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聯合國召開第十三屆人權理事會，聯合國酷刑特派專員諾瓦克教授向聯合國提交了世界範圍內酷刑問題的總結報告，其中較為詳盡的揭露了中國的酷刑，引起舉世關注。但是，諾瓦克教授在談到中國關於酷刑的問題時，對中國的認識有所不清。
諾瓦克教授曾親自到中國考察，但是卻遇到了中共的層層阻攔和干擾，他說：「當我去中國的時候，中共外交部的官員堅持著從頭到尾要派人隨時與我同行。我經常被國安人員跟蹤和監視，電話被竊聽。中共通過竊聽我的電話，掌握證人的行動，對證人進行恐嚇打壓，以達到阻止我們在北京見面會談的目的。」
諾瓦克教授所作的報告整體上是客觀公正的，因為很多都是他親自考察後所得出的結論。但是他在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顯出他對中國和中共的認識有所偏差。他在報告中說：對於那些對調查進行阻撓的做法，實際上是不符合那些國家自己的利益的。他並且說：「全面客觀地就按照規定做實地調查和評估，可以幫助締約國政府努力根除酷刑、改善監獄條件。如果政府願意利用調查的發現和報告作為堅實的基礎，符合那些國家自己的利益。」
很顯然，諾瓦克教授是在用一種普適性的觀點來論述根除酷刑對所屬締約國的利益存在著一致性的問題，但是這種認識是不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的。這也是他不能理解中共阻撓和干擾他調查中國酷刑問題的一個原因。
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政黨都是屬於國家的，無論哪一個政黨執政，該黨都是在為國家負責、為人民負責，並在人民的監督中施政。在這樣正常的國情下，廢除酷刑當然有利於這個國家的利益，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在世界上少數國家，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共產極權國家裡，政黨往往是高於國家的。雖說它也自我標榜為人民的政黨，接受人民的監督，可是實質上它卻是把國家當成它自己的附庸，把該黨的利益完全置於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之上。當然，它在奴役人民的同時也有為人民服務之類的說辭。在這方面，中共做的最為徹底。對此《九評》有一段深刻的論述：
「中共常用來警告人民的一句話就是‘亡黨亡國’，‘黨’在‘國’的前面；立國方針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人民從小受的教育是‘聽黨的話’，‘做黨的好孩子’；唱的歌是‘我把黨來比母親’，‘黨啊，親愛的媽媽’，‘黨的恩情比海深’，‘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行動的指南是‘黨指向哪裡，就打到哪裡’；政府救災，人民說的是‘感謝黨和政府’，先謝‘黨’，後謝‘政府’；軍隊的口號是‘黨指揮槍’；連大陸專家嘗試設計的為法官穿的法袍領口上的四顆金色鈕釦，也是從上到下分別象徵著黨、人民、法律和國家。儘管你是法官，黨也是永遠在‘法律’‘國家’和‘人民’之上。」
《九評共產黨》對中共的揭露是深刻和合乎實際的。在中國，中共可以壟斷一切，當然是指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九評》還指出：「共產黨的一切原則都絕對為其集團利益服務，以絕對自私為最高原則，沒有任何道義原則抑制其集團慾望。」中共建政六十年，它從來都是把國家和人民踩在腳下的。而且中共在實施暴政的過程中，最拿手的統治手段就是屠殺和濫施酷刑。只有讓人民保留持久的恐懼感，中共才感到權力的穩妥和自身的安全。而讓人民永遠在恐懼中生存，中共就只有使用酷刑了。
在這種情況下，根除酷刑能有利於中共的政權嗎？人民沒有了恐懼感，去向這個外來邪靈要人權、要自由的時候，它怎麼辦？當然，酷刑是人類文明史上的毒瘡，不符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可是中共為什麼這麼在意世界上對它濫施酷刑的指責，因為那是它維繫政權必不可少的手段。真的要是在中國根除了酷刑的話，老百姓不恐懼了，而中共的恐懼就必然越來越大，因為那是它失去權力過程中的必然反應。一個靠濫殺與酷刑維繫的暴政它本身就是恐懼於人民的；酷刑於人民有害，卻對中共極其的有利。
諾瓦克教授的願望是良好的，他實事求是的調查、客觀公正的向全世界報導，完全是出於道義上的責任。就包括中國的酷刑問題，他能夠提出來，也是對中共的一個痛斥，這包含他對中國以及中國人民的深切同情，我們應感激他。可是他畢竟對中國與中共的關係搞的不十分清楚。當然，我們不苛求於他，一個外國人對中國問題的關注能達到這種程度是難能可貴的。可是對於我們中國人自己來講，我們應該分清中共和中國的關係。現在的中國人已經越來越多的認識到了這樣一個事實，是凡符合中國和中國人民利益的，就必定不符合中共的利益；而符合中共利益的，就必定是以盤剝中國人民和中國國家的利益為基礎和前提的。
中共阻撓諾瓦克教授對中國酷刑問題考察的目的是非常明確的，那就是在使用酷刑恐嚇中國人民以達到其無以復加的剝奪中國人權益的同時，給世界製造一個和諧社會的假象。這種流氓行徑也只有邪惡的中共能夠做的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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