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星為什麼不再照耀中國？

2010-06-18 02:00

5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才工作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悉數出席，胡錦濤和溫家寶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做總結講話，會議還以電視電話會議形式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計畫單列市設立了分會場。人才會議如此規格和規模，帶給我們不是激昂振奮和百花爭放，恰恰是萬馬齊暗的悲哀。

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安保人員透過落地窗往外張望

曾幾何時，共產黨領導的紅星中國（簡稱紅中國）為人才發愁過？紅星才在蘇俄閃耀一年半的1919年，五四運動就為14年後以江西瑞金為紅都的中華蘇維埃（中國農村的小蘇聯）準備了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等高幹大才？蘇聯紅星光照中華民國和國民黨的1924∼1927年，黃埔軍校前6期為共產黨培養了林彪、陳賡、徐向前、羅瑞卿、宋時輪、陶鑄、趙一曼、李之龍等64名宣傳軍事人才。1937年，美國左派記者斯諾在英國發表《紅星照耀中國》，煽情的語言將中華民國城市中成千上萬的青年人才引向了充滿危險和希望的紅色延安。中華民國敗退臺灣之際、之後，李四光、錢三強、錢學森等海外大才也紛紛回國效力。

紅星中國曾經在星光燦爛的時候，在旭日東升的時候，很能破常格、得大才。那是因為那時候，其生存危機和發展希望同在。紅星中國，是紅星俄國和共產國際為了共產主義的遠東事業，輸入歐洲意識形態（馬列主義革命宗教）、歐洲軍隊建制（蘇聯紅軍）和歐洲貨幣（俄國盧布）的結果，是個另類，堅守中華正統的軍人、文人、農民和工人都不認可它，消逝是分分鐘的事，為了能生存下來，特別希望大才，完全沒有資格的限制，所以20歲的林彪排長上井岡山，23就成了紅四軍的軍長。毛澤東、周恩來、林彪們並非林沖、武松之類逼上樑山，他們帶著異國輸入的紅色理想，賦予宗教迷情和神聖光環，也是為了不盡聚集一些雞鳴狗盜、殺人放火的盜匪。盜匪般的生存危機和教徒般的理想豪情撐著紅星中國。

中國古代，從傳說中炎黃逐鹿中原到清朝末期截止五千年，可謂五帝、三代的上古，到春秋戰國漢唐中古，再到宋元明清近古，一直都是德政禮治：社會秩序仿效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等自然事物的尊卑序列建立，天文地理決定人文。整個中國古代可謂「道法→德政→禮治→道法」的週而復始，三古莫不如此。社會發展的基本特徵是：做人安分守己，社會和諧有序；治世靠教化，亂世重獎懲。中國古代重視道德，治世主要靠尊長的道德教化，靠賢才的身體力行，過程是自上而下的人心自我約束：道德禮法，但憑我心；花心藏蕊，含苞不放，自在超然。

無論道法（以道為法）、德法（以德為法）、禮法（以禮為法），最後總是人心不古而亂。人心不古，是道、德、禮的心法自律鬆弛，為私利慾望言不由衷、弄虛作假，致使堯舜禪讓難以為繼，湯武革命、周公制禮之治世制度僵死。末代君權規勸無力，改朝換代多以武力，舊朝君臣空談道德，名分制度將賢才都往往壓在社會低層，或雖有幾人點綴也成為笑料。這時候惟有亂世，將軍、宰相才能從卒伍、小吏中嶄露頭角而脫穎而出。世界各民族治亂大多走向衰亡，同一塊土地上是不同民族登場和不同國家亮相。惟有中華黃土地，由中原而邊陲，是華夏、漢族而中華的文明古國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進程中教化、融合周邊尚武部族的過程。分，即亂世，亂了僵死制度，弱了治者的統治力量，使名分不再能夠限制賢才。政界出賢人，軍中出英雄，從頭收拾舊山河，於是依然大中國。總之，亂世出英雄，刀劍可爭王，百花開為合。亂世能人智者出道均為新治世。

中華民國1912∼1949年在大陸，正逢四千年君主國被共和國終結37年的新中國，民權驟然代替君權，雖有民法出現，但兩千年家國禮制奠定的族權、師權傳統下，國民個人權利（人權）發育不全，興民權必起黨爭、戰爭亂象。這亂象前所未有，君主制下宮內宦官爭吵和朝廷黨爭擴大到民間和學校，口水戰中教授們以民權抗官威，才有人的風骨、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儘管這些教授的風骨、獨立人格和自由精神還缺少西方公民的理性和基督徒的平等、博愛正方向，還有些任性，但民權制度畢竟使他們可以成為不合作、拒做官、為尊嚴而戰的大師。傅斯年不活在老師胡適身影下，一生不黨政治中立，復興了孔孟真正君師的尊嚴。梁思成、李四光、錢學森、梁淑溟、傅雷、郭沫若等人，都是中華民國出的大師。

中華民國在大陸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兩個時期人才輩出，除了有真切的民權政治，更有兩政府首腦親民知恥的文化傳統。1926年，段祺瑞執政時發生47名學生被槍殺的「3·18」慘案，仗義執言的教授沒有一個受追究，政府高官羞慚汗顏，總理段祺瑞為劉和珍們長跪不起、引咎辭職並終生吃齋。國民黨 1928∼1945年訓政時期蔣介石威權政治下個人作風開明，器重和包容名教授。蔣介石包容傅斯年翹二郎腿講話的傲慢，反請傅斯年做官，遭拒絕後依然敬重其人品，在傅病逝臺灣的1950年，親臨追悼會致祭。蔣介石曾關押過跟他對罵的安徽大學校長劉文典，釋放劉文典後，對他在清華大學繼續桀驁不馴依然包容。蔣介石一直容忍言論自由「詆毀」其政治形象，從沒像毛澤東那樣自我美化和神化過自己。蔣介石一直寬容《大公報》對他的批評，並在社長張季鸞病逝的1941年，致唁函，稱君子儒張季鸞「一代論宗，精誠愛國……天下所悲。」親自扶柩歸葬。

反觀毛澤東，作為援引馬列主義全盤否定傳統的小人儒和極權領袖，對民國名人毫無對敬重，仗勢欺人，直接拿民國大師當小孩子對待：逼王芸生宣布《大公報》 「歸人民所有」，組織政協委員和學術界批判梁漱溟和梁思成，淫威之下中華民國敢罵蔣介石的劉文典、張奚若、馬寅初等教授全都啞然成為小孩。

這可謂國民黨執政的白日中國（簡稱白中國）的大師，選擇居留紅中國，背棄中華君子不黨傳統的報應。抗戰勝利之後國民黨和蔣介石兌現承諾實行憲政和軍隊國家化，共產黨因為蘇聯支持而拒絕憲政和交出軍隊，發動人海戰術的所謂人民戰爭，矇騙全民反白中國腐敗。白中國敗退臺灣保存中國文化。大陸士農工商全民成了革命教徒，揭批同胞如豺狼般狠毒，服從黨官如綿羊般乖順。紅中國前30年，不停的政治運動和文化革命實質是全力征服白中國的遺民，消滅大師。

紅星中國完全沒有中華文化傳統的道德賢才觀念，必須大破壞才能大建立。說白了，紅星中國需要在中華民國人造亂世。馬列主義鬥爭哲學既古怪又新異，惟有在亂世中其社會敵對主義才會玫瑰花似的迷人心神，殺人毀命的千古罪孽這時候能被描繪成創建「豐衣足食，天下姓共」的大同新人間。歷史如戲，抗戰勝利，中國白日不再閃亮，紅星成太陽；改革成功，紅星中國好戲謝幕，星光不再。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