝。那數以萬計的農民工離開家園，與數以億萬計的其他農民工沒什麼不同，而他們進入工廠宿舍區，進入「軍事化管理」環境，就顯得與眾不同。

一般地，農民出外打工，站穩腳根之際會考慮舉家遷移， 開始新的生活。但「中國模式」不允許這樣的社會變化，農民工只能與其家庭「兩地分居」，而每年春節之際，則必有一次大規模的人員流動──計畫體制下的「兩地分居」有「探親假」作為補償，市場經濟時代就管不了那麼多了。

農民工存在已久，住工棚，或租房而居是普遍現象。 租房須付出房租，那是自在生活的成本，而在城市裡租房開始家庭生活，也逐漸增多。然而，若沒有「軍事化管理」的工廠宿舍區，要成就富士康那樣數十萬員工的大規模加工、組裝，恐怕就有相當難度──廠區附近是否有足夠的租賃房屋是問題，須組建相當規模的接送班車隊伍也是問題。大規模招聘進廠的年輕人是否能夠很快安頓下來，是否能夠毫無後顧之憂地迅速投入工作，在員工散居租房情況下，會成為常規性的問題或難題。

記得美國經濟學家科斯說過，企業在市場環境中運行， 遵從市場規則，而企業內部其實是非市場的環境，這樣就降低了交易費用。「軍事化管理」的工廠宿舍區，將員工租房的市場化方式轉為集體生活，以富士康方式，體現「中國模式」下企業運營的特殊性，可能有交易費用降低的效應，而社會成本實在高昂。矛盾激化之際，富士康要讓它回到社會，恢復其市場化方式，當然可以理解，只是，它仍然無法迴避「中國模式」下農民工的特殊性。

由此可見，「中國模式」下出現「增長奇蹟」， 農民工在其中功不可沒，而這樣一躍而起，實際上造成了更多的社會問題。它們在短期內也許隱沒在「增長奇蹟」的光環背後，但終究會暴露出來，很可能會逐漸成為社會的慢性病，也很可能在某種情況下尖銳化起來。

人們說，不能歧視農民工。這是一種善良的意識。現實卻是，「 中國模式」追求的經濟增長，不但力圖迴避經濟增長與環境生態的協調，也力圖迴避城市化的社會進程。農民工保持其農民身份，城市化就走入一種模糊狀態，而農民工作為工人，也同樣呈現一種模糊狀態。

■啟示之四，政府猛於虎

富士康員工連續跳樓自殺，一度鬧得沸沸揚揚， 對富士康乃至鴻海集團管理層而言，社會壓力極其沈重。工人們沒有自己的工會，在資本面前相對弱勢，而一旦他們挺身抗議，以死相爭，資方再強大，也為之不寒而慄。

相比之下，在農村征地，在城市拆遷，許多地方都出現民眾抗議， 也多有人們以死相拼的情況，而以政府出面，或以政府為後盾出面的征地者、拆遷方，比富士康那些粗暴的保安更凶狠殘暴得多。他們可以召喚武裝警察來彈壓民眾，還常常僱用黑社會人員作打手，打傷人是常事，打死人的也不少。即使民眾被逼自焚，他們也無動於衷，甚至幸災樂禍，還趾高氣揚地要對被逼自焚者「依法治罪」。即使社會輿論壯著膽子提出批評，他們蠻不在乎，我行我素，動輒指責群眾「不明真相」，指責輿論 「炒作」，很難看到他們道歉或自我批評。

企業主、工會、政府，三足鼎立，乃市場經濟基礎上的社會常態。 而中國的社會現實，則是共產黨政府凌駕於社會之上，強勢企業主如郭台銘，也不能不正視工人抗議，而政府比這些大老闆強勢百倍。它對「自己企業」的工人罷工無所顧忌地彈壓，對「別人企業」的工人罷工，可以施展手腕耍花樣，加以利用──借用工人的力量壓迫資方，但決不允許工人們自己組織起來。

不過，「別人企業」的工人罷工，以及「別人」的妥協， 都有示範作用，而且更映照出自己的強悍、蠻橫。共產黨政府那猛於虎的尊容，畢竟是藏不住的。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