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江：漲工資和調匯率

近來，中國一線工人要求漲工資的浪潮來勢洶湧。先是有些企業的工人通過自殺等消極方式對非正常的勞動強度和超低的工資報酬表示不滿和抗議，隨後是不少地方的工人通過自發組織罷工的方式來提出增加工資的合理訴求，直到迫使資方就範。與此同時，美國、歐盟和其它中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國也再次發出強烈呼籲，要求中國政府停止操縱人民幣匯率，讓人民幣匯率隨著市場的需求升值。而且美國國會更具體地要求對中國的輸美產品徵收高額進口關稅，以此作為對中國通過操縱人民幣匯率對美傾銷產品的報復。

工人要求漲工資，外國要求調匯率。這些現像在其他國家都是尋常事。但是這兩件事同時發生在今天的中國，卻非常地不尋常。首先，這兩件事疊加在一起，一定會造成對中國出口企業的強大衝擊。這是因為漲工資無疑會增加中國產品的工資成本。而增加工資成本，則會直接消弱中國勞動密集型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人民幣升值也會起到推高出口產品生產成本的效果，從而消弱中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考慮到中國經濟至今並未擺脫對出口產業的依賴，尤其是出口行業直接和間接地涉及到一億多的勞動人口，工資上漲和匯率調升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形成的衝擊不言而喻。

從更深一個層次上看，這兩件事都是對所謂「中國發展模式」的否定和挑戰。 雖然對「中國發展模式」的定義尚無標準，對「中國發展模式」的功效也是褒貶不一，但是無論是贊成者和反對者似乎都認為中國發展模式中少不了兩項重要的內容：一條是中國政府對經濟活動的強力干預；另一條是對勞動者政治權利的限制。沒有這兩條，也就不成其為「中國模式」了。據說，政府強力干預經濟和限制勞動者的政治權利有利於經濟的高速增長，因為這種體制具有「決策快、扯皮少、能夠辦大事、有利於國際競爭」等優勢。

這種模式在一定時期內也的確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形勢的發展越來越清楚地表明，走入依靠出口（以及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的不健康怪圈對一個經濟大國而言並非好事。尤其是出口增長又主要依賴於超高勞動強度和超低勞動成本，以及國家通過人為地壓低匯率和其他形式的補貼。這樣的經濟增長除了對少數既得利益集團以外，對廣大的勞動者並沒有多少福利效應。而且，經濟發展一旦進入這一惡性循環，便逐漸喪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只能沿著這個怪圈越陷越深。更為嚴重的是，一旦工人不接受這樣高付出、低回報的制度安排，一旦國際市場拒絕不公正的競爭，對這種模式進行調整的成本會異常高昂。

種種跡象表明，中國可能正在開始進入這樣一個被動的高成本調整期。中國政府近來對工潮和匯率問題的尷尬立場也頗為耐人尋味。對於罷工風潮，雖然明知不符合法律規定，而且一旦蔓延，會危機中國執政者最為看重的「社會穩定」，但是政府並不敢一味鎮壓，而是樂見勞、資雙方達成增資妥協。對於最新一輪關於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中國政府的態度也遠不如過去那般強硬。胡錦濤、溫家寶最近的多次講話實際上已經作出了人民幣升值的承諾，只不過要求有一個下臺的台階。中國政府的進退兩難表明，漲工資和調匯率這兩項要求，雖然一個來自國內，一項來自國外，但是二者疊加，的確擊中現有中國經濟結構和發展模式的「命門穴」。

原題目：漲工資和調匯率--擊中現有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命門穴」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